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小江及其在性别/妇女研究问题上的几点看法

1 李小江说：“我的‘抵制’（笔者按：指女权主义），其实并不针对女权/性主义，而是针对与之而来的文化霸权和企图放之四海的一元化趋势。”她总结道归结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解放’曾经更多的受惠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经在中国“扎根”，作为外来品的女性主义要进入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可能不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冲突，甚至是政治冲突”。（P282-283）换句话说，李小江之所以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女权/性主义”，事实上并非是从女权主义究竟是否是一种普遍性的真理这个学理性立场出发的，而是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即我们“受惠于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的事实。

2 我的确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具有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和特色，正如李小江而言：“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承认这一特殊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这一事实：中国的妇女在表面上得到了解放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上是一种政治虚设的假象。原因就在于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从来都是被纳入到革命政治的轨道运行的。由于缺乏西方那样妇女运动的大背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同根但却“相煎”太急而被遮蔽掉）。事实上这种革命带来的解放，就性别而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作为女性的妇女，这其实是一个疑问。为什么呢？因为李小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几千年的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传统虽然在中国五四的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政治革命运动当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但男权意识却在以一种集体潜意识的暗流存在于解放之后的各种生活当中。另外，李小江是前设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正当性，因此妇女已经解放的事实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也就是作为反封建反帝的意义上来加以肯定的，而并非从妇女本身，即作为女性的妇女这意义上来肯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大部分妇女虽然具有了自己的工作，但事实上妇女的工作并非从“人”的意义上更不是从“女性”的意义的馈赠，而是作为纳入到国家劳动力的体系的馈赠（从而被纳入到经济建设的体系中）。这恰恰是中国最具有特色的国情。中国的社会趋势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向即便不是一个不辨的事实，也至少还存在“左”和右的争议。问题就在于李小江已经前设了这样的前提，即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确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向走的，由此才具有它的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一与政治意识形态几乎一摸一样的思路却放在了对学术的研讨上，正如李自己而言，“必须回到生存的基点上去”，而不能只“听党的话，用阶级分析看问题”。但她显然没有意识到，她太马克思了，太社会主义了。她批判王政她们照搬西方的女权主义而流于概念化，但她对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解恰恰是概念化的。

3 所以按李小江的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并非从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上来理解，而是从前设的政治立场来理解，以此区分西方的“女权主义”和中国的“妇女解放”。本来这一区分的确具有对不同历史的理解。但就整个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的走向究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还是走到了与西方一致的的线路上，谁也不敢触动这个敏感的政治石头。所以李小江也许在说，我们不要去碰这个东西，我就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就行了。但实际上从上面她的立场来看，无论她以政府发言人的立场发话也好（P10），还是以纯学术的姿态而不触及政治的问题也好（P272），实际上都在立场上显示了她的政治性。不谈政治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对妇女或者性别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非政治的，因为性别的问题从来都是被纳入到政治革命当中来进行的。你怎么可能做一个纯学术的立场呢？李小江的矛盾在于她一方面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以区分西方女权主义的命名（正如前面所言，这个立场绝非纯学术的，而是典型的政治的），另一方面却强调学术的研究不能有政治立场。殊不知她自己已经在帮政治的“忙”了，这也正是王政批判她“与国家结盟”的缘故。因为并非你受惠于国家你就得从政治立场界定这种特殊性。况且界定应该是从文化上而言而不是从政治上而言。换句话说，中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但是此种特殊性必须放在对政治本身的考察的基础上来进行，而不是学术的前设。实际上这是性别政治立场和国家政治立场的问题，而纯粹的客观立场又不可能存在。换句换说，学术立场定然是政治立场，要么是性别政治立场，要么是国家政治立场。就学术而言，究竟是性别立场还是国家立场，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国内的环境下，不大可能当成一种学术问题来看待。因此李小江才容不得学术上的讨论和争议，首先前设了这样一个政治背景的前提，即政治背景决定了你的立场。如果还是以政治的特殊性来界定学术，而不是以文化上的特殊性作为界眼点的话，那么与政治结盟就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与政治结盟的前提下，学术的自由又从何而来？

4 李小江说：“马克思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和‘为全人类解放’，与女权主义的‘妇女团结’和‘妇女解放’相比，对于我的生活和工作，不仅更理想，而且更实际”。（《身临“奇”境》P10）这一立论实际上是从更高的、更理想的层面上，即从“人类”的本质层面上来“召唤”的。也就是说，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是作为性别的解放，它首先应该是作为“人”的解放而进行的。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也就纳入到了对人的处境的现代化反思的轨道上来。但在实际的学术操作中，李小江显然并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区分她的中国妇女研究和西方女权主义研究的不同。正如前面所说，她是设定了政治前提，从意识形态的切入来阐述这种“界定“的。

5 李小江自己所言，她对马克思的解读是和主流、政治化语的解读并不一样，是“反马克思”的。李小江显然在凸显她的学术立场，我们如果把她这一对马克思的理解称作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对界定西方女权主义和中国妇女运动的时候，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她的理由却并非是学术或者文化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界定。她以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给予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正当化，然后强调这个特殊的国情和政治背景。（但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事实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一个问题）却以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来切入自己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究竟是以学术的视角还是以国家政治的视角界定西方“女权主义”呢？显然，李小江已经没有说明白这个问题。

6 李小江说：“严格的说，”因此从这一信息也许同样可以看出王政和李小江在对待女权主义上的不同态度。王政可以说原先也是身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中身为女人的生活体验”而自豪，但她从生活的细节意识到了传统男权中心主义其实正是以隐蔽的心理潜流在文化当中起作用。（《女》P209）李小江没有这样的体验，她的体验是宏大的，是政治话语带来的“男女平等”。中国的政治革命的确在某一个政治和权力的层面上带来了妇女解放——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界定才具有意义。但在政治生活的深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妇女解放都仅仅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宣传和空洞的符号。如果从马克思“人”的本质上而言，妇女的解放更是任重而道远。此种政治式的“启蒙”正是从本质的意义上蒙蔽掉了妇女的自觉意识。与“现实社会中的妇女认同”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对现实的过高估计，因为妇女的女性自觉意识正是在被政治宣传和口号，以及政治利益中遭绑架的。因此李小江也才有“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这一结论，问题倒不在于这是不是结果，而是在什么层面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批判李小江的学者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剥离政治，才能让女性自觉意识觉醒具备可能性，而不被宪法当中“男女平等”有法律的规定却无实质上的意义所蒙蔽。第一要剥离文化心理上的蒙蔽，第二要剥离政治上的蒙蔽。这正是启蒙的继续。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知道王政反对启蒙的理由何在？

7 但我上面的论述很有可能都是一个片段甚至曲解式的理解。因为从学术的专业素养而言，这些矛盾对于李小江而言，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女性主体、群体意识及其淡薄”、“这个社会赐给我们一个‘男女平等’，却让我们丢失了自己”之类的解读。（《奇》P16-17）而按照康正果的解读，李读女权主义的界定完全不是从国家政治立场上来进行的，这正是我的困惑之一。我抓住她在《女性？主义》序言中的文字不放，难道这仅仅是一篇基于出版需要的策略性宣言？或者刻印强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而并非“政治化”？但《女》通篇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强调界定的必要性的确让我感到立场上的政治性特质。

8 谈论政治与国内外妇女、性别研究者的处境有关。我倒不认为李小江政府发言人姿态是她的投机取巧的有意为之，而只是在对政治的认识上，兴许只是作为一个学者本身对政治理解的幼稚。

9 以上观点仅属观念之争，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李小江所做的，她个人的才华和激情，以及献身于妇女研究事业的信念，都让我觉得敬佩。尤其在成立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她没要一分钱，没要编制，没要一个办公室。这正是学术界真正需要的精神和热情。

——读李小江《女性？主义》及《身“临”奇境》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