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的“技巧”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人文主义者。
在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中,薄伽丘站在共和政府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势力,多次作为特使去意大利其他城邦。他潜心研究古典文学,晚年致力于《神曲》的诠释。1350年,薄伽丘结识彼特拉克。
传奇小说《菲洛柯洛》(约1336年);《菲娅美塔的哀歌》(1343~1344);《大鸦》(1356?)
叙事长诗《菲洛斯特拉托》(约1338年,取材于《特洛伊传奇》);《苔塞伊达》(1340~1341,取材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牧歌式传奇《亚美托的女神们》(约1341年)
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1343);《菲埃索拉的女神》(1343~1354)
故事集《十日谈》(1348~1353)
学术著作《异教诸神谱系》(1350~1375);《但丁传》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76
关于《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文学史上对于《十日谈》的评价历来非常高。我以前所受到的关于这部书的教育都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谈的。薄伽丘尖锐地批评了教会的腐败堕落;歌颂爱情;抨击封建特权和男女不平等。又说此书首创框架式结构的叙述系统,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
这样子回答一点考试的论述题当然已经完全够了,只要把评论鲁迅同学的那些话拿过来,闭着眼睛就好往薄伽丘同学身上套的。什么运笔如刀、嫉恶如仇、面对庞然大物的封建社会无所畏惧,以嬉笑怒骂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它的种种丑恶面目和形形色色的罪恶行径……
但是,如果怀着这样的心态来读《十日谈》,结果往往是读不下去的,当然,不排除某些神人能始终津津有味地读完每一个故事。我就做不到,我最初的打算是每晚睡前读“一日”,十天读完全本,但是每每读到第六个故事左右便已哈欠连连了。因为书里的故事其实大部分差不多,充斥着偷情、欺诈、教会黑幕,这些东西读多了是会产生审美疲劳的;并且受篇幅所限,薄伽丘没有办法认真处理每一个细节,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故事就显得比较仓促,只是大致地把故事情节讲下来。
至少,在我读到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之前,我这样认为。
韦恩·布斯(1921~?),美国文学批评家,芝加哥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小说修辞学》是其文学批评代表作,1961年初版,1983年修订再版,是二十世纪小说批评的经典著作。
我今天下午才从图书馆借到的书,花了两个小时,读完“第一部·第一章 讲述与展示”。布斯首先分析了小说技巧的两个基本概念——“讲述”与“展示”。
布斯认为,所谓“讲述”,就是作品一开始就直接用权威式的语气把人物动机讲出来,不必根据人物的外部行动去推断其内在动机,进一步说,对戏剧人物的内心透视也是全知视点的一种。
而所谓“展示”,就是一种“客观的”“戏剧式的”叙述方式,作者退居幕后,留下他的人物在舞台上按照自己的命运行动。
布斯专门论及《十日谈》,认为尽管《十日谈》的人物是扁平人物,缺乏深度,而叙述者的“视点”在人物间游移,完全没有顾及到视点一致的技巧,然而在其效果的单一下,隐藏有一种卓越而复杂的技巧。
忽然想到太康时代的诗。这个时代的五言诗普遍缺乏一种感发的生命力,古诗中那种自然而然打动人的力量很弱,于是叶嘉莹先生说我们要学会运用思力,通过诗人安排的外表形式去发现它的好处。
读《十日谈》想来也要如此,我们之所以能从每个故事中获得一种体验,原因不在材料本身的内质,而在于薄伽丘用材料构成活生生的细节所用的极富技巧的结构。而且我们很难在薄伽丘的复杂的小说世界里找到一种统一的道德标准,每个故事所依据的道德准则基础不同,造成了故事们的效果不同。
我决定学习布斯,分析其中一个故事。
我选择第七天的故事五。第七天的主题是:妻子为了偷情,对丈夫使用种种诡计。故事五是菲亚美达所讲,内容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丈夫乔装成一个神父,听妻子忏悔,她说爱上了一个神父,于是丈夫守在大门口,妻子趁机把情人从屋顶上接下来共度良宵。
故事一开始,薄伽丘便借菲亚美达之口说道:“我的结论是:丈夫如果不讲道理,一味吃醋,那么妻子有什么对不起丈夫的地方,非但不应该怪她,反而应该赞扬她。”这是很典型的权威性“讲述”。我们知道,故事中的丈夫一定是“不讲道理”的,而叙述者对故事中的妻子所持的是一种欣赏的态度。
为了使读者也能为妻子对丈夫的胜利而感到快慰,薄伽丘必须在有限的篇幅中精确地塑造两位主人公的形象。
“丈夫”必须使人觉得他的受欺骗完全是罪有应得。让读者认可他的“不讲道理”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由叙述者将他的不讲道理“讲述”给读者,再用一些精辟的事例来证实他的不讲道理。因此,叙述者一开始便形容他“非常嫉妒”“可怜的没有头脑的”,事例是他“不许她出席宴会”“不许她上教堂”“她甚至站在窗口朝外面看一眼也不敢”。
然后叙述者的视点由“丈夫”移至“妻子”。“妻子”必须使人感到她的无辜,感到她对丈夫的欺骗是应该的。叙述者“讲述”道:“她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继而开始对她的心理活动展开描写:“她越想越气……后来她打定主意……不妨就弄假成真……”事例自然是与隔壁青年的私下往来。
故事的高潮在于妻子机智地使丈夫受到了惩罚。丈夫与妻子的对话及活动展示了各自的心理状态,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但其中又穿插着叙述者的“讲述”,比如各自的内心透视。
这个故事不能用单一视角写出来,尽管大部分是妻子的视角,但如果只用妻子的眼睛讲出来的话,就要先从妻子的角度描写丈夫的“不讲道理”,故事就需要更多的铺开,所占篇幅就拉长了。所以,整个故事的伟大之处是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产生出强烈的喜剧性效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薄伽丘的《十日谈》中,“讲述”与“展示”的划分非常不确切,他的艺术才能不在于遵循哪一种高超的叙述方式,而在于他能使用各种形式的讲述来达到各种形式的展示。
在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中,薄伽丘站在共和政府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势力,多次作为特使去意大利其他城邦。他潜心研究古典文学,晚年致力于《神曲》的诠释。1350年,薄伽丘结识彼特拉克。
传奇小说《菲洛柯洛》(约1336年);《菲娅美塔的哀歌》(1343~1344);《大鸦》(1356?)
叙事长诗《菲洛斯特拉托》(约1338年,取材于《特洛伊传奇》);《苔塞伊达》(1340~1341,取材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牧歌式传奇《亚美托的女神们》(约1341年)
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1343);《菲埃索拉的女神》(1343~1354)
故事集《十日谈》(1348~1353)
学术著作《异教诸神谱系》(1350~1375);《但丁传》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76
关于《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文学史上对于《十日谈》的评价历来非常高。我以前所受到的关于这部书的教育都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谈的。薄伽丘尖锐地批评了教会的腐败堕落;歌颂爱情;抨击封建特权和男女不平等。又说此书首创框架式结构的叙述系统,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
这样子回答一点考试的论述题当然已经完全够了,只要把评论鲁迅同学的那些话拿过来,闭着眼睛就好往薄伽丘同学身上套的。什么运笔如刀、嫉恶如仇、面对庞然大物的封建社会无所畏惧,以嬉笑怒骂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它的种种丑恶面目和形形色色的罪恶行径……
但是,如果怀着这样的心态来读《十日谈》,结果往往是读不下去的,当然,不排除某些神人能始终津津有味地读完每一个故事。我就做不到,我最初的打算是每晚睡前读“一日”,十天读完全本,但是每每读到第六个故事左右便已哈欠连连了。因为书里的故事其实大部分差不多,充斥着偷情、欺诈、教会黑幕,这些东西读多了是会产生审美疲劳的;并且受篇幅所限,薄伽丘没有办法认真处理每一个细节,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故事就显得比较仓促,只是大致地把故事情节讲下来。
至少,在我读到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之前,我这样认为。
韦恩·布斯(1921~?),美国文学批评家,芝加哥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小说修辞学》是其文学批评代表作,1961年初版,1983年修订再版,是二十世纪小说批评的经典著作。
我今天下午才从图书馆借到的书,花了两个小时,读完“第一部·第一章 讲述与展示”。布斯首先分析了小说技巧的两个基本概念——“讲述”与“展示”。
布斯认为,所谓“讲述”,就是作品一开始就直接用权威式的语气把人物动机讲出来,不必根据人物的外部行动去推断其内在动机,进一步说,对戏剧人物的内心透视也是全知视点的一种。
而所谓“展示”,就是一种“客观的”“戏剧式的”叙述方式,作者退居幕后,留下他的人物在舞台上按照自己的命运行动。
布斯专门论及《十日谈》,认为尽管《十日谈》的人物是扁平人物,缺乏深度,而叙述者的“视点”在人物间游移,完全没有顾及到视点一致的技巧,然而在其效果的单一下,隐藏有一种卓越而复杂的技巧。
忽然想到太康时代的诗。这个时代的五言诗普遍缺乏一种感发的生命力,古诗中那种自然而然打动人的力量很弱,于是叶嘉莹先生说我们要学会运用思力,通过诗人安排的外表形式去发现它的好处。
读《十日谈》想来也要如此,我们之所以能从每个故事中获得一种体验,原因不在材料本身的内质,而在于薄伽丘用材料构成活生生的细节所用的极富技巧的结构。而且我们很难在薄伽丘的复杂的小说世界里找到一种统一的道德标准,每个故事所依据的道德准则基础不同,造成了故事们的效果不同。
我决定学习布斯,分析其中一个故事。
我选择第七天的故事五。第七天的主题是:妻子为了偷情,对丈夫使用种种诡计。故事五是菲亚美达所讲,内容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丈夫乔装成一个神父,听妻子忏悔,她说爱上了一个神父,于是丈夫守在大门口,妻子趁机把情人从屋顶上接下来共度良宵。
故事一开始,薄伽丘便借菲亚美达之口说道:“我的结论是:丈夫如果不讲道理,一味吃醋,那么妻子有什么对不起丈夫的地方,非但不应该怪她,反而应该赞扬她。”这是很典型的权威性“讲述”。我们知道,故事中的丈夫一定是“不讲道理”的,而叙述者对故事中的妻子所持的是一种欣赏的态度。
为了使读者也能为妻子对丈夫的胜利而感到快慰,薄伽丘必须在有限的篇幅中精确地塑造两位主人公的形象。
“丈夫”必须使人觉得他的受欺骗完全是罪有应得。让读者认可他的“不讲道理”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由叙述者将他的不讲道理“讲述”给读者,再用一些精辟的事例来证实他的不讲道理。因此,叙述者一开始便形容他“非常嫉妒”“可怜的没有头脑的”,事例是他“不许她出席宴会”“不许她上教堂”“她甚至站在窗口朝外面看一眼也不敢”。
然后叙述者的视点由“丈夫”移至“妻子”。“妻子”必须使人感到她的无辜,感到她对丈夫的欺骗是应该的。叙述者“讲述”道:“她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继而开始对她的心理活动展开描写:“她越想越气……后来她打定主意……不妨就弄假成真……”事例自然是与隔壁青年的私下往来。
故事的高潮在于妻子机智地使丈夫受到了惩罚。丈夫与妻子的对话及活动展示了各自的心理状态,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但其中又穿插着叙述者的“讲述”,比如各自的内心透视。
这个故事不能用单一视角写出来,尽管大部分是妻子的视角,但如果只用妻子的眼睛讲出来的话,就要先从妻子的角度描写丈夫的“不讲道理”,故事就需要更多的铺开,所占篇幅就拉长了。所以,整个故事的伟大之处是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产生出强烈的喜剧性效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薄伽丘的《十日谈》中,“讲述”与“展示”的划分非常不确切,他的艺术才能不在于遵循哪一种高超的叙述方式,而在于他能使用各种形式的讲述来达到各种形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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