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读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
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精萃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
《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它科研课题，潜心写作教材。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遂由他当时任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面世。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后易名《东汉前中国史纲》。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伤感倍至？！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象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应该象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工夫，使之生气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罗列史事，就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通史」的最高目标，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於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编写通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这不能作一般谦词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材。假如把荫麟的《史纲》与吕、钱两家「通史」对照着读，就看得出上半个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现下亦颇可烛照「左愚」。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於隋唐以前，而略於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於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
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异峰凸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斵。当日情景，以严耕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擅讲演天才，行文一如其演讲，词峰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详参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
到）。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似读得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冷峻有似诚之，而文彩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吕著更易谋合。他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以为，这才是荫麟《史纲》的长处。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断（包括两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伺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於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张荫麟先生的史学〉）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自序二〉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可检阅。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亦堪称绝。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象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繁。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於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2章到第7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系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大关节，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於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锋利。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於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弃「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象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於「此山中」也未必就识得「真面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作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的走到后来这样的田地。
辟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义。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已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目的」，可以托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等）较浓，还容得想入非非。「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活着，史学还有什么生气？
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晶体，先行刊登於1935年《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度的组合，绘声绘色地揭示出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社会各阶层、城乡生活状况、政治管理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演化史迹，说得都有根有据，平和易懂。在所有通史教材里，对周代社会的整体勾勒，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荫麟更周全、更清晰的，无一句落空。
通过九节逐次的生动描述，读者可以信服地看明白：周代既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模样，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异。它就是具具体体的一个社会历史个案，是由我们祖先独创的，有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封建」，以家族、宗族聚邑为基础，由部族方邦联合，而进至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封邦建国」，「散漫」（注意，这是荫麟的特别用词）的「封建」。再走下去怎样？稍后就说到。
荫麟并不回避奴隶问题，而且描述细致具体。但置於他的整体结构之中，奴隶的地位、作用也是一目了然，不容有异想天开的余地。对奴隶，我们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夸张」。荫麟在书中具体比较了贵人的奴隶与乡邑农民（庶民）生活处境的同异后，说道：「（庶民）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说的是在特殊的情景下，苛税杂役法外扰民。荫麟就是那样地真诚，不肯迁就流行，不愿意把话说死。说死了，历史就不是活生生的，可以让人回味的。试想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形在史书中不就经常见到？极端的例子，明清河北正定、河间一带专出太监，怎么
理解？为什么好好地不当自由的农民？要说有「奴隶社会」，一座大观园不就是，还用得着到说不清的商朝去找？！
由第2章而下，直到第7章秦统一止，实际整个成一系统。这是有关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大关节。对这种历史变动，在第5章第1节，以优美似散文的笔调交代了总的态势：「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然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
历史有静和动两方面。前者，荫麟称之为「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亦即社会学里的「社会结构分析」。〈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主体部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相对於静的结构的描写，后五章，就是荫麟称为的「变动的记录」，有时就径称「演化」。它所涉及的，相当於社会学中的「发展」和「变迁」两个范畴。荫麟的基本立场，在〈自序一〉下半部分作了扼要的说明。
吕思勉、钱穆在他们的通史引论里，都说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历史的风韵」由此而异。这都说明由辨同异而断动变，是通史家着力入针的「要穴」。历史的静不好写，但动的历史更难驾驭，特需要识见。
荫麟称自己是倾向於「演化史观」的。但在〈总结算〉里特别申明，他与近世流行的进化论之间有不少原则性的分歧。他所特别不能苟同的，一是崇尚「突变」。他说：「吾人若追溯其过去之历史，则必为一演化之历程；其中各时代新事物之出现，虽或有疾迟多寡之殊，惟无一时焉，其面目顿改，连续中断，譬若妖怪幻身，由霓裳羽衣忽而为苍髯皓首者。」他不相信靠朝夕之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举动能造作出奇迹，什么事情前后都有纠葛丝攀，只能渐渐地变动。这层意思，在关於春秋战国变化态势的描述里，已经用近乎文学的语言表达得很生动。二是迷信「必然」。荫麟主张：「一切民族之历史之通则，宜从一切或至少大多数民族之历史中归纳而出结论。其能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他戏称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执世界同一的演化程式，为「一条鞭式的社会演化论」，是「欲将我国古代生活记录生吞活剥以适合之」。
荫麟后一段意思，需要略为申述一下。我试问过自己，什么叫历史必然？
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步一步慢慢踩踏出一条路来的。回过头看，曲曲折折的长路，一直连到天地洪荒，一代接一代的人，精心算天算地算人算己，都算不准确，那长程轨迹、那总的结果却是明白的。这结果一定跟「理念」有偏差，跟别的国家、民族更不一样。事后，对这种结局作因果的清理，便得出了所谓的「必然」。以后呢，以后再说。历史学家除此而外，还能做什么？
当然，荫麟对这种「过程」的历史感觉，决不会象我上面说的那样浅陋。他既有高度，也有深度，把这称之为「定向的发展」。他说：「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於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自序一〉）我想，这就是荫麟对多元发散性思维一次成功的运用。
西周之后，中国历史走向如何？荫麟在刚开始说西周时，就早早埋下伏笔，它实际上是后五章的总起：「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一千来年的变动轨迹及其特征，荫麟的归纳就这样要言不烦。
中国的历史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但她的神韵读多了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荫麟这一个「散漫」，一个「统一」，真是把前后两种不同的历史意境点化得「神」了。在之前，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大」的好处；在之后，中国人从此也要同时备尝「大」的难处。这种历史的通感，荫麟犹如名医，号脉是如此准稳。
商周王国（荫麟称「帝国」，因为商王或周王有时也自称「帝」），绝对不象现今有些史家说的，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更象是一个散漫程度略有差异的方邦联合，但都必须以我（商或周族）为核心，不是平等的联合（有君臣的名分）。它明智的地方，表现在尽可能不破坏原有方邦的社会组织，稳定基层，「一国多制」。正象荫麟说的，周人实行的是地方分治：「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於上级称臣，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第2章第1节）。在中国历史上，只在这个时期才有真正名符其实的贵族阶级和地方分权。如果这种历史格局一直延续不变，那中国的历史也许与欧洲的历史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不至於后来谁也认不得谁，如同陌路人。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周的「礼制」再完美、再周密，也抵不住人性恶的情欲本能。世袭贵族阶级（公室、世卿）为算计自己的利益，算计别人的利益，「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第2章第9节），终於不断地相互争斗、相互残杀，出新招，换花样，竟把一个旧的社会秩序给毁了，也亲手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送进了坟墓。在春秋战国的五、六百年里，再没有比贵族阶级渐次在自杀中消灭再重大的事件。不知不觉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围着这个中心转；谁也没有料到，人人都在唱「葬花词」。自杀总比他杀更多悲剧的情味。中国历史终於朝着另一方向走去。这就是荫麟化了五章的篇幅（其中包括相应的思潮起伏，此处割爱不赘），讲了许多故事，要托给我们的这种特具中国韵味的「动的历史记录」。
对这一变动，前辈史家间的价值评判颇有出入，但大历史的构架都是一致的。其中以诚之先生说得最明白。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代：（甲）部族时代，（乙）封建时代，（丙）统一时代。钱氏《国史大纲》大体也是循这一思路定纲目的。荫麟在《史纲》里没有总括，但与吕、钱两家完全不谋而合。读者可以比照现行市场上出名的「通史」，孰者真实，孰为虚假？！
我的感慨，不奇怪别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总爱抱着「自古以来论」不放。假若什么都是「自古如此」，那你还搞什么历史研究？！现在的有些名家，与前辈不同的，就是市场意识太浓，走走，就象大广场上拿话筒唱假歌的歌星。
第7章第3节，荫麟破例地引证了秦始皇纪功石刻的原文，然后似乎很不经意地写道：「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荫麟没有能把《史纲》写完，但就在上面那段不经意的点题里，已经把此后全部历史的总题目交代给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笔法。
从此，「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满天下多是皇帝任命的官，直到宣统逊位。在考试（科举前亦有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布衣士子平地可跳「跳龙门」，但到头来都是争着为皇帝打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成了这种官僚政治深层的劣根痼疾（吕思勉先生多次论及）；也正因为如此，「清官」物以稀为贵，才特别叫座。对皇帝的好处是不用说的，「科举市场」人才资源充足，谁不老实，就招别的人来打工，所以宦海浮沉，风波不断，至有「做鬼的又来了」的笑话（武则天宫女语）。对这一点，唯有已故傅衣凌先生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的体制，特点不在「长期停滞」，妙在它「最富弹性」，死去还可以活来。
试想，此后二千来年，所有的历史还不是围着这「空前」的「大」字，一代一代的不停地补苴罅漏，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铁打」的君王与「流水」的职官之间的关系，为宽猛、收放、和战、治乱等等难题，费尽心机。其中历史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前车倾覆，后者修轨；拨乱反正，正又复生奇。我们的全部古代政治学，都写在《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里头。平心而论，成功是巨大的。林语堂好刻薄，记得他说过：「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中国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大意）。能说语堂先生刺耳的幽默里不包含真理？《东汉前中国史纲》刚开了头，例如关於汉武帝的经济对策、关於王莽脱离实际的改制闹剧，都写得很有意思。在两宋的遗篇里，对兴亡盛衰的讨论要更深入得多。
总之，中国历史可以回味的地方很多。荫麟《史纲》里值得回味的地方也还有很多。最后，我要郑重地向读者宣传：真正生动的、真实的通史，如荫麟那样，应该是大有读头的。
改定於1999年9月8日
（原载《百年》杂志1999年11月号）
《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它科研课题，潜心写作教材。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遂由他当时任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面世。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后易名《东汉前中国史纲》。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伤感倍至？！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象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应该象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工夫，使之生气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罗列史事，就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通史」的最高目标，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於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编写通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这不能作一般谦词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材。假如把荫麟的《史纲》与吕、钱两家「通史」对照着读，就看得出上半个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现下亦颇可烛照「左愚」。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於隋唐以前，而略於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於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
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异峰凸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斵。当日情景，以严耕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擅讲演天才，行文一如其演讲，词峰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详参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
到）。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似读得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冷峻有似诚之，而文彩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吕著更易谋合。他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以为，这才是荫麟《史纲》的长处。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断（包括两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伺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於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张荫麟先生的史学〉）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自序二〉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可检阅。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亦堪称绝。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象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繁。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於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2章到第7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系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大关节，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於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锋利。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於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弃「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象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於「此山中」也未必就识得「真面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作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的走到后来这样的田地。
辟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义。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已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目的」，可以托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等）较浓，还容得想入非非。「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活着，史学还有什么生气？
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晶体，先行刊登於1935年《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度的组合，绘声绘色地揭示出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社会各阶层、城乡生活状况、政治管理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演化史迹，说得都有根有据，平和易懂。在所有通史教材里，对周代社会的整体勾勒，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荫麟更周全、更清晰的，无一句落空。
通过九节逐次的生动描述，读者可以信服地看明白：周代既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模样，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异。它就是具具体体的一个社会历史个案，是由我们祖先独创的，有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封建」，以家族、宗族聚邑为基础，由部族方邦联合，而进至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封邦建国」，「散漫」（注意，这是荫麟的特别用词）的「封建」。再走下去怎样？稍后就说到。
荫麟并不回避奴隶问题，而且描述细致具体。但置於他的整体结构之中，奴隶的地位、作用也是一目了然，不容有异想天开的余地。对奴隶，我们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夸张」。荫麟在书中具体比较了贵人的奴隶与乡邑农民（庶民）生活处境的同异后，说道：「（庶民）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说的是在特殊的情景下，苛税杂役法外扰民。荫麟就是那样地真诚，不肯迁就流行，不愿意把话说死。说死了，历史就不是活生生的，可以让人回味的。试想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形在史书中不就经常见到？极端的例子，明清河北正定、河间一带专出太监，怎么
理解？为什么好好地不当自由的农民？要说有「奴隶社会」，一座大观园不就是，还用得着到说不清的商朝去找？！
由第2章而下，直到第7章秦统一止，实际整个成一系统。这是有关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大关节。对这种历史变动，在第5章第1节，以优美似散文的笔调交代了总的态势：「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然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
历史有静和动两方面。前者，荫麟称之为「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亦即社会学里的「社会结构分析」。〈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主体部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相对於静的结构的描写，后五章，就是荫麟称为的「变动的记录」，有时就径称「演化」。它所涉及的，相当於社会学中的「发展」和「变迁」两个范畴。荫麟的基本立场，在〈自序一〉下半部分作了扼要的说明。
吕思勉、钱穆在他们的通史引论里，都说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历史的风韵」由此而异。这都说明由辨同异而断动变，是通史家着力入针的「要穴」。历史的静不好写，但动的历史更难驾驭，特需要识见。
荫麟称自己是倾向於「演化史观」的。但在〈总结算〉里特别申明，他与近世流行的进化论之间有不少原则性的分歧。他所特别不能苟同的，一是崇尚「突变」。他说：「吾人若追溯其过去之历史，则必为一演化之历程；其中各时代新事物之出现，虽或有疾迟多寡之殊，惟无一时焉，其面目顿改，连续中断，譬若妖怪幻身，由霓裳羽衣忽而为苍髯皓首者。」他不相信靠朝夕之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举动能造作出奇迹，什么事情前后都有纠葛丝攀，只能渐渐地变动。这层意思，在关於春秋战国变化态势的描述里，已经用近乎文学的语言表达得很生动。二是迷信「必然」。荫麟主张：「一切民族之历史之通则，宜从一切或至少大多数民族之历史中归纳而出结论。其能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他戏称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执世界同一的演化程式，为「一条鞭式的社会演化论」，是「欲将我国古代生活记录生吞活剥以适合之」。
荫麟后一段意思，需要略为申述一下。我试问过自己，什么叫历史必然？
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步一步慢慢踩踏出一条路来的。回过头看，曲曲折折的长路，一直连到天地洪荒，一代接一代的人，精心算天算地算人算己，都算不准确，那长程轨迹、那总的结果却是明白的。这结果一定跟「理念」有偏差，跟别的国家、民族更不一样。事后，对这种结局作因果的清理，便得出了所谓的「必然」。以后呢，以后再说。历史学家除此而外，还能做什么？
当然，荫麟对这种「过程」的历史感觉，决不会象我上面说的那样浅陋。他既有高度，也有深度，把这称之为「定向的发展」。他说：「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於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自序一〉）我想，这就是荫麟对多元发散性思维一次成功的运用。
西周之后，中国历史走向如何？荫麟在刚开始说西周时，就早早埋下伏笔，它实际上是后五章的总起：「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一千来年的变动轨迹及其特征，荫麟的归纳就这样要言不烦。
中国的历史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但她的神韵读多了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荫麟这一个「散漫」，一个「统一」，真是把前后两种不同的历史意境点化得「神」了。在之前，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大」的好处；在之后，中国人从此也要同时备尝「大」的难处。这种历史的通感，荫麟犹如名医，号脉是如此准稳。
商周王国（荫麟称「帝国」，因为商王或周王有时也自称「帝」），绝对不象现今有些史家说的，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更象是一个散漫程度略有差异的方邦联合，但都必须以我（商或周族）为核心，不是平等的联合（有君臣的名分）。它明智的地方，表现在尽可能不破坏原有方邦的社会组织，稳定基层，「一国多制」。正象荫麟说的，周人实行的是地方分治：「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於上级称臣，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第2章第1节）。在中国历史上，只在这个时期才有真正名符其实的贵族阶级和地方分权。如果这种历史格局一直延续不变，那中国的历史也许与欧洲的历史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不至於后来谁也认不得谁，如同陌路人。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周的「礼制」再完美、再周密，也抵不住人性恶的情欲本能。世袭贵族阶级（公室、世卿）为算计自己的利益，算计别人的利益，「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第2章第9节），终於不断地相互争斗、相互残杀，出新招，换花样，竟把一个旧的社会秩序给毁了，也亲手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送进了坟墓。在春秋战国的五、六百年里，再没有比贵族阶级渐次在自杀中消灭再重大的事件。不知不觉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围着这个中心转；谁也没有料到，人人都在唱「葬花词」。自杀总比他杀更多悲剧的情味。中国历史终於朝着另一方向走去。这就是荫麟化了五章的篇幅（其中包括相应的思潮起伏，此处割爱不赘），讲了许多故事，要托给我们的这种特具中国韵味的「动的历史记录」。
对这一变动，前辈史家间的价值评判颇有出入，但大历史的构架都是一致的。其中以诚之先生说得最明白。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代：（甲）部族时代，（乙）封建时代，（丙）统一时代。钱氏《国史大纲》大体也是循这一思路定纲目的。荫麟在《史纲》里没有总括，但与吕、钱两家完全不谋而合。读者可以比照现行市场上出名的「通史」，孰者真实，孰为虚假？！
我的感慨，不奇怪别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总爱抱着「自古以来论」不放。假若什么都是「自古如此」，那你还搞什么历史研究？！现在的有些名家，与前辈不同的，就是市场意识太浓，走走，就象大广场上拿话筒唱假歌的歌星。
第7章第3节，荫麟破例地引证了秦始皇纪功石刻的原文，然后似乎很不经意地写道：「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荫麟没有能把《史纲》写完，但就在上面那段不经意的点题里，已经把此后全部历史的总题目交代给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笔法。
从此，「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满天下多是皇帝任命的官，直到宣统逊位。在考试（科举前亦有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布衣士子平地可跳「跳龙门」，但到头来都是争着为皇帝打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成了这种官僚政治深层的劣根痼疾（吕思勉先生多次论及）；也正因为如此，「清官」物以稀为贵，才特别叫座。对皇帝的好处是不用说的，「科举市场」人才资源充足，谁不老实，就招别的人来打工，所以宦海浮沉，风波不断，至有「做鬼的又来了」的笑话（武则天宫女语）。对这一点，唯有已故傅衣凌先生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的体制，特点不在「长期停滞」，妙在它「最富弹性」，死去还可以活来。
试想，此后二千来年，所有的历史还不是围着这「空前」的「大」字，一代一代的不停地补苴罅漏，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铁打」的君王与「流水」的职官之间的关系，为宽猛、收放、和战、治乱等等难题，费尽心机。其中历史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前车倾覆，后者修轨；拨乱反正，正又复生奇。我们的全部古代政治学，都写在《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里头。平心而论，成功是巨大的。林语堂好刻薄，记得他说过：「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中国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大意）。能说语堂先生刺耳的幽默里不包含真理？《东汉前中国史纲》刚开了头，例如关於汉武帝的经济对策、关於王莽脱离实际的改制闹剧，都写得很有意思。在两宋的遗篇里，对兴亡盛衰的讨论要更深入得多。
总之，中国历史可以回味的地方很多。荫麟《史纲》里值得回味的地方也还有很多。最后，我要郑重地向读者宣传：真正生动的、真实的通史，如荫麟那样，应该是大有读头的。
改定於1999年9月8日
（原载《百年》杂志1999年11月号）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