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知识分子是如何消灭自己的
（导）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由暴力的冲撞开始。表面上，是国家的实力抗衡。但其实，更是个人不断成长、发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专制独裁政体下被“牧养”的“老百姓”，此种内在的需求，注定要求相匹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此，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才能成为百年中国，最核心的一个议题。那么，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此议题，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
日前，《晨报周刊》对话历史学家雷颐，探询历史和现实何以至此的因缘。
（主）雷颐：知识分子是如何消灭自己的
文|袁复生 图|杨抒怀
前几个月。本刊做了两期关于“常识和伪常识”的专题。
向读者和专家们，分别征询各自眼中的常识。综合大家所见，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最需要的第一条常识，就是国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义之间，究竟应该遵循如何的规则？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纠缠于中国现代化的始终。1932-1933年间，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就曾因这个问题，发生过十分激烈的辩论。
雷颐在其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日本现代教育的开创者森有礼，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主义者，但最后却被强调“日本国情”的国粹派青年刺杀的悲剧为例，告诉我们，国家主义是一种激素、毒药，也是个魔咒。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为灵魂的日本教育武装下的几代人，50年间，最后将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一开始强大，后来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
辉煌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最后诞生出了一个破碎的失败国家？
这难道不是森有礼，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应该反复探询的问题吗？
【森有礼悲剧】
（）将军国主义的灵魂注入日本近代教育的他，却被“国粹派”刺杀了
1875年底。
大清帝国的第一重臣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在当时的天朝，李鸿章可以说是最有见识的人了。
“但森有礼，比李更有见识。”写过《李鸿章与晚晴四十年》的雷颐说。
其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刚进行了7年。
其时，李鸿章52岁，森有礼28岁。
在雷颐的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关于森有礼的这一篇，《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森有礼的悲剧》，颇含深意。
“因为研究李鸿章，所以看到森有礼的资料，就很感兴趣。其实不仅有森有礼，当时日本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从明治维新初期的‘自由主义’，学习欧美的民主、自由，转向了对于天皇权威的加强，对于国家权威的维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学的普鲁斯王朝的君主立宪，明治的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比普鲁斯又加强了。”
在1875年之前，森有礼先是在英国和美国游学。1871年，24岁的森有礼，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驻美公使。
在驻美公使的任上，森有礼做了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向美国的大学校长、教授、政府官员、文化界人士，广泛征集关于教育的意见，请大家畅谈教育的原则、理念和对日本创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议。
这本由森有礼的咨询信，和包括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 . Wooleey ,1801-1889）、哈佛大学校长欧理德（Charles W . Eliot ,1834-1926）、政治家鲍德威（时任美国教育部长，George S . Boutwell , 1818-1905）和加非德（Jams Abram Garfield , 1831-1881）、著名物理学家恩利约瑟（Jeseph Henry , 1797-1878）、数学和天文学家满勒（David Murray , 1830-1908）、传教士潘林溪（Octuavius Perinchief , 1829-1877）等13位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回信组成的《Education in Japan》，1873年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介绍、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
1873年，森有礼回到日本，担任外务大丞。他也发起了“日本第一个合法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社团——明六社。”他本人，也被称为是日本的“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明六社，也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不过，“还政于民”的民主自由运动，即便是敢于主动变革的明治天皇，也是如此不适应，深受刺激。
于是。1875年，发布“谗谤律”、《报纸条例》；1876年，发布“演说取缔令”；1879年，发布《集会条例》。森有礼的“明六社”，也在1875年被迫自动解散。
“迫于压力”，森有礼转向了国家主义。
1881年，在日本的宪法审议上，森有礼质疑伊藤博文提出的“天皇经帝国议会的承认行使立法权”，觉得“承认”不妥。他说：“倘若赋予议会如此最高权力，则将使日本传统国体发 生大变化，形成所谓君民同治之势。”有评论说：“曾是启蒙思想家的森有礼反对大变革，否定‘君民同治’，拒绝‘帝国议会的权力’。”
1885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他在建立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的同时，也把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变成了教育的灵魂。披上的，是西方教育的皮。
国家主义是一种激素。
明治政府，就是在这样的激素之下，很快强大起来了。日本的国力强盛，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与其说这是“维新”的胜利，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明治”的胜利。
这些胜利，正是伊藤博文和森有礼们所期待的。
但是，森有礼却看不到了——1889年2月11日，正准备参加明治宪法庆典的森有礼，被一名叫的日本青年暗杀在官邸。
这名年轻暗杀的他的原因，说起来也让人扼腕——刺客西野文太郎是个“国粹派”，因“轻信社会上关于森有礼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的行为”，于是用刀劈杀之。也有说法，因为森有礼鼓励日本人学英语，所以被“国粹派”视为“卖民贼”。
实际上，森有礼是成功地“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将“传统儒学、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神道教融为一体，成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的主将。（据说，森有礼也是萨摩藩示现流高手，就是那种传说中的迎风一刀斩。）
【钱端升与胡适】
（）1930年代，希望中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比选择人权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森有礼悲剧”，远远不是孤例。
在1988年就开始研究胡适的雷颐说，“胡适那种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为你的国家争自由的思想，在当年的中国，真正认同的人也很少。胡适是名气大，但真正在思想上的追随者，很少很少。尤其是抗战的时候，只有他和张奚若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能够坚持一贯的思想，要自由，要平等。
当时的其他人，一看日本人快打来了，就完全倒向了国家主义了。像丁文江、蒋廷黻这样的知识分子，1920年代梦想‘好人政府’，到后来九一八事件了，福建那边的十九路军又反蒋了，他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国家的问题。有政府，我们就要支持它。他们提出了‘新专制主义’。”
丁文江说，“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曾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文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也正是丁、蒋等人的逻辑，因为觉得“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
1932年，蒋廷黻被邀请参加“国难会议”，发表《参加扩大会议回忆》说：国难时期都应该提倡政治改造以免分散国人对外的力量，认为应该“拥护中央”，因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和任何制度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的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学会的时候，不用说语法，更不用谈修辞学”。
就连哈佛大学博士、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钱端升，都觉得民主国家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走独裁的、专制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发展。钱端升说，要“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为了这个目标，甚至可以选择极权主义的国家，即“国家之权是无限制的，国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仅是国家行使职务时的一种工具。”
只有胡适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坚持“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因为，民主政治，并没有那么高难度。他说：“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那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
这一场1930年代的讨论，集中发表在《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2010年1月，山西学者智效民，将其收集在《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一书中。纵观全书，在1930年代，希望中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比选择人权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可是，即便是胡适这种人物。到了晚年，他的国家主义的影子，还是不免流露出来，促使他在“吴国桢投书骂蒋”事件中，说错了话，成为其晚年的一个败笔。
1953年，被逼去美国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4年在《look》杂志撰文批评两蒋《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吴说，“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秘密警察、国民党和其他权威机构买单，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
为了维护蒋，胡适不仅指责吴“没道德感”，还写了《台湾是多么自由》。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
“在自由中国拥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迁徙自由、择业自由、进入台湾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Vermont）、堪萨斯（Kansas）或俄勒冈（Oregon）。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难怪殷海光说，晚年的胡适，只能打40分。
胡适晚年的保守，其实只是轻微的国家主义的倾向。而国家主义的极端，便是钱端升先生介绍的极权主义国家。
与独裁不同的是，极权主义国家是“Totalitarian State”，钱端升根据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和苏联的情形总结说是“国家权力无限，而这无限的权力则由一党专享。党之内则又大多有一权力无限的领袖。”
【贝多芬与喇叭裤】
（）人民有没有选择听贝多芬的权利？
国家干预一切，在中国文革时到达了顶峰。
9月27日晚，在熬吧举行的《晚清以来的大变局终结了吗？》沙龙上。雷颐首先发问：“人民有没有选择听贝多芬的权利？”
在他的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他用了5篇文章，谈文革期间的音乐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背后的政治斗争。
1977年3月26日，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纪念日。这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地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这首曲子，使正在当兵的雷颐，“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起来。”
多年以后，成为历史学家的雷颐，重新看到此次播放贝多芬的材料时，也一样觉得十分惊讶——这次播出贝多芬，竟然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来讨论，连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都说这个我定不了。
而促使贝多芬解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交响乐团的李德伦，在送给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特别强调了，贝多芬也是革命导师列宁最喜欢的音乐。
贝多芬解放之后。
即便是离政治最远的音乐，也一样残留着政治的影响。比如在文革中，曾被带过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的吕骥，1979年还是觉得抒情歌曲“还是戴一顶革命的帽子为好”，觉得流行歌曲和新潮音乐是两个应该警惕和批判的“冲击波”。
崔健的《一无所有》出来时，还是遭遇到了极其猛烈的批评，批评的理由，无非是觉得对国家不利，毒害青年。
然而，这种“每一个毛孔都要被管制”的体制，究竟能催生出什么伟大的奇迹呢？1974年，雷颐在福州参军，1978年，他离开福州时，发现当时的农村，和四年前，简直一摸一样。而1982年，他再去到农村，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的觉醒，是从亲身看到的历史变化开始的。计划经济，只能集中力量做极少的几件大事，而对整个人民的生活改善，是无能为力的。”
计划经济，也就是当年钱端升说的统制经济，就是国家主义的完善经济形态。这个经济下的苏联，他极其羡慕的苏联，后来崩溃了。
而他自己呢？
解放后的钱端升，曾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首任院长，但他的处境，却大大不妙。
1951年，钱端升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1989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对当年的青年教师许章润说：“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图说
2010年9月26日，雷颐在晨报大讲堂的现场。他说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很多是从自身的经验获得的，计划、极权社会下，对个人权利极大扭曲的促使了他们对个体和国家关系的反思。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书影。在这本书中，除了森有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容闳。他几乎参与了晚清以来的变革的全过程，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没有人身依附于一些利益集团，相对保持着独立性，为了实现自己对国家的理想。雷颐说，这个人物，特别值得知识分子注意。
《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书影。这本书收集了193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模式选择的论争，最后这场论争，还是因为抗战打断了。
日前，《晨报周刊》对话历史学家雷颐，探询历史和现实何以至此的因缘。
（主）雷颐：知识分子是如何消灭自己的
文|袁复生 图|杨抒怀
前几个月。本刊做了两期关于“常识和伪常识”的专题。
向读者和专家们，分别征询各自眼中的常识。综合大家所见，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最需要的第一条常识，就是国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义之间，究竟应该遵循如何的规则？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纠缠于中国现代化的始终。1932-1933年间，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就曾因这个问题，发生过十分激烈的辩论。
雷颐在其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日本现代教育的开创者森有礼，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主义者，但最后却被强调“日本国情”的国粹派青年刺杀的悲剧为例，告诉我们，国家主义是一种激素、毒药，也是个魔咒。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为灵魂的日本教育武装下的几代人，50年间，最后将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一开始强大，后来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
辉煌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最后诞生出了一个破碎的失败国家？
这难道不是森有礼，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应该反复探询的问题吗？
【森有礼悲剧】
（）将军国主义的灵魂注入日本近代教育的他，却被“国粹派”刺杀了
1875年底。
大清帝国的第一重臣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在当时的天朝，李鸿章可以说是最有见识的人了。
“但森有礼，比李更有见识。”写过《李鸿章与晚晴四十年》的雷颐说。
其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刚进行了7年。
其时，李鸿章52岁，森有礼28岁。
在雷颐的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关于森有礼的这一篇，《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森有礼的悲剧》，颇含深意。
“因为研究李鸿章，所以看到森有礼的资料，就很感兴趣。其实不仅有森有礼，当时日本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从明治维新初期的‘自由主义’，学习欧美的民主、自由，转向了对于天皇权威的加强，对于国家权威的维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学的普鲁斯王朝的君主立宪，明治的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比普鲁斯又加强了。”
在1875年之前，森有礼先是在英国和美国游学。1871年，24岁的森有礼，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驻美公使。
在驻美公使的任上，森有礼做了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向美国的大学校长、教授、政府官员、文化界人士，广泛征集关于教育的意见，请大家畅谈教育的原则、理念和对日本创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议。
这本由森有礼的咨询信，和包括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 . Wooleey ,1801-1889）、哈佛大学校长欧理德（Charles W . Eliot ,1834-1926）、政治家鲍德威（时任美国教育部长，George S . Boutwell , 1818-1905）和加非德（Jams Abram Garfield , 1831-1881）、著名物理学家恩利约瑟（Jeseph Henry , 1797-1878）、数学和天文学家满勒（David Murray , 1830-1908）、传教士潘林溪（Octuavius Perinchief , 1829-1877）等13位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回信组成的《Education in Japan》，1873年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介绍、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
1873年，森有礼回到日本，担任外务大丞。他也发起了“日本第一个合法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社团——明六社。”他本人，也被称为是日本的“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明六社，也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不过，“还政于民”的民主自由运动，即便是敢于主动变革的明治天皇，也是如此不适应，深受刺激。
于是。1875年，发布“谗谤律”、《报纸条例》；1876年，发布“演说取缔令”；1879年，发布《集会条例》。森有礼的“明六社”，也在1875年被迫自动解散。
“迫于压力”，森有礼转向了国家主义。
1881年，在日本的宪法审议上，森有礼质疑伊藤博文提出的“天皇经帝国议会的承认行使立法权”，觉得“承认”不妥。他说：“倘若赋予议会如此最高权力，则将使日本传统国体发 生大变化，形成所谓君民同治之势。”有评论说：“曾是启蒙思想家的森有礼反对大变革，否定‘君民同治’，拒绝‘帝国议会的权力’。”
1885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他在建立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的同时，也把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变成了教育的灵魂。披上的，是西方教育的皮。
国家主义是一种激素。
明治政府，就是在这样的激素之下，很快强大起来了。日本的国力强盛，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与其说这是“维新”的胜利，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明治”的胜利。
这些胜利，正是伊藤博文和森有礼们所期待的。
但是，森有礼却看不到了——1889年2月11日，正准备参加明治宪法庆典的森有礼，被一名叫的日本青年暗杀在官邸。
这名年轻暗杀的他的原因，说起来也让人扼腕——刺客西野文太郎是个“国粹派”，因“轻信社会上关于森有礼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的行为”，于是用刀劈杀之。也有说法，因为森有礼鼓励日本人学英语，所以被“国粹派”视为“卖民贼”。
实际上，森有礼是成功地“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将“传统儒学、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神道教融为一体，成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的主将。（据说，森有礼也是萨摩藩示现流高手，就是那种传说中的迎风一刀斩。）
【钱端升与胡适】
（）1930年代，希望中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比选择人权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森有礼悲剧”，远远不是孤例。
在1988年就开始研究胡适的雷颐说，“胡适那种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为你的国家争自由的思想，在当年的中国，真正认同的人也很少。胡适是名气大，但真正在思想上的追随者，很少很少。尤其是抗战的时候，只有他和张奚若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能够坚持一贯的思想，要自由，要平等。
当时的其他人，一看日本人快打来了，就完全倒向了国家主义了。像丁文江、蒋廷黻这样的知识分子，1920年代梦想‘好人政府’，到后来九一八事件了，福建那边的十九路军又反蒋了，他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国家的问题。有政府，我们就要支持它。他们提出了‘新专制主义’。”
丁文江说，“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曾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文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也正是丁、蒋等人的逻辑，因为觉得“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
1932年，蒋廷黻被邀请参加“国难会议”，发表《参加扩大会议回忆》说：国难时期都应该提倡政治改造以免分散国人对外的力量，认为应该“拥护中央”，因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和任何制度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的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学会的时候，不用说语法，更不用谈修辞学”。
就连哈佛大学博士、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钱端升，都觉得民主国家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走独裁的、专制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发展。钱端升说，要“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为了这个目标，甚至可以选择极权主义的国家，即“国家之权是无限制的，国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仅是国家行使职务时的一种工具。”
只有胡适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坚持“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因为，民主政治，并没有那么高难度。他说：“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那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
这一场1930年代的讨论，集中发表在《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2010年1月，山西学者智效民，将其收集在《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一书中。纵观全书，在1930年代，希望中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比选择人权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可是，即便是胡适这种人物。到了晚年，他的国家主义的影子，还是不免流露出来，促使他在“吴国桢投书骂蒋”事件中，说错了话，成为其晚年的一个败笔。
1953年，被逼去美国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4年在《look》杂志撰文批评两蒋《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吴说，“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秘密警察、国民党和其他权威机构买单，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
为了维护蒋，胡适不仅指责吴“没道德感”，还写了《台湾是多么自由》。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
“在自由中国拥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迁徙自由、择业自由、进入台湾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Vermont）、堪萨斯（Kansas）或俄勒冈（Oregon）。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难怪殷海光说，晚年的胡适，只能打40分。
胡适晚年的保守，其实只是轻微的国家主义的倾向。而国家主义的极端，便是钱端升先生介绍的极权主义国家。
与独裁不同的是，极权主义国家是“Totalitarian State”，钱端升根据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和苏联的情形总结说是“国家权力无限，而这无限的权力则由一党专享。党之内则又大多有一权力无限的领袖。”
【贝多芬与喇叭裤】
（）人民有没有选择听贝多芬的权利？
国家干预一切，在中国文革时到达了顶峰。
9月27日晚，在熬吧举行的《晚清以来的大变局终结了吗？》沙龙上。雷颐首先发问：“人民有没有选择听贝多芬的权利？”
在他的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他用了5篇文章，谈文革期间的音乐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背后的政治斗争。
1977年3月26日，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纪念日。这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地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这首曲子，使正在当兵的雷颐，“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起来。”
多年以后，成为历史学家的雷颐，重新看到此次播放贝多芬的材料时，也一样觉得十分惊讶——这次播出贝多芬，竟然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来讨论，连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都说这个我定不了。
而促使贝多芬解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交响乐团的李德伦，在送给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特别强调了，贝多芬也是革命导师列宁最喜欢的音乐。
贝多芬解放之后。
即便是离政治最远的音乐，也一样残留着政治的影响。比如在文革中，曾被带过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的吕骥，1979年还是觉得抒情歌曲“还是戴一顶革命的帽子为好”，觉得流行歌曲和新潮音乐是两个应该警惕和批判的“冲击波”。
崔健的《一无所有》出来时，还是遭遇到了极其猛烈的批评，批评的理由，无非是觉得对国家不利，毒害青年。
然而，这种“每一个毛孔都要被管制”的体制，究竟能催生出什么伟大的奇迹呢？1974年，雷颐在福州参军，1978年，他离开福州时，发现当时的农村，和四年前，简直一摸一样。而1982年，他再去到农村，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的觉醒，是从亲身看到的历史变化开始的。计划经济，只能集中力量做极少的几件大事，而对整个人民的生活改善，是无能为力的。”
计划经济，也就是当年钱端升说的统制经济，就是国家主义的完善经济形态。这个经济下的苏联，他极其羡慕的苏联，后来崩溃了。
而他自己呢？
解放后的钱端升，曾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首任院长，但他的处境，却大大不妙。
1951年，钱端升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1989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对当年的青年教师许章润说：“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图说
2010年9月26日，雷颐在晨报大讲堂的现场。他说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很多是从自身的经验获得的，计划、极权社会下，对个人权利极大扭曲的促使了他们对个体和国家关系的反思。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书影。在这本书中，除了森有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容闳。他几乎参与了晚清以来的变革的全过程，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没有人身依附于一些利益集团，相对保持着独立性，为了实现自己对国家的理想。雷颐说，这个人物，特别值得知识分子注意。
《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书影。这本书收集了193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模式选择的论争，最后这场论争，还是因为抗战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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