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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幸福吗？－介绍《幸福史》以及痛苦地追求幸福的人类
《幸福史》（Happiness: A History）达林·麦马虹（Darrin M. McMahon）著，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年1月9日出版，精装本560页，定价27.50美元。
笔者有一位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朋友，他在忙碌之余常常这样感慨：现在的生活太没有意义了，既失去了儿时亲友齐聚一堂的温暖和幸福，也没了少年时代的理想和道德，如今所拥有的只是每天红着眼睛与人挤公交、抢座位，以及对自己是否会被炒鱿鱼而无休无止的担心，有时想想，真还不如回到过去呢。闻此言，笔者每每感到“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口里却不得不说些光明的话来勉励他——也为勉励自己：有所得必有所失，相比我们失去的，我们得到的可是要多得多呢！试想，真让你回到那个什么也吃不上，什么也穿不上，什么也不让知道，甚至买点猪肉也要托人的年代，你肯定不会愿意的；而且，只要不发生大乱的话，事情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每个时代有都有每个时代的幸福观，将来某一天，你一定会满足地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眼下的不顺和苦闷姑且就算作是时代转型的一点代价吧！
笔者这里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幸福观”恰与佛罗里达州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达林·麦马虹《幸福史》一书的主题相吻合。麦马虹认为，“什么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是“我是谁”、“世界由什么构成”等问题的后继问题——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后，就必然要问及“什么是幸福”。当然，这些都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解决却又始终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一个时期的幸福观是与其时代紧密相联的，是时代主流思想、哲学教条的反映，时代变迁了，幸福观自然而然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部幸福史本质上就是人类观念史的微缩版。
麦马虹在《幸福史》一书里描述了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到现代两千多年来几乎每个重要时期的幸福观：荷马时代，幸福等同于幸运；希腊时代，幸福等同于德行；中世纪，幸福等同于天堂；启蒙时代，幸福等同于及时行乐；而到了现代，美国著名的《花生漫画》中Lucy所说的一句名言正好概括幸福的定义：“幸福是一只温暖的小狗。”
启蒙时代前幸福观和启蒙时代后幸福观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前者注重内在的、思维上的快乐，而后者则更为注重身体、物欲上的快乐。前者最极端的例子是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西塞罗（Cicero）。他坚持认为，只有德行美好的人才真正快乐，即使他被绑在刑台上受刑。
与古典时代的幸福观和中世纪的幸福观相比，现代幸福观的不同之处除了张扬个性、追求物欲、强调“形而下”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民主化，或者说，大众化——这一进程尤其在二十世纪全球民权运动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幸福史》书里有一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此点，那就是笑脸符号（smiley face）的出现。
1963年的某一天，马萨诸塞州共同人寿保险公司（the State Mutual Life Assurance Company）的员工很是沮丧，因为他们的公司不久后将与另一家公司合并，他们担心公司合并后自己将被解雇。于是公司管理层聘请了一位名叫哈维·鲍尔（Harvey R. Ball）的广告人员设法使并购过程变得轻松些。鲍尔的策略很简单，他仅仅画了一个笑脸：一个黄色的圆圈代表脸，里面有一双椭圆的黑点，代表眼睛，还有就是一条初月形线条，代表的则是咧开的嘴巴。这一张代表了善意和开心的笑脸迅速传遍了全球，成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图标之一。
麦马虹认为，幸福大众化的影响深远。从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诉求，无论高尚还是低俗，无论远大抑或微小，都可以作为自己的幸福目标而不用担心别人取笑；拥有一只温暖的小狗是幸福，追求到爱人是幸福，长高了是幸福，拥有自己的床睡觉是幸福，甚至能不劳而获也是幸福！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幸福观的阐释权才开始真正为普通大众所掌握，此前——包括启蒙时代——的幸福观则是超然的，甚至神圣的，只有少数精英们才有资格谈论的，而现在则正好倒了过来，以往那些喜欢特立独行的精英们却开始以融入大众的流行文化而沾沾自喜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精英对幸福的大众化都采取欢迎态度；对之反感、厌恶，甚至痛恨者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看来，幸福的大众化其实就是庸俗化，其所追求的很多时候并非真正的幸福，而只是感觉上的幸福，所谓“愈堕落愈快乐”，最终所得的只能是更加的堕落。而且，对感观幸福的追求常是狂热的、疯狂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获得幸福，反而变得不安、不满，甚至充满罪恶感，因此他们主张回归古典时代追求理性和德行的幸福观。
下面这些问题常常被他们用来质疑幸福的大众化：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幸福感随之提升了吗？当你拥有了一切你所想要的东西之后，你是否仍旧觉得不幸福？如果是的话，是否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肯定还存在别的你想得到的东西，只不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而已？……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也是，人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动物，除了衣食住行外，心里还会出现诸如“我是谁？”、“为什么活着？”和“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样“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虽然这些问题经历人类几千年的反复追问和争论始终得不到一定的答案，但每一代的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求索而坚持不懈。在他们看来，这是是否真正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进入了幸福大众化时代后，生活是如此忙碌，在无止境的欲望之前，每个人都急红了眼睛，如痴似醉，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思考，对幸福的追求也随之变得庸俗，开始跟着感觉走了。而且——也许是出于为自己的庸俗辩护，也许是为了推倒思想独裁——这个时代的人们开始不遗余力地解构各种各样的权威，传统的道德伦理开始崩溃了，摆脱了这最后一道约束的人们变得出奇的轻快，但幸福感并未随之得到提升，相反，虚无主义和悲观情绪弥漫着这个时代。
说到这里，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指出，那就是虽然当前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左转，而美欧发达国家则出现集体右转的趋势，似乎这个世界开始陷入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深入观察后却可以发现，东西方在幸福感上却有着趋同的迹象，不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民众普遍心有不满，生活在美欧发达国家的人们似乎也不象想象中那样幸福。
在此参照麦马虹理论，这一现象自然就不足为怪了：在发展中国家——它们除了幸福大众化引发的问题外，更有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苦，对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感到愤怒，对四处蔓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感到绝望；后者则因为对左派，或者说自由派价值观在社会上过度泛滥后滋生的道德和文化虚无感到厌倦了。其结果是，中国开始出现呼吁复兴传统儒家思想，甚至出现停止改革、回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呼吁。而在美国，宣扬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也开始日渐升温。照此看来，一次新的幸福观的更替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吗？
历史学者麦马虹信奉理性的英美式自由主义，反对打倒一切的法国自由主义，著有《启蒙的敌人：法国的反启蒙和现代性的形成》（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一书。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6年第8期，3/1/2006
《幸福史》（Happiness: A History）达林·麦马虹（Darrin M. McMahon）著，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年1月9日出版，精装本560页，定价27.50美元。
笔者有一位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朋友，他在忙碌之余常常这样感慨：现在的生活太没有意义了，既失去了儿时亲友齐聚一堂的温暖和幸福，也没了少年时代的理想和道德，如今所拥有的只是每天红着眼睛与人挤公交、抢座位，以及对自己是否会被炒鱿鱼而无休无止的担心，有时想想，真还不如回到过去呢。闻此言，笔者每每感到“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口里却不得不说些光明的话来勉励他——也为勉励自己：有所得必有所失，相比我们失去的，我们得到的可是要多得多呢！试想，真让你回到那个什么也吃不上，什么也穿不上，什么也不让知道，甚至买点猪肉也要托人的年代，你肯定不会愿意的；而且，只要不发生大乱的话，事情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每个时代有都有每个时代的幸福观，将来某一天，你一定会满足地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眼下的不顺和苦闷姑且就算作是时代转型的一点代价吧！
笔者这里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幸福观”恰与佛罗里达州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达林·麦马虹《幸福史》一书的主题相吻合。麦马虹认为，“什么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是“我是谁”、“世界由什么构成”等问题的后继问题——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后，就必然要问及“什么是幸福”。当然，这些都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解决却又始终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一个时期的幸福观是与其时代紧密相联的，是时代主流思想、哲学教条的反映，时代变迁了，幸福观自然而然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部幸福史本质上就是人类观念史的微缩版。
麦马虹在《幸福史》一书里描述了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到现代两千多年来几乎每个重要时期的幸福观：荷马时代，幸福等同于幸运；希腊时代，幸福等同于德行；中世纪，幸福等同于天堂；启蒙时代，幸福等同于及时行乐；而到了现代，美国著名的《花生漫画》中Lucy所说的一句名言正好概括幸福的定义：“幸福是一只温暖的小狗。”
启蒙时代前幸福观和启蒙时代后幸福观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前者注重内在的、思维上的快乐，而后者则更为注重身体、物欲上的快乐。前者最极端的例子是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西塞罗（Cicero）。他坚持认为，只有德行美好的人才真正快乐，即使他被绑在刑台上受刑。
与古典时代的幸福观和中世纪的幸福观相比，现代幸福观的不同之处除了张扬个性、追求物欲、强调“形而下”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民主化，或者说，大众化——这一进程尤其在二十世纪全球民权运动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幸福史》书里有一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此点，那就是笑脸符号（smiley face）的出现。
1963年的某一天，马萨诸塞州共同人寿保险公司（the State Mutual Life Assurance Company）的员工很是沮丧，因为他们的公司不久后将与另一家公司合并，他们担心公司合并后自己将被解雇。于是公司管理层聘请了一位名叫哈维·鲍尔（Harvey R. Ball）的广告人员设法使并购过程变得轻松些。鲍尔的策略很简单，他仅仅画了一个笑脸：一个黄色的圆圈代表脸，里面有一双椭圆的黑点，代表眼睛，还有就是一条初月形线条，代表的则是咧开的嘴巴。这一张代表了善意和开心的笑脸迅速传遍了全球，成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图标之一。
麦马虹认为，幸福大众化的影响深远。从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诉求，无论高尚还是低俗，无论远大抑或微小，都可以作为自己的幸福目标而不用担心别人取笑；拥有一只温暖的小狗是幸福，追求到爱人是幸福，长高了是幸福，拥有自己的床睡觉是幸福，甚至能不劳而获也是幸福！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幸福观的阐释权才开始真正为普通大众所掌握，此前——包括启蒙时代——的幸福观则是超然的，甚至神圣的，只有少数精英们才有资格谈论的，而现在则正好倒了过来，以往那些喜欢特立独行的精英们却开始以融入大众的流行文化而沾沾自喜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精英对幸福的大众化都采取欢迎态度；对之反感、厌恶，甚至痛恨者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看来，幸福的大众化其实就是庸俗化，其所追求的很多时候并非真正的幸福，而只是感觉上的幸福，所谓“愈堕落愈快乐”，最终所得的只能是更加的堕落。而且，对感观幸福的追求常是狂热的、疯狂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获得幸福，反而变得不安、不满，甚至充满罪恶感，因此他们主张回归古典时代追求理性和德行的幸福观。
下面这些问题常常被他们用来质疑幸福的大众化：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幸福感随之提升了吗？当你拥有了一切你所想要的东西之后，你是否仍旧觉得不幸福？如果是的话，是否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肯定还存在别的你想得到的东西，只不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而已？……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也是，人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动物，除了衣食住行外，心里还会出现诸如“我是谁？”、“为什么活着？”和“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样“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虽然这些问题经历人类几千年的反复追问和争论始终得不到一定的答案，但每一代的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求索而坚持不懈。在他们看来，这是是否真正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进入了幸福大众化时代后，生活是如此忙碌，在无止境的欲望之前，每个人都急红了眼睛，如痴似醉，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思考，对幸福的追求也随之变得庸俗，开始跟着感觉走了。而且——也许是出于为自己的庸俗辩护，也许是为了推倒思想独裁——这个时代的人们开始不遗余力地解构各种各样的权威，传统的道德伦理开始崩溃了，摆脱了这最后一道约束的人们变得出奇的轻快，但幸福感并未随之得到提升，相反，虚无主义和悲观情绪弥漫着这个时代。
说到这里，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指出，那就是虽然当前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左转，而美欧发达国家则出现集体右转的趋势，似乎这个世界开始陷入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深入观察后却可以发现，东西方在幸福感上却有着趋同的迹象，不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民众普遍心有不满，生活在美欧发达国家的人们似乎也不象想象中那样幸福。
在此参照麦马虹理论，这一现象自然就不足为怪了：在发展中国家——它们除了幸福大众化引发的问题外，更有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苦，对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感到愤怒，对四处蔓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感到绝望；后者则因为对左派，或者说自由派价值观在社会上过度泛滥后滋生的道德和文化虚无感到厌倦了。其结果是，中国开始出现呼吁复兴传统儒家思想，甚至出现停止改革、回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呼吁。而在美国，宣扬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也开始日渐升温。照此看来，一次新的幸福观的更替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吗？
历史学者麦马虹信奉理性的英美式自由主义，反对打倒一切的法国自由主义，著有《启蒙的敌人：法国的反启蒙和现代性的形成》（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一书。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6年第8期，3/1/2006
有关键情节透露
- 作者: Darrin M. McMahon
- 出版: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定价: USD 27.50
- 装帧: Hardcover
- 时间: 200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