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抑或“救世良方”？
(读书笔记，转载脚注只能略之啦...-_-||)
“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这是《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下简称《天下体系》)封底的一句介绍语，点明了当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日益重要与思想和声音的缺失之间的矛盾。作者围绕“天下体系”这一概念，通过对其含义的回溯及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的比较来论证其合理性，进而对其加以改造，力图勾画一幅“美丽新世界”的全球图景，为世界制度的创设提出一种“中国的声音”。该书创作的初衷之美好不可否认，思想也多有创新之处，然而本文试图通过还原“天下”概念的本义、探讨“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设计尚存在颇多有待商榷之处。
一、以“天下”代替“世界”
《天下体系》一书的中心内容与主旨，一言以蔽之，便是“欲以‘天下’代替‘世界’”。在作者的论述中，“天下”有如下三层含义：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天下”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即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与此相对，当下的“世界”以民族国家的分裂存在的集合为存在形式，由于尚不具有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制度而仍然是一个“非世界”。
作者认为，正是各民族国家分裂的存在导致了世界的混乱与纷争，置身于其中的国家也“迟早会被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大环境而与世界一起崩溃”；而“天下体系”因其在哲学层面上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在思想上以其“无外”的包容性从而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将是未来世界制度的必然形态。
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导致的不同后果，在作者看来根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思想传统。西方的世界观自个体层次而上，将“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价值重心落在“个人”和“民族/国家”上；中国的世界观自天下层次而下，强调家庭性，认为“天下”是先验的完整存在。这就使得西方出现了民族国家林立的“分裂的世界”(进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而扩展至全球)，导致了诸多问题；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大同”，虽未及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却是更为和谐的世界图景。
二、回顾与质疑
1、“天下”的本义
首先，作者将“天下”视作无限延展的世界而等同于全球，与中国传统中“天下”一词的本义并不相符。对于“天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 一书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事实上，“天下，尤其是秦汉统一国家以来，是王朝藉由户籍、文书、郡县制而实际支配的有限领域”，在多数时间仅指实际统治所及的“中国”，而在王朝扩张时期有时也包摄夷狄的领域在内，然而这些领域在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已几乎被中国化了，因而此时“天下=四海=九州=中国” 。总之，“不论……天下都是有限领域；天下观念的成立，在观念上就要求着存在超越天下延展的世界” ，在古代中国，“天下观”与“世界观”并不能全然等同。因而将“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及“天下体系”的思想，其指称对象不过是“帝国”范围及在此范围之内施行的“治国”之略——只不过国力衰弱时，天下守之九州；国力强大时，天下拓之四海——始终未曾超越统治和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因而中国的天下观显然不是非中心的，古代中国语境中的天下，在事实意义上也便是“国”的代名词，只不过异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而“有教无类”、“无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力鼎盛时期由于存在以“德治”归化周边夷狄的可能性(即现代所称“软实力”)，从而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治国”的手段。其本意仍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化外之地纳入“治”下，而“治”所不及之处，便听之任之，并不以武力强取——事实上对于古代中国王朝而言这也符合经济理性。将这样一种历史上存在的“天下观”等同为中国对于“世界制度”的一种设计，未免有牵强之虞。
由此，将本书中的“天下体系”看成一种经作者加工过的、将“天下”的指涉范围人为扩大到“全球”的新概念，或许更为恰切。也就是说，作者所说的“天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存在，而非“历史的真实存在”(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不断在他所指涉的“天下体系”与历史上中国的“帝国实践”之间划清界限的原因)。所谓“天下体系”，自其概念构建之初便是带有乌托邦意味的。然而同时，从作者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已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的著书主旨，即“重思中国”的必要性观之，作者对于“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理论建构尝试，似乎又不免希望付诸实践的意味在其中。这种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暧昧态度，根源于“天下体系”的乌托邦性质——它在历史上不曾真实存在，在当下实践中又似乎难以实施，而同时作者对其珍爱不减，不愿承认所谓“天下体系”只是“空中楼阁”而没有价值——这种矛盾贯穿了全书始终。作为读者，我们要时刻关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与互动。
2、“世界”的问题
在《天下体系》一书中，作者批判了民族国家的现代世界体系，指出在这种体系之下，国家以本国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为诉求，对于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软弱无力，造成了世界的分裂与混乱；同时，这种起源于西方的世界体系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应当说，作者对于民族国家体系下国际关系存在的问题的批判是客观的，然而对其全盘否认，却又有失理性。
首先，当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的确是缺失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存在作者所指出的战争问题、全球合作问题、单边主义等诸多难题。然而正如国际关系学科所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 ，尽管没有更高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国际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族群战争，未必是世界政府的缺失所造成的 。换言之，一方面，当下无政府的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未必有作者所说的那么严重，更无法想见单个的民族国家“迟早会被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大环境而与世界一起崩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问题也未必都是世界政府的缺失和分裂的民族国家体系所导致的。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论述显然过于武断。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演进，尤其是国际合作的发展，作者也有失疏忽或者说有意忽略了。
其次，作者一直强调当下的现状是“无法作出帕累托改进的纳什均衡” ，然而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帕累托改进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可能作出，而需要以各种条件的满足作为前提(如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明确的行动责任等)。换言之，作者一直在批驳以“逐私利”、“竞争”的观念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仅仅是一个“次优”因而是糟糕的、不完备的存在，强调我们必须有追求基于“礼”、“德”的以全球为先验视野的“最优”世界制度的理想与努力。问题就在于，西方从个体价值出发的一整套自由主义的国内制度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已被证明至少是“次优”的：尽管以私利为上的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明显不占有先天优势，然而西方自由民主通过一系列的机制设计，促进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制衡，较好地实现了“避恶”的效果。西方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因而可操作性强，对于人性的要求较低。相反地，中国传统的主流政治思想基于“人性善”的假设，提倡道德教化，以“礼法”治国，以期达到“扬善”的效果。毋庸置疑，这样的统治思想对于人性的要求相比西方要高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可操作性较弱。 通过机制设计所达到的“次优”在理论上固然不及“最优”，然而理论上“最优”在现实中未必能够达到：旨在“扬善”而“不防小人”的纯粹“德治”若施之于实践，如遇盛世明君百姓尚可享太平，若遇乱世暴君，则免不得生灵涂炭的苦难。作者强调，天下观“可能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追求“惟一纯正”的这种“精神洁癖”也正显示了作者的“天下体系”所具有的乌托邦的特点。然而，此种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精神洁癖”，一旦想要将其付诸实践，其所隐含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并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作者本人也承认“社会实验的代价过大”)。同时，作者在盛赞“天下体系”所具有的“包容性”的同时又声称“天下体系”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实在是自相矛盾。
此外，当下世界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确实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然而作者提出的“天下体系”并未能超脱主体性原则，将在后文详尽论述。
3、“代替”的理由与可能性
之所以要用“天下体系”代替“世界体系”，其理由用最简单地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体系“好”，而世界体系“不好”。然而作者在作出这样的评判之时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天下体系”的优越性在于其满足了制度的“最大化”和“普遍化”；其囊括了全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制度”，而世界制度相较于国内制度具有优先性和先验性——作者对于“天下体系”优越性的论证是基于逻辑推理的。换言之，这种“好”是无法被实证的。而对于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的“不好”，作者采取的又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基于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所导致的“不好”的实践结果来论证其缺陷。基于这样的双重标准的比较，不仅在方法论上有失严谨，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任何理论在付诸实践时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和限制从而使其结果打折扣(作者在一次讨论会上也直言“想象肯定要比实践好得多” )。
此外，若作者仍然怀有使“天下体系”成为“救世良方”的抱负，则以“天下”代替“世界”之可行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来论述：
首先，民族国家体系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在西方初步确立以来，至今已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发展，在当下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且中国也作为一员而置身其中。欲打破民族国家体系再造一个天下体系的世界(或者说“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次，作者一直褒扬“天下体系”的优越性，其核心理由是与各自追求国家利益、强调“主体性原则”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相比，“天下体系”采取的是“无立场分析”，然而这种说法也相当可疑。上文已阐明，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其指称对象即中国，在这种语境中，“天下无外”的原则是可以得以实施的——此时的中国是作为“天下”全体的主体，在自己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对主体民族和周边民族实施非歧视的“无外原则”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而存在。然而在当下的语境下，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一样，成为了作者所指涉的“天下”(即世界、全球)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 “以世界观世界”显然不可行，就如同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中立化一样：只要人是社会的一员、不能全然自外于社会，这种“客观中立”便不可能绝对达到 ；同理，只要“观世界者”在事实上是世界的成员，其主体性就无法摆脱，“以天下观天下”的大公无私也就不可靠，没有哪国能够例外——中国也一样。
作者在书中指出，西方注重“明确各自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中国传统上更注重“明确相互的互惠义务”，这固然不错，然而并不意味着在追求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追求利益，中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两者对“利益”的界定有所区别：西方将自由、主权等作为核心利益，而中国更看重秩序，这种区别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建构的结果。其原因之一是欧洲长期列强林立、各国受到的安全威胁较大，而中国作为东方的一大帝国，更关注自身的稳定而非安全——中国在历史上被消灭的可能性极小，只是到了近代才受到西方国家“亡国灭种”的威胁，也正是此时才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妨反思此时的中国仍然怀有“无外”的“天下观”吗？“师夷长技以制夷”又作何解呢？可见“天下”只涉及中国统治权所及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应的“天下观”也是基于中国强大无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因而，中国传统上注重秩序而非过度重视各自利益的思想假使能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确可能有利于世界和平。然而在当下的主权国家体系之下，这种实践却又是极其困难的——每个国家都生存在一个开放的、相互紧密关联的世界中，尽管被吞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竞争压力却空前巨大，对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关注也并未显著削弱；同时，民主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也使当下的语境大大异于古代中国，正如渡边氏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在让被定位为统治客体的生民发现并实现自己的公共性的同时，……有必要实现对于天子及其委任统治权论以及天下观念本身(还有作为其根源的天观念自身)的变革” ，盲目套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其谬误不言自明。
从主观上而言，作者的初衷是要让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发出与地位相符的声音，其建构“天下体系”的努力，也可被视作是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然而这种诉求应当被引向何处，是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谨慎思考的问题。以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的角色出现，对于崛起中的问题尚多的中国而言，恐怕不是一个理性和恰当的选择。
三、“乌托邦”或“救世良方”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思想的影响力及其为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不对称性也日益凸显，作者提出的“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的论断确实有相当的合理性：以何种形象、何种理念的倡导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且无可回避的问题。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基本是西方一统天下的局面，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也促使我们不断思考并质疑当下局面的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天下体系》一书正是做出了这样一种努力，书中所提出的“重思中国”的必要性，也不可谓不发人深思。可以说，在本书写作的背后，一方面是中国重新认识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中国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话语抗争的诉求。可以说作者在著书之时笔下主张的是“天下体系”，心中想着的是“中国身份”，“天下主义”的背后恰表现了中国身份的焦虑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样的诉求本身并非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却应当被导向正确的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回应，“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然而作为学术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以后得出的理论” ；同时，“强调中国特色，不仅是在形式上换一个模式框架” ，简单地否定西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有成果。最后，学界关于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是否应该首先建设这样一种理论仍多有争论——“发出中国的声音”是否一定要通过建设特色理论的途径？即使选择这样一条途径，则其必然与“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现实政治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在理论建构之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忽略外界对于中国意图的解读、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即是说，即使我们“本意善良”，如若这样一种尝试被外界解读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私心”，则岂不有违作者消解“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的本意？
关于中国特色理论的问题之一，便是理论的思想来源。在这一问题上，《天下体系》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为读者带来了启发、提供了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也能够为世界提供宝贵的知识财富。例如，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并非作者所述之“世界的天下”，然而在此特定的“天下”范围内，“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矛盾、对立的关系” 也是不争的事实。虽则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天下”之中不存在“歧视”，然而相较强调“个体”、“矛盾”、“对立”和两分法的西方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确更强调“关系”、“转化”、“秩序”与“和谐”。同时，历史上的“天下”概念，也“超越王朝一以贯之”，“即使是分裂时期，也仍然是以天下的普遍性为前提的……超越了反复兴亡的王朝权力的特殊性。长久维系着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之普遍性与统合的现实可能性” ——印证了作者所说的中国将“天下”作为“完整的先验存在”的观点。这就是说，“天下观”及更多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可以为世界所用的，然而本书的偏颇就在于将这种思想抽离历史的语境，人为改造成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制度”，并试图挪为当下世界的全新蓝图。
正如前文所述，在本书中，作者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一直抱有十分暧昧的态度，对于“天下体系”的定位不甚明晰，在涉及其缺陷、回应质疑时，强调其“乌托邦”的理想性质；而在褒扬其优点、强调其价值时，似乎又不免跃跃欲试欲其成为“救世良方”。应当说，“天下体系”若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视界”，其理论具有创新性，提醒我们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也为我们思考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跳脱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关注全球人类共同利益 。然而若欲其成为“救世良方”，借“天下体系”的主张来为中国争取话语权、使其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中国方案”，则上文已论证其不合理之处，在此不赘述。这种矛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对于“天下体系”的探索采取的是“哲学分析”的方法，试图涉及的却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作为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所作的工作遵循了如下路线：
"是什么"-->判断好坏-->好-->保持
-->坏-->推翻重来
然而国际关系、世界政治问题的解决遵循的却是另一条路线——
"是什么"(现状)+"有什么"(手段)+"应不应该"-->"能做什么"
现实世界中永远存在着各种约束，限制我们的选择集，用经济学的术语言之，世界政治问题的结局是“寻找预算约束下能达到的无差异曲线的最高点”。
“天下大同”一直是人类未曾放弃过的梦想，几千年来也不乏为其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不可否认，我们对于世界应当怀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不能止步于“蝇营狗苟”和争斗，“个人中心、私利为上”的思想也应当得到修正。《天下体系》一书所体现出的“向着更好”的愿望可佳，做出尝试的勇气可贵，然而现实世界永远不是哲学推导那么简单，改善时常需要我们顺势而动、不断添砖加瓦。“乌托邦”在现实中不可行，而在当下背景下提出“乌托邦”的“中国版本”更是危险的，或可激起满腔热血、编织黄粱一梦，然而梦醒之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仍在，道路也仍然艰辛。
“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这是《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下简称《天下体系》)封底的一句介绍语，点明了当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日益重要与思想和声音的缺失之间的矛盾。作者围绕“天下体系”这一概念，通过对其含义的回溯及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的比较来论证其合理性，进而对其加以改造，力图勾画一幅“美丽新世界”的全球图景，为世界制度的创设提出一种“中国的声音”。该书创作的初衷之美好不可否认，思想也多有创新之处，然而本文试图通过还原“天下”概念的本义、探讨“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设计尚存在颇多有待商榷之处。
一、以“天下”代替“世界”
《天下体系》一书的中心内容与主旨，一言以蔽之，便是“欲以‘天下’代替‘世界’”。在作者的论述中，“天下”有如下三层含义：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天下”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即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与此相对，当下的“世界”以民族国家的分裂存在的集合为存在形式，由于尚不具有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制度而仍然是一个“非世界”。
作者认为，正是各民族国家分裂的存在导致了世界的混乱与纷争，置身于其中的国家也“迟早会被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大环境而与世界一起崩溃”；而“天下体系”因其在哲学层面上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在思想上以其“无外”的包容性从而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将是未来世界制度的必然形态。
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导致的不同后果，在作者看来根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思想传统。西方的世界观自个体层次而上，将“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价值重心落在“个人”和“民族/国家”上；中国的世界观自天下层次而下，强调家庭性，认为“天下”是先验的完整存在。这就使得西方出现了民族国家林立的“分裂的世界”(进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而扩展至全球)，导致了诸多问题；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大同”，虽未及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却是更为和谐的世界图景。
二、回顾与质疑
1、“天下”的本义
首先，作者将“天下”视作无限延展的世界而等同于全球，与中国传统中“天下”一词的本义并不相符。对于“天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 一书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事实上，“天下，尤其是秦汉统一国家以来，是王朝藉由户籍、文书、郡县制而实际支配的有限领域”，在多数时间仅指实际统治所及的“中国”，而在王朝扩张时期有时也包摄夷狄的领域在内，然而这些领域在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已几乎被中国化了，因而此时“天下=四海=九州=中国” 。总之，“不论……天下都是有限领域；天下观念的成立，在观念上就要求着存在超越天下延展的世界” ，在古代中国，“天下观”与“世界观”并不能全然等同。因而将“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及“天下体系”的思想，其指称对象不过是“帝国”范围及在此范围之内施行的“治国”之略——只不过国力衰弱时，天下守之九州；国力强大时，天下拓之四海——始终未曾超越统治和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因而中国的天下观显然不是非中心的，古代中国语境中的天下，在事实意义上也便是“国”的代名词，只不过异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而“有教无类”、“无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力鼎盛时期由于存在以“德治”归化周边夷狄的可能性(即现代所称“软实力”)，从而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治国”的手段。其本意仍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化外之地纳入“治”下，而“治”所不及之处，便听之任之，并不以武力强取——事实上对于古代中国王朝而言这也符合经济理性。将这样一种历史上存在的“天下观”等同为中国对于“世界制度”的一种设计，未免有牵强之虞。
由此，将本书中的“天下体系”看成一种经作者加工过的、将“天下”的指涉范围人为扩大到“全球”的新概念，或许更为恰切。也就是说，作者所说的“天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存在，而非“历史的真实存在”(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不断在他所指涉的“天下体系”与历史上中国的“帝国实践”之间划清界限的原因)。所谓“天下体系”，自其概念构建之初便是带有乌托邦意味的。然而同时，从作者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已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的著书主旨，即“重思中国”的必要性观之，作者对于“天下体系”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理论建构尝试，似乎又不免希望付诸实践的意味在其中。这种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暧昧态度，根源于“天下体系”的乌托邦性质——它在历史上不曾真实存在，在当下实践中又似乎难以实施，而同时作者对其珍爱不减，不愿承认所谓“天下体系”只是“空中楼阁”而没有价值——这种矛盾贯穿了全书始终。作为读者，我们要时刻关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与互动。
2、“世界”的问题
在《天下体系》一书中，作者批判了民族国家的现代世界体系，指出在这种体系之下，国家以本国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为诉求，对于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软弱无力，造成了世界的分裂与混乱；同时，这种起源于西方的世界体系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应当说，作者对于民族国家体系下国际关系存在的问题的批判是客观的，然而对其全盘否认，却又有失理性。
首先，当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的确是缺失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存在作者所指出的战争问题、全球合作问题、单边主义等诸多难题。然而正如国际关系学科所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 ，尽管没有更高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国际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族群战争，未必是世界政府的缺失所造成的 。换言之，一方面，当下无政府的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未必有作者所说的那么严重，更无法想见单个的民族国家“迟早会被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大环境而与世界一起崩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问题也未必都是世界政府的缺失和分裂的民族国家体系所导致的。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论述显然过于武断。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演进，尤其是国际合作的发展，作者也有失疏忽或者说有意忽略了。
其次，作者一直强调当下的现状是“无法作出帕累托改进的纳什均衡” ，然而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帕累托改进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可能作出，而需要以各种条件的满足作为前提(如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明确的行动责任等)。换言之，作者一直在批驳以“逐私利”、“竞争”的观念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仅仅是一个“次优”因而是糟糕的、不完备的存在，强调我们必须有追求基于“礼”、“德”的以全球为先验视野的“最优”世界制度的理想与努力。问题就在于，西方从个体价值出发的一整套自由主义的国内制度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已被证明至少是“次优”的：尽管以私利为上的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明显不占有先天优势，然而西方自由民主通过一系列的机制设计，促进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制衡，较好地实现了“避恶”的效果。西方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因而可操作性强，对于人性的要求较低。相反地，中国传统的主流政治思想基于“人性善”的假设，提倡道德教化，以“礼法”治国，以期达到“扬善”的效果。毋庸置疑，这样的统治思想对于人性的要求相比西方要高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可操作性较弱。 通过机制设计所达到的“次优”在理论上固然不及“最优”，然而理论上“最优”在现实中未必能够达到：旨在“扬善”而“不防小人”的纯粹“德治”若施之于实践，如遇盛世明君百姓尚可享太平，若遇乱世暴君，则免不得生灵涂炭的苦难。作者强调，天下观“可能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追求“惟一纯正”的这种“精神洁癖”也正显示了作者的“天下体系”所具有的乌托邦的特点。然而，此种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精神洁癖”，一旦想要将其付诸实践，其所隐含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并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作者本人也承认“社会实验的代价过大”)。同时，作者在盛赞“天下体系”所具有的“包容性”的同时又声称“天下体系”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实在是自相矛盾。
此外，当下世界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确实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然而作者提出的“天下体系”并未能超脱主体性原则，将在后文详尽论述。
3、“代替”的理由与可能性
之所以要用“天下体系”代替“世界体系”，其理由用最简单地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体系“好”，而世界体系“不好”。然而作者在作出这样的评判之时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天下体系”的优越性在于其满足了制度的“最大化”和“普遍化”；其囊括了全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制度”，而世界制度相较于国内制度具有优先性和先验性——作者对于“天下体系”优越性的论证是基于逻辑推理的。换言之，这种“好”是无法被实证的。而对于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的“不好”，作者采取的又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基于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所导致的“不好”的实践结果来论证其缺陷。基于这样的双重标准的比较，不仅在方法论上有失严谨，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任何理论在付诸实践时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和限制从而使其结果打折扣(作者在一次讨论会上也直言“想象肯定要比实践好得多” )。
此外，若作者仍然怀有使“天下体系”成为“救世良方”的抱负，则以“天下”代替“世界”之可行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来论述：
首先，民族国家体系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在西方初步确立以来，至今已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发展，在当下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且中国也作为一员而置身其中。欲打破民族国家体系再造一个天下体系的世界(或者说“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次，作者一直褒扬“天下体系”的优越性，其核心理由是与各自追求国家利益、强调“主体性原则”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相比，“天下体系”采取的是“无立场分析”，然而这种说法也相当可疑。上文已阐明，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其指称对象即中国，在这种语境中，“天下无外”的原则是可以得以实施的——此时的中国是作为“天下”全体的主体，在自己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对主体民族和周边民族实施非歧视的“无外原则”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而存在。然而在当下的语境下，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一样，成为了作者所指涉的“天下”(即世界、全球)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 “以世界观世界”显然不可行，就如同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中立化一样：只要人是社会的一员、不能全然自外于社会，这种“客观中立”便不可能绝对达到 ；同理，只要“观世界者”在事实上是世界的成员，其主体性就无法摆脱，“以天下观天下”的大公无私也就不可靠，没有哪国能够例外——中国也一样。
作者在书中指出，西方注重“明确各自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中国传统上更注重“明确相互的互惠义务”，这固然不错，然而并不意味着在追求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追求利益，中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两者对“利益”的界定有所区别：西方将自由、主权等作为核心利益，而中国更看重秩序，这种区别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建构的结果。其原因之一是欧洲长期列强林立、各国受到的安全威胁较大，而中国作为东方的一大帝国，更关注自身的稳定而非安全——中国在历史上被消灭的可能性极小，只是到了近代才受到西方国家“亡国灭种”的威胁，也正是此时才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妨反思此时的中国仍然怀有“无外”的“天下观”吗？“师夷长技以制夷”又作何解呢？可见“天下”只涉及中国统治权所及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应的“天下观”也是基于中国强大无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因而，中国传统上注重秩序而非过度重视各自利益的思想假使能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确可能有利于世界和平。然而在当下的主权国家体系之下，这种实践却又是极其困难的——每个国家都生存在一个开放的、相互紧密关联的世界中，尽管被吞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竞争压力却空前巨大，对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关注也并未显著削弱；同时，民主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也使当下的语境大大异于古代中国，正如渡边氏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在让被定位为统治客体的生民发现并实现自己的公共性的同时，……有必要实现对于天子及其委任统治权论以及天下观念本身(还有作为其根源的天观念自身)的变革” ，盲目套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其谬误不言自明。
从主观上而言，作者的初衷是要让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发出与地位相符的声音，其建构“天下体系”的努力，也可被视作是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然而这种诉求应当被引向何处，是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谨慎思考的问题。以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的角色出现，对于崛起中的问题尚多的中国而言，恐怕不是一个理性和恰当的选择。
三、“乌托邦”或“救世良方”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思想的影响力及其为世界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不对称性也日益凸显，作者提出的“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的论断确实有相当的合理性：以何种形象、何种理念的倡导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且无可回避的问题。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基本是西方一统天下的局面，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也促使我们不断思考并质疑当下局面的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天下体系》一书正是做出了这样一种努力，书中所提出的“重思中国”的必要性，也不可谓不发人深思。可以说，在本书写作的背后，一方面是中国重新认识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中国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话语抗争的诉求。可以说作者在著书之时笔下主张的是“天下体系”，心中想着的是“中国身份”，“天下主义”的背后恰表现了中国身份的焦虑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样的诉求本身并非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却应当被导向正确的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回应，“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然而作为学术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以后得出的理论” ；同时，“强调中国特色，不仅是在形式上换一个模式框架” ，简单地否定西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有成果。最后，学界关于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是否应该首先建设这样一种理论仍多有争论——“发出中国的声音”是否一定要通过建设特色理论的途径？即使选择这样一条途径，则其必然与“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现实政治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在理论建构之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忽略外界对于中国意图的解读、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即是说，即使我们“本意善良”，如若这样一种尝试被外界解读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私心”，则岂不有违作者消解“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的本意？
关于中国特色理论的问题之一，便是理论的思想来源。在这一问题上，《天下体系》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为读者带来了启发、提供了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也能够为世界提供宝贵的知识财富。例如，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并非作者所述之“世界的天下”，然而在此特定的“天下”范围内，“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矛盾、对立的关系” 也是不争的事实。虽则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天下”之中不存在“歧视”，然而相较强调“个体”、“矛盾”、“对立”和两分法的西方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确更强调“关系”、“转化”、“秩序”与“和谐”。同时，历史上的“天下”概念，也“超越王朝一以贯之”，“即使是分裂时期，也仍然是以天下的普遍性为前提的……超越了反复兴亡的王朝权力的特殊性。长久维系着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之普遍性与统合的现实可能性” ——印证了作者所说的中国将“天下”作为“完整的先验存在”的观点。这就是说，“天下观”及更多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可以为世界所用的，然而本书的偏颇就在于将这种思想抽离历史的语境，人为改造成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制度”，并试图挪为当下世界的全新蓝图。
正如前文所述，在本书中，作者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一直抱有十分暧昧的态度，对于“天下体系”的定位不甚明晰，在涉及其缺陷、回应质疑时，强调其“乌托邦”的理想性质；而在褒扬其优点、强调其价值时，似乎又不免跃跃欲试欲其成为“救世良方”。应当说，“天下体系”若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视界”，其理论具有创新性，提醒我们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也为我们思考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跳脱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关注全球人类共同利益 。然而若欲其成为“救世良方”，借“天下体系”的主张来为中国争取话语权、使其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中国方案”，则上文已论证其不合理之处，在此不赘述。这种矛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对于“天下体系”的探索采取的是“哲学分析”的方法，试图涉及的却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作为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所作的工作遵循了如下路线：
"是什么"-->判断好坏-->好-->保持
-->坏-->推翻重来
然而国际关系、世界政治问题的解决遵循的却是另一条路线——
"是什么"(现状)+"有什么"(手段)+"应不应该"-->"能做什么"
现实世界中永远存在着各种约束，限制我们的选择集，用经济学的术语言之，世界政治问题的结局是“寻找预算约束下能达到的无差异曲线的最高点”。
“天下大同”一直是人类未曾放弃过的梦想，几千年来也不乏为其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不可否认，我们对于世界应当怀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不能止步于“蝇营狗苟”和争斗，“个人中心、私利为上”的思想也应当得到修正。《天下体系》一书所体现出的“向着更好”的愿望可佳，做出尝试的勇气可贵，然而现实世界永远不是哲学推导那么简单，改善时常需要我们顺势而动、不断添砖加瓦。“乌托邦”在现实中不可行，而在当下背景下提出“乌托邦”的“中国版本”更是危险的，或可激起满腔热血、编织黄粱一梦，然而梦醒之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仍在，道路也仍然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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