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为达夫一哭
此书大概是两天前开始翻开的，用了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直到今天早上在床头，读至结尾处，充盈于眼眶内的泪水抑不住滑下为止。
喜欢达夫已经有六、七年了。之前对达夫之死的了解，仅限于从介绍性资料上所得的“二战时在苏门答腊（忍辱负重）为日军充当翻译，战后为日军所杀”这样简略的一句话，而让我在面对其历史身份的“模糊性”时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为我的爱“辩护”。多年之后，在一门课上经本书译者李振声老师的引导，我有幸读到了铃木正夫先生的心血之作，也终于有机会了解“真相”的全貌。
一九三八年，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与妻子王映霞、长子飞一同到了新加坡，从事以华侨为对象的抗日宣传活动。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又偕同胡愈之、王任叔等知识分子潜逃到苏门答腊岛上的巴爷公务，并最终落户那里。达夫在逃亡期间化名为赵廉，并一直以这个身份度日。在巴爷公务期间，他因为无意之间显露自己通日文这一“秘密”，被日本宪兵队征为翻译，而为掩饰自己“文学家”的身份，他又与友人经营酒厂、纸厂等产业。在“双重身份”的压迫下，艰难的活着，不愿“失节”也同时利用这个身份周旋于残暴的宪兵队员与当地华侨、印人之间，为后者争取到不少“在敌人占领之下苟延残喘”的安全。但他的身份并没能隐藏很久，日本战败后，他便突然失踪了。虽是“失踪”，但国内学界实则持他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主流观点。而铃木正夫先生通过二十多年来的调查，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队一个分队长D下令绑架并杀害的。
可惜的是，铃木先生并没有给出这个D的真实姓名，这个刽子手在战后逃脱了战犯审判，也没有如他在书中所说的“去赵桑的墓前点上一炷香”。而这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究竟D是否真有其人，还是只是铃木先生的一个“学术谎言”？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不可能有答案。但我斗胆以一个“理解”铃木先生的角度来为此作出解释：他顾虑到这些老人的在世而不愿透露其姓名，既是一个访谈之初就订立的约定，也是出于其“日本人”的“爱国心”吧……“学术”始终不能“无国界”，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他的底线也就是到此为止了，不可能超越“日本良心”的樊篱。
然而“理解”不等于“接受”甚至原谅，我对于铃木先生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满的。由此我想到了诸多在战后逃脱惩罚的罪犯们（铃木先生在书中也有提到），有的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组织，继续为着不明的目的战斗，有的则平安回到了祖国，掩盖了自己屠杀者的血腥过去，试图忘记良心的谴责去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不知道铃木先生的想通过这本书来“告慰亡灵”的目的是否达到，只是觉得这样猥琐的逃避和历史的漠视让人悲伤和绝望。
作为一个沉醉、膜拜其作品与人格的读者，我对达夫的感情使我不能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如王任叔的冷静而透彻）去评价他的所谓“妥协”、“软弱”和死亡，对我来说，他的死无疑是自我牺牲所造成的悲剧。本书“终 盖棺”一章中引述了一些达夫身边好友的回忆或悼念文章，对他悲剧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一些概括：名士气质、对日本人的过于信任（或可以理解为对自己了解日本人本性的过于自信）和“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当地居民争取种种好处”。另外，铃木先生又作了关于其逃难路线和掩盖身份方面的种种“假设”和“推断”——也许这样达夫便不会死于日本人之手。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已经没有意义。也许这可以归结为“命运”，但人世间所经历的各种浮沉，又岂是这两个字可以说得清呢？
达夫为什么不逃？他又为什么要忍辱负重地当日军的翻译？他为什么不竭力隐藏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如果他像其他文化人那样韬晦，埋没自己以独善其身，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了。暴露自己的通晓日文，不但会被逼为翻译，更要承受其他头脑简单的“热血人士”之“汉 奸”的谩骂，不可能得到“历史”的公正的理解。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了，只为做一点实事，或许是出于一种“名士”的自赏？文化人的“保节”，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很容易很直接的事，只要你不妥协，同时也不作为；不“出头”，也就不会“牺牲”。你可以成为一个“节义”的旁观者，然后就能够在“光复”之后高举“打倒汉 奸”的大旗，以自己的不作为去指责那些“作为者”的“妥协”的“污点”——宁愿“清清白白”地袖手，不愿“满身泥污”地救人？所以我对于那些战时躲避到“大后方”以“全名节”的知识分子，某程度上有着难以释怀的不屑与愤懑。这般想来，即使达夫当时逃过一劫，回国以后的种种命运，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达夫的真，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出什么解释说明。他是个不善伪饰的人，也不愿意伪饰吧！所以他写出了那么多“暴露癖”的小说，他在避难过程中仍不能舍弃买书读书；他也掩不住自己对日本人本质的理解和喜爱（这点我倒是赞成铃木先生的看法的），即使他深明“民族问题，在民族问题上面日本人是从来没有把中国人当作平等的人对待的”（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也许很可以有些“民族分子”以此作为口实去攻击达夫，去指责他在“民族大义”前的“不清不楚”，而世人的悲剧也在于此——把一切错综复杂的东西（感情也好、人性也罢）都强求一种“二分”，如同试图把河水中的泥沙和清水分离，以求一种“纯粹”。但他们往往难以理解的是，河水就是河水，不是简单的由泥沙混入清水而成。“世人的悲剧”又造就了达夫的悲剧，是因为“他常把民族问题和人性问题分开来。他爱国，爱同胞，但也爱人类。他相信人性是善的，他可以说是为了这一信仰而牺牲的”（胡愈之，同上）。这种爱，统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到。
这种爱也是我今日读此书为他一哭的原因。我已不想再为他的“节义”、“烈士”作什么宣扬，就如同我不想再为其“妥协”、“怯懦”作什么辩护。我只想高吟他的《乱离杂诗》，再大哭一场罢！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喜欢达夫已经有六、七年了。之前对达夫之死的了解，仅限于从介绍性资料上所得的“二战时在苏门答腊（忍辱负重）为日军充当翻译，战后为日军所杀”这样简略的一句话，而让我在面对其历史身份的“模糊性”时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为我的爱“辩护”。多年之后，在一门课上经本书译者李振声老师的引导，我有幸读到了铃木正夫先生的心血之作，也终于有机会了解“真相”的全貌。
一九三八年，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与妻子王映霞、长子飞一同到了新加坡，从事以华侨为对象的抗日宣传活动。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又偕同胡愈之、王任叔等知识分子潜逃到苏门答腊岛上的巴爷公务，并最终落户那里。达夫在逃亡期间化名为赵廉，并一直以这个身份度日。在巴爷公务期间，他因为无意之间显露自己通日文这一“秘密”，被日本宪兵队征为翻译，而为掩饰自己“文学家”的身份，他又与友人经营酒厂、纸厂等产业。在“双重身份”的压迫下，艰难的活着，不愿“失节”也同时利用这个身份周旋于残暴的宪兵队员与当地华侨、印人之间，为后者争取到不少“在敌人占领之下苟延残喘”的安全。但他的身份并没能隐藏很久，日本战败后，他便突然失踪了。虽是“失踪”，但国内学界实则持他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主流观点。而铃木正夫先生通过二十多年来的调查，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队一个分队长D下令绑架并杀害的。
可惜的是，铃木先生并没有给出这个D的真实姓名，这个刽子手在战后逃脱了战犯审判，也没有如他在书中所说的“去赵桑的墓前点上一炷香”。而这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究竟D是否真有其人，还是只是铃木先生的一个“学术谎言”？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不可能有答案。但我斗胆以一个“理解”铃木先生的角度来为此作出解释：他顾虑到这些老人的在世而不愿透露其姓名，既是一个访谈之初就订立的约定，也是出于其“日本人”的“爱国心”吧……“学术”始终不能“无国界”，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他的底线也就是到此为止了，不可能超越“日本良心”的樊篱。
然而“理解”不等于“接受”甚至原谅，我对于铃木先生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满的。由此我想到了诸多在战后逃脱惩罚的罪犯们（铃木先生在书中也有提到），有的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组织，继续为着不明的目的战斗，有的则平安回到了祖国，掩盖了自己屠杀者的血腥过去，试图忘记良心的谴责去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不知道铃木先生的想通过这本书来“告慰亡灵”的目的是否达到，只是觉得这样猥琐的逃避和历史的漠视让人悲伤和绝望。
作为一个沉醉、膜拜其作品与人格的读者，我对达夫的感情使我不能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如王任叔的冷静而透彻）去评价他的所谓“妥协”、“软弱”和死亡，对我来说，他的死无疑是自我牺牲所造成的悲剧。本书“终 盖棺”一章中引述了一些达夫身边好友的回忆或悼念文章，对他悲剧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一些概括：名士气质、对日本人的过于信任（或可以理解为对自己了解日本人本性的过于自信）和“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当地居民争取种种好处”。另外，铃木先生又作了关于其逃难路线和掩盖身份方面的种种“假设”和“推断”——也许这样达夫便不会死于日本人之手。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已经没有意义。也许这可以归结为“命运”，但人世间所经历的各种浮沉，又岂是这两个字可以说得清呢？
达夫为什么不逃？他又为什么要忍辱负重地当日军的翻译？他为什么不竭力隐藏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如果他像其他文化人那样韬晦，埋没自己以独善其身，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了。暴露自己的通晓日文，不但会被逼为翻译，更要承受其他头脑简单的“热血人士”之“汉 奸”的谩骂，不可能得到“历史”的公正的理解。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了，只为做一点实事，或许是出于一种“名士”的自赏？文化人的“保节”，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很容易很直接的事，只要你不妥协，同时也不作为；不“出头”，也就不会“牺牲”。你可以成为一个“节义”的旁观者，然后就能够在“光复”之后高举“打倒汉 奸”的大旗，以自己的不作为去指责那些“作为者”的“妥协”的“污点”——宁愿“清清白白”地袖手，不愿“满身泥污”地救人？所以我对于那些战时躲避到“大后方”以“全名节”的知识分子，某程度上有着难以释怀的不屑与愤懑。这般想来，即使达夫当时逃过一劫，回国以后的种种命运，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达夫的真，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出什么解释说明。他是个不善伪饰的人，也不愿意伪饰吧！所以他写出了那么多“暴露癖”的小说，他在避难过程中仍不能舍弃买书读书；他也掩不住自己对日本人本质的理解和喜爱（这点我倒是赞成铃木先生的看法的），即使他深明“民族问题，在民族问题上面日本人是从来没有把中国人当作平等的人对待的”（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也许很可以有些“民族分子”以此作为口实去攻击达夫，去指责他在“民族大义”前的“不清不楚”，而世人的悲剧也在于此——把一切错综复杂的东西（感情也好、人性也罢）都强求一种“二分”，如同试图把河水中的泥沙和清水分离，以求一种“纯粹”。但他们往往难以理解的是，河水就是河水，不是简单的由泥沙混入清水而成。“世人的悲剧”又造就了达夫的悲剧，是因为“他常把民族问题和人性问题分开来。他爱国，爱同胞，但也爱人类。他相信人性是善的，他可以说是为了这一信仰而牺牲的”（胡愈之，同上）。这种爱，统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到。
这种爱也是我今日读此书为他一哭的原因。我已不想再为他的“节义”、“烈士”作什么宣扬，就如同我不想再为其“妥协”、“怯懦”作什么辩护。我只想高吟他的《乱离杂诗》，再大哭一场罢！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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