以史为鉴？

最早接触雷颐是从《经济观察报》的“城南旧事”专栏里，一个个小小的历史片断，折射着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思索。

应该说，雷颐的作品是“以史为镜”的代表，以本书而言，单单“何以至此”这四字，就已经是对历史和现实深刻的追问。

然于我而言，史学的意义不应当仅仅是，甚至不应当是“以古喻今”、“有资治道”——历史就是历史，即使“太阳之下，再无新事”，历史也不会简单的重复。不论于观者而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间事件的“本质”有多么近似，事件的偶然与必然、经济与政治、传统与革新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分野。仅从“可资借鉴”一点的需要出发，截取片断来论述，固然不能说错，但于缺乏宏观背景与事件间联系的了解的读者而言，这种将史实简单化平面化的观点却未必是好事，其中可能暗藏着“简单二分”的另一种表现。

即以列宁一篇为例，从列宁于瑞士的境遇和感想、瑞士左派和俄罗斯革命者的比较，固然可以得出“激进者及其观点的广受欢迎是统治者造就的”和“与其单方面批判激进观点，不如呼吁统治者主动变革”这样“有助于当下”的结论。然而，其中却多少包含着跨越文化与国界，将“统治者”、“激进者”等等概念泛化的可能。固然“呼吁统治者主动变革”是避免激进与革命之路，但是却无法从这样的反思中得知，瑞士是“何以至此”的，更无法了解为何从文字中看来“无法避免”的俄国革命，在当时却让列宁本人都大感意外。而最重要的是，对于缺少对瑞士、俄罗斯历史、文化和当时宏观图景了解的人来说，反而容易将俄罗斯革命和瑞士稳定的原因简单化。

我始终觉得，在将历史当做“工具”来解释、指导当下之前，应当首先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在追问它“何以至此”之前，首先要问问它“究竟为何”。然而，当对它有一些了解之后，却要么不愿再将它工具化，要么发现它不能工具化。

雷颐的文章颇为好读，从其文也可看出其人的思想与担当。然从学的角度，却更接近评论乃至“时评”，更适合报刊专栏，与史学关系反倒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