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何“神”与怎样崛起
（长文，慎入）
（一）
最近忙里偷闲地又读了三本有关印度的著作。
导师赠阅的《陌生的近邻》似乎更适合对印度知之甚少的人士用来扫盲（可惜我已过了这个阶段）；更早的两本，《印度慢吞吞》和《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则是颇为深入、细致的社会观察。尽管两者都讨论了印度自独立以来，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困境及其应对，且作者皆为“印度通”式的英国记者（《慢》书的作者之一涂立先生在印度供职二十余年，而《不》书的卢斯先生在五年的印度采访生涯之外，索性娶了个印度夫人），但两本书的视角与风格却迥然不同。《慢》书具有典型的BBC纪录片的气质（涂立先生与莱特女士供职于BBC。或者，用另一个较为贴切的说法，我曾将它比作印度版的《南方周末》），故事性与镜头感强，以“小”事件折射“大”问题。或许是浸淫印度文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作者早已将印式“慢”文化内化于自己的叙述，或许是作者将读者设定为那些和他一样深谙印度国情的“资深印度通”，又或者仅为契合“印度慢吞吞”这个标题……总之，整本书都是“让故事说话”，作者自己则退居旁白之席，在有限的“戏份”里也多陈列事实或仅作技术性“串场”，对事实背后那些来龙去脉的道理却并不急于点破，而让读者自己去掩卷沉思。
《不》则显然不同。无论是问题的提出、分析框架的搭建、比较视野的运用还是政治经济学解读有意识的贯穿始终，《不》处处体现了这位《金融时报》记者高屋建瓴、宏大叙事的野心（因此又被我称作印度版的《第一财经》）。书中固然也有很多具体的采访见闻，但作者安排给它们的“戏份”显然不及《慢》书：它们更多地服务于作者的宏观框架，而非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作者的见解与评论则是该书的“重头戏”。很多在《慢》书中“欲遮还羞”的道理，在《不》书中都能明确地找到答案：作者分别从经济、政府、种姓政治、（极端）宗教、政党政治、外交以及民生角度对印度社会做了全面的考察，而让读者对21世纪这个特殊节点上“不顾诸神”而“奇怪崛起”的印度有了堪称“全景式”的了解。（难怪偏重政治经济的《不》的中译本乃由青木昌彦与吴敬琏先生主编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文库”推出，而《慢》的中译本则被选入更重文学与哲学的南大“新经典文库”）
撇开上述风格或视角上的差异，就内容而言，也是《不》更对我胃口。在《慢》书中，作者想要论证“管制不善（bad governance）并非所有困扰印度之问题的根源，但它毫无疑问放慢了印度充分施展其拳脚的步伐*”。然而十篇报道中有六篇是按以下逻辑展开：某一地区具体的某负面（乃至悲剧性）事件——事件背后反映出困扰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印度）的某一（绵延数十年之）大问题——问题得不到根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政策不当或实施不力。由此，给人感觉便是论点的后半句得到了充分论证，而前半句获得的支持却少得可怜。考虑到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作者也的确提到了NGO或民间运动对推动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贡献及努力。但其杯水车薪的效果反倒更印证了政府的巨大失职。（换言之，政府的缺位得严重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如此规模的公民社会之力量沦为“杯水车薪”！）
相比之下，《不》的论述则讨巧许多。宏观的视角使政府治理得以成为论述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在无数大大小小的“铁证”下作者并未多加辩驳地承认印度政治的腐败与落后，并且从古代历史与殖民遗留、低种姓与高种姓、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王朝政治与“神圣家族”等多个侧面论证了政治不力的成因。（而在《慢》中，这些内容则以一种“暧昧”的事实散见于“从头烂到尾”、“打造数位海德拉巴”等篇中，直到结语处作者才略微点出了这种所谓“奈塔—巴布政权”对贪污、低效与压迫的影响机制。）但作者同样也比《慢》书更详细地记叙了印度业已取得的瞩目成就。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对比了印度内部的各种党派、执政思路，各种“主义”之后，作者将比较的视野拉大，加入了中国与美国这两大元素，剖析了印度与两国的互动及其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潜在影响。在“中印崛起”不绝于耳并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这种视野无疑兼具前瞻性与现实意义。
（二）
本书的标题，不顾诸神，也颇值得反复咀嚼。作者对此的题解是：本书题目的灵感……来自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包括尚未稳固的民主、多元化的传统以及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概言之，作者想要说的似乎是：印度之崛起在于不顾宗教传统之神。但这样理解是否准确，在我看来颇值怀疑，尤其在亲眼见证其首都街头几公里不见垃圾桶（箱），但却必定能在一公里内找到神庙，或者哪怕只是简单地划一块地、摆上神像、围上干菊花便供路人祭拜的“临时庙”之后——印度人对宗教、对神祗的虔诚似乎不容否认。那么，印度崛起中所不顾的“诸神”又当作何解？
重读之后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引言部分提到“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甘地、尼赫鲁以及安姆贝德卡（“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P.S. Dr. Ambedkar书中翻译成“安倍多伽尔”，我按自己旧习，仍翻作“安姆贝德卡”）。不禁觉得，“不顾诸神”中的神与其从字面上理解为宗教神祗，或许解读为这“印度历史三巨头”更为贴切？这当然是个大胆（甚或有失偏颇）的猜测，但通读全书，又发现我的“大胆”亦不无道理：不管是不是印度之本意，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崛起或多或少归功于对“三巨头”之某些思想的背离。在展开具体的分析前，想要提醒的是：用这种新颖的思路解读印度的崛起，并非想要否认其在崛起中的种种问题。贫困、环境恶化、艾滋病、官僚腐败等不仅在本书中，而是在几乎所有论述当代印度的书中都能了悟一二，便不再赘述。（当然，“在印度，事情永远不会像它表现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看到的那么糟。”）
（三）
首先来看甘地。如果说甘地的非暴力是帮助印度走向独立的关键，那么，反物质主义大概就是他留给独立后的印度的最大遗产。的确，至今仍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以其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而自豪。但这种自豪早已无法理所当然地推论出“尊崇”；相反，两者正以一种“相安无事”的“奇怪”方式越来越背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攀升与全球化的深入使如今的印度人可以毫不遮掩对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的追逐。这新一代的消费群体“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物质主义之风通过宝莱坞这一“消费品部门的共谋”而播散，最突出的影响便落在印式婚礼之上。婚礼甚至成为“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相互攀比的对象”，而“一个比较大型的婚礼，在向亲戚和朋友递送请柬时，会附送路易威登的包、露华浓化妆包、宝格丽丝巾或普拉塔饰品等”。此情此景，作者不无戏谑地说道：“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尽管反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国民思潮正日益消失，但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留下的烙印远不限于此。另一个十分重要也颇具争议的“遗产”便是甘地关于农村的哲学，即“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中心”。尽管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哲学在今天的印度“已经成为孤儿”，但“作为一种社会态度，甘地对农村的见解……仍然可以从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法官口中听到，而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也仍然是主流。”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恰恰导致了整个印度社会持续的贫困：一方面，农村的教育、就业机会常年由非政府组织提供，僧多粥少，政府却往往袖手旁观；另一方面，许多印度精英对农村的执拗固守（“尽管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事生活在农村的”），却也在无意间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四）
比起甘地潜移默化的处世哲学，尼赫鲁总理在位16年则使其有足够的空间将思想具体化为国家政策（并通过其女儿、外孙的“王朝式执政”延续影响）。作者认为，尼氏留给印度的烙印有三，分别是民主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民主主义除英迪拉宣布紧急状态而中断19个月外大体无恙；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首先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破灭。尽管尼赫鲁的理想是打造“费边社会主义”，但其思路却多少与中国有几分相似：拒绝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主张政府领导的国家工业化，重点建设钢铁工业和大型发电站……因此，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对中国人来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印度至今为人称道的1991年经济改革则标志着对尼赫鲁主义的彻底抛弃。改革的直接动因来自印度外汇储备的告急；改革的第一波号角则是取消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同时以货币贬值与加大开放为条件换取IMF的资助。四年后，印度加入了WTO。尼氏“建立一个不受前殖民统治影响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梦想”终于破产。但印度活跃的中小企业以及日益加深的（尤其是IT服务业的）全球化参与度，如今却已是公认的“印度奇迹”的基石。
相比其经济政策的惨淡结局，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梦想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表面上，印度宪法仍将印度定义为世俗主义国家；秉承这一宗教立场的国大党也一直是印度政治生活的中坚力量。但自20实际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梦想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国大党的迅速衰落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活跃上升的契机又是其结果，最终甚至导致了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直到2004年国大党重新赢得组阁权。印度人民党的执政遗产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宗教方面，其激进的策略的确带来了诸多社会动乱：印度独立后最严重的三次流血冲突中，印度教激进分子两次扮演了主角（1992年的阿约迪亚清真寺骚乱及2002年古吉拉特高得拉的暴乱），大大小小教派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尤其是古吉拉特的骚乱更带有旁人难以想象的法西斯色彩。
但从国家实力的提升来看，正是印度人民党对国防与科技的狂热第一次将印度带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之列。1998年瓦杰帕伊上台仅几周，就成功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进行了5此核试验。虽然对大国崛起的判断还包括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印度跻身核俱乐部无疑为其掌握了基础性的话语权。印度的核试验固然有地缘政治上的迫切考虑，但即便如此也很难想象在其“道德超级大国”的立场坚持下，（尽管其也在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国大党会提出造核武的设想，罔论将之付诸实践。似乎只有瓦杰帕伊的印度教政府才有“用核试验向美国叫板”的勇气与魄力。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度信封尼赫鲁在独立以后倡导的道德外教政策而反对核武器的许多人，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也在挥舞着三色国旗庆祝”（顺便提一句，瓦杰帕伊的核试验同样也是对尼赫鲁外交政策背离。）然而，不同于其激进的宗教政策与强悍的国防政策，印度教政府的经济政策较其前任要保守得多，甚至有向尼赫鲁“经济自给”回潮的倾向，直至被国大党的重新上台而中断。在辛格总理这位91年改革功臣的带领下，印度连续7年维持了6%以上的经济高增长（只有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下，增长率减缓至5.678%）。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以如此微妙的顺序先后增强，也算是世纪之交的印度至幸。
（五）
最后要提到的是当年印度制宪委员会主席安姆贝德卡博士。最初知道安氏是因其在制宪会议上与甘地就农村问题的分歧。如前所述，甘地始终坚持“农村本位”，但安氏则坚定地以城市化作为国家的出路。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他寄希望于城市化来实现低种姓与高种姓的平等，最终使得种姓制度彻底瓦解。尽管种姓制度确已被宪法明文废除，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乍一看，对安氏理想的背离似乎与印度的崛起无关；然而，若对印度日趋盛行的种姓政治作一分析，首先可以看到：纯粹的人数优势与储存选票库方面的高效迅速地巩固了低种姓政党在印度政治版图中的节节攀升。尽管这些政党在指定社会政策的能力与经验上皆有欠缺，并且更致命的是“低种姓领导人并没有通过强调下层社会的共同点，而将他们团结起来，反而更将注意力集中在将它们区别开的方面”，但低种姓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更多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显然是这诸多漏洞无法抹去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低种姓人群参政频繁对其生活带来的“梵语化”影响：低种姓的人们“正通过追随同样的神灵、进入同样的寺庙和庆祝同样的节日来复制高种姓人们的文化”。因此，现阶段安姆贝德卡的理想虽看似遥不可及，但毋宁说它正以一种背离其愿望的方式在逐步靠近其愿望所指向的结果。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认为“历史终将站在安氏这边。”
由此可见，印度在20世纪末的崛起多少与其对三位重要领袖的“遗产”之不同程度的背离有所关联。但若进一步追问为何“不顾诸‘神’”，我倒觉得这是印度从超越俗世的精神自满中“屈尊还俗”，更理性务实地认清周遭情况之后的一种必然调整。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或可称为“与时俱进”。但对这个词却应当报以一种审慎态度。“与时俱进”带来的成功并不必然能够容忍与传统更迅速更彻底的、肆无忌惮的背离，尽管很多时候，“传统”的确看似快步前进的束缚。我想，印度一定深谙此道，唯此，“进步”与“落后”的角力才能形成这样一幅（世俗）政经舞台上的日益强大与其（精神）宗教生活的稳固之间、缺乏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过程）与经济腾飞（的结果）之间、政治的腐败低效与民主之间，以及对他国（美国）支持其崛起的战略目的（制衡中国）的愤怒与利用之间微妙平衡的图景。亦即作者所言之“奇怪崛起”。
（六）
2009年，我在对印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对卢斯先生在序言中说的“印度总是向……充满好奇的外来人敞开大门……表现得毫无保留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我有着无比感激的、深深的共鸣。当年，印度也是以这样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对我施了魔法，让对其一无所知的我深深为之着迷。此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与印度有关的学术或非学术书籍，我的法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印度宪法及其农村基层自治，这个夏天在耶鲁又比较了中银改革前后的城乡不平等……随着对印度了解的深入，其中的瓶颈也逐渐显现：fact的东西看了很多（或自认为看了很多？），但其中的rationale还是知道得太少。在这样的尴尬时刻遇见这本《不顾诸神》，无疑我是幸运的：作者对个中facts的挖掘、对其背后rationale的总结都可谓全面而独到。而这也正是我（相比《慢》或其他我已接触过的论述当代印度的书籍）更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它不见得是最棒的（这着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也有很多豆友觉得本书“浮光掠影”、“线索凌乱”、“不知所云”），但却是当下最契合我对印度已有的了解程度、进一步的了解需求，并能给我带来最多启发的作品。能以这本书作为上一阶段的终结奔向更深入的研究，对我来说，真是个很好的结果。
下一站在哪？也许是Sunil Khilnani的The Idea of India (recommended by Dr. DU).
*原文：We do not suggest that bad governance is the root of all India's problems, but ...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t's a brake slowing down a country with enormous but unrealized potential.
（一）
最近忙里偷闲地又读了三本有关印度的著作。
导师赠阅的《陌生的近邻》似乎更适合对印度知之甚少的人士用来扫盲（可惜我已过了这个阶段）；更早的两本，《印度慢吞吞》和《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则是颇为深入、细致的社会观察。尽管两者都讨论了印度自独立以来，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困境及其应对，且作者皆为“印度通”式的英国记者（《慢》书的作者之一涂立先生在印度供职二十余年，而《不》书的卢斯先生在五年的印度采访生涯之外，索性娶了个印度夫人），但两本书的视角与风格却迥然不同。《慢》书具有典型的BBC纪录片的气质（涂立先生与莱特女士供职于BBC。或者，用另一个较为贴切的说法，我曾将它比作印度版的《南方周末》），故事性与镜头感强，以“小”事件折射“大”问题。或许是浸淫印度文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作者早已将印式“慢”文化内化于自己的叙述，或许是作者将读者设定为那些和他一样深谙印度国情的“资深印度通”，又或者仅为契合“印度慢吞吞”这个标题……总之，整本书都是“让故事说话”，作者自己则退居旁白之席，在有限的“戏份”里也多陈列事实或仅作技术性“串场”，对事实背后那些来龙去脉的道理却并不急于点破，而让读者自己去掩卷沉思。
《不》则显然不同。无论是问题的提出、分析框架的搭建、比较视野的运用还是政治经济学解读有意识的贯穿始终，《不》处处体现了这位《金融时报》记者高屋建瓴、宏大叙事的野心（因此又被我称作印度版的《第一财经》）。书中固然也有很多具体的采访见闻，但作者安排给它们的“戏份”显然不及《慢》书：它们更多地服务于作者的宏观框架，而非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作者的见解与评论则是该书的“重头戏”。很多在《慢》书中“欲遮还羞”的道理，在《不》书中都能明确地找到答案：作者分别从经济、政府、种姓政治、（极端）宗教、政党政治、外交以及民生角度对印度社会做了全面的考察，而让读者对21世纪这个特殊节点上“不顾诸神”而“奇怪崛起”的印度有了堪称“全景式”的了解。（难怪偏重政治经济的《不》的中译本乃由青木昌彦与吴敬琏先生主编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文库”推出，而《慢》的中译本则被选入更重文学与哲学的南大“新经典文库”）
撇开上述风格或视角上的差异，就内容而言，也是《不》更对我胃口。在《慢》书中，作者想要论证“管制不善（bad governance）并非所有困扰印度之问题的根源，但它毫无疑问放慢了印度充分施展其拳脚的步伐*”。然而十篇报道中有六篇是按以下逻辑展开：某一地区具体的某负面（乃至悲剧性）事件——事件背后反映出困扰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印度）的某一（绵延数十年之）大问题——问题得不到根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政策不当或实施不力。由此，给人感觉便是论点的后半句得到了充分论证，而前半句获得的支持却少得可怜。考虑到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作者也的确提到了NGO或民间运动对推动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贡献及努力。但其杯水车薪的效果反倒更印证了政府的巨大失职。（换言之，政府的缺位得严重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如此规模的公民社会之力量沦为“杯水车薪”！）
相比之下，《不》的论述则讨巧许多。宏观的视角使政府治理得以成为论述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在无数大大小小的“铁证”下作者并未多加辩驳地承认印度政治的腐败与落后，并且从古代历史与殖民遗留、低种姓与高种姓、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王朝政治与“神圣家族”等多个侧面论证了政治不力的成因。（而在《慢》中，这些内容则以一种“暧昧”的事实散见于“从头烂到尾”、“打造数位海德拉巴”等篇中，直到结语处作者才略微点出了这种所谓“奈塔—巴布政权”对贪污、低效与压迫的影响机制。）但作者同样也比《慢》书更详细地记叙了印度业已取得的瞩目成就。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对比了印度内部的各种党派、执政思路，各种“主义”之后，作者将比较的视野拉大，加入了中国与美国这两大元素，剖析了印度与两国的互动及其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潜在影响。在“中印崛起”不绝于耳并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这种视野无疑兼具前瞻性与现实意义。
（二）
本书的标题，不顾诸神，也颇值得反复咀嚼。作者对此的题解是：本书题目的灵感……来自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包括尚未稳固的民主、多元化的传统以及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概言之，作者想要说的似乎是：印度之崛起在于不顾宗教传统之神。但这样理解是否准确，在我看来颇值怀疑，尤其在亲眼见证其首都街头几公里不见垃圾桶（箱），但却必定能在一公里内找到神庙，或者哪怕只是简单地划一块地、摆上神像、围上干菊花便供路人祭拜的“临时庙”之后——印度人对宗教、对神祗的虔诚似乎不容否认。那么，印度崛起中所不顾的“诸神”又当作何解？
重读之后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引言部分提到“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甘地、尼赫鲁以及安姆贝德卡（“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P.S. Dr. Ambedkar书中翻译成“安倍多伽尔”，我按自己旧习，仍翻作“安姆贝德卡”）。不禁觉得，“不顾诸神”中的神与其从字面上理解为宗教神祗，或许解读为这“印度历史三巨头”更为贴切？这当然是个大胆（甚或有失偏颇）的猜测，但通读全书，又发现我的“大胆”亦不无道理：不管是不是印度之本意，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崛起或多或少归功于对“三巨头”之某些思想的背离。在展开具体的分析前，想要提醒的是：用这种新颖的思路解读印度的崛起，并非想要否认其在崛起中的种种问题。贫困、环境恶化、艾滋病、官僚腐败等不仅在本书中，而是在几乎所有论述当代印度的书中都能了悟一二，便不再赘述。（当然，“在印度，事情永远不会像它表现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看到的那么糟。”）
（三）
首先来看甘地。如果说甘地的非暴力是帮助印度走向独立的关键，那么，反物质主义大概就是他留给独立后的印度的最大遗产。的确，至今仍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以其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而自豪。但这种自豪早已无法理所当然地推论出“尊崇”；相反，两者正以一种“相安无事”的“奇怪”方式越来越背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攀升与全球化的深入使如今的印度人可以毫不遮掩对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的追逐。这新一代的消费群体“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物质主义之风通过宝莱坞这一“消费品部门的共谋”而播散，最突出的影响便落在印式婚礼之上。婚礼甚至成为“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相互攀比的对象”，而“一个比较大型的婚礼，在向亲戚和朋友递送请柬时，会附送路易威登的包、露华浓化妆包、宝格丽丝巾或普拉塔饰品等”。此情此景，作者不无戏谑地说道：“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尽管反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国民思潮正日益消失，但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留下的烙印远不限于此。另一个十分重要也颇具争议的“遗产”便是甘地关于农村的哲学，即“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中心”。尽管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哲学在今天的印度“已经成为孤儿”，但“作为一种社会态度，甘地对农村的见解……仍然可以从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法官口中听到，而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也仍然是主流。”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恰恰导致了整个印度社会持续的贫困：一方面，农村的教育、就业机会常年由非政府组织提供，僧多粥少，政府却往往袖手旁观；另一方面，许多印度精英对农村的执拗固守（“尽管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事生活在农村的”），却也在无意间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四）
比起甘地潜移默化的处世哲学，尼赫鲁总理在位16年则使其有足够的空间将思想具体化为国家政策（并通过其女儿、外孙的“王朝式执政”延续影响）。作者认为，尼氏留给印度的烙印有三，分别是民主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民主主义除英迪拉宣布紧急状态而中断19个月外大体无恙；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首先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破灭。尽管尼赫鲁的理想是打造“费边社会主义”，但其思路却多少与中国有几分相似：拒绝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主张政府领导的国家工业化，重点建设钢铁工业和大型发电站……因此，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对中国人来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印度至今为人称道的1991年经济改革则标志着对尼赫鲁主义的彻底抛弃。改革的直接动因来自印度外汇储备的告急；改革的第一波号角则是取消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同时以货币贬值与加大开放为条件换取IMF的资助。四年后，印度加入了WTO。尼氏“建立一个不受前殖民统治影响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梦想”终于破产。但印度活跃的中小企业以及日益加深的（尤其是IT服务业的）全球化参与度，如今却已是公认的“印度奇迹”的基石。
相比其经济政策的惨淡结局，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梦想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表面上，印度宪法仍将印度定义为世俗主义国家；秉承这一宗教立场的国大党也一直是印度政治生活的中坚力量。但自20实际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梦想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国大党的迅速衰落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活跃上升的契机又是其结果，最终甚至导致了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直到2004年国大党重新赢得组阁权。印度人民党的执政遗产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宗教方面，其激进的策略的确带来了诸多社会动乱：印度独立后最严重的三次流血冲突中，印度教激进分子两次扮演了主角（1992年的阿约迪亚清真寺骚乱及2002年古吉拉特高得拉的暴乱），大大小小教派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尤其是古吉拉特的骚乱更带有旁人难以想象的法西斯色彩。
但从国家实力的提升来看，正是印度人民党对国防与科技的狂热第一次将印度带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之列。1998年瓦杰帕伊上台仅几周，就成功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进行了5此核试验。虽然对大国崛起的判断还包括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印度跻身核俱乐部无疑为其掌握了基础性的话语权。印度的核试验固然有地缘政治上的迫切考虑，但即便如此也很难想象在其“道德超级大国”的立场坚持下，（尽管其也在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国大党会提出造核武的设想，罔论将之付诸实践。似乎只有瓦杰帕伊的印度教政府才有“用核试验向美国叫板”的勇气与魄力。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度信封尼赫鲁在独立以后倡导的道德外教政策而反对核武器的许多人，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也在挥舞着三色国旗庆祝”（顺便提一句，瓦杰帕伊的核试验同样也是对尼赫鲁外交政策背离。）然而，不同于其激进的宗教政策与强悍的国防政策，印度教政府的经济政策较其前任要保守得多，甚至有向尼赫鲁“经济自给”回潮的倾向，直至被国大党的重新上台而中断。在辛格总理这位91年改革功臣的带领下，印度连续7年维持了6%以上的经济高增长（只有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下，增长率减缓至5.678%）。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以如此微妙的顺序先后增强，也算是世纪之交的印度至幸。
（五）
最后要提到的是当年印度制宪委员会主席安姆贝德卡博士。最初知道安氏是因其在制宪会议上与甘地就农村问题的分歧。如前所述，甘地始终坚持“农村本位”，但安氏则坚定地以城市化作为国家的出路。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他寄希望于城市化来实现低种姓与高种姓的平等，最终使得种姓制度彻底瓦解。尽管种姓制度确已被宪法明文废除，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乍一看，对安氏理想的背离似乎与印度的崛起无关；然而，若对印度日趋盛行的种姓政治作一分析，首先可以看到：纯粹的人数优势与储存选票库方面的高效迅速地巩固了低种姓政党在印度政治版图中的节节攀升。尽管这些政党在指定社会政策的能力与经验上皆有欠缺，并且更致命的是“低种姓领导人并没有通过强调下层社会的共同点，而将他们团结起来，反而更将注意力集中在将它们区别开的方面”，但低种姓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更多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显然是这诸多漏洞无法抹去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低种姓人群参政频繁对其生活带来的“梵语化”影响：低种姓的人们“正通过追随同样的神灵、进入同样的寺庙和庆祝同样的节日来复制高种姓人们的文化”。因此，现阶段安姆贝德卡的理想虽看似遥不可及，但毋宁说它正以一种背离其愿望的方式在逐步靠近其愿望所指向的结果。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认为“历史终将站在安氏这边。”
由此可见，印度在20世纪末的崛起多少与其对三位重要领袖的“遗产”之不同程度的背离有所关联。但若进一步追问为何“不顾诸‘神’”，我倒觉得这是印度从超越俗世的精神自满中“屈尊还俗”，更理性务实地认清周遭情况之后的一种必然调整。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或可称为“与时俱进”。但对这个词却应当报以一种审慎态度。“与时俱进”带来的成功并不必然能够容忍与传统更迅速更彻底的、肆无忌惮的背离，尽管很多时候，“传统”的确看似快步前进的束缚。我想，印度一定深谙此道，唯此，“进步”与“落后”的角力才能形成这样一幅（世俗）政经舞台上的日益强大与其（精神）宗教生活的稳固之间、缺乏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过程）与经济腾飞（的结果）之间、政治的腐败低效与民主之间，以及对他国（美国）支持其崛起的战略目的（制衡中国）的愤怒与利用之间微妙平衡的图景。亦即作者所言之“奇怪崛起”。
（六）
2009年，我在对印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对卢斯先生在序言中说的“印度总是向……充满好奇的外来人敞开大门……表现得毫无保留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我有着无比感激的、深深的共鸣。当年，印度也是以这样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对我施了魔法，让对其一无所知的我深深为之着迷。此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与印度有关的学术或非学术书籍，我的法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印度宪法及其农村基层自治，这个夏天在耶鲁又比较了中银改革前后的城乡不平等……随着对印度了解的深入，其中的瓶颈也逐渐显现：fact的东西看了很多（或自认为看了很多？），但其中的rationale还是知道得太少。在这样的尴尬时刻遇见这本《不顾诸神》，无疑我是幸运的：作者对个中facts的挖掘、对其背后rationale的总结都可谓全面而独到。而这也正是我（相比《慢》或其他我已接触过的论述当代印度的书籍）更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它不见得是最棒的（这着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也有很多豆友觉得本书“浮光掠影”、“线索凌乱”、“不知所云”），但却是当下最契合我对印度已有的了解程度、进一步的了解需求，并能给我带来最多启发的作品。能以这本书作为上一阶段的终结奔向更深入的研究，对我来说，真是个很好的结果。
下一站在哪？也许是Sunil Khilnani的The Idea of India (recommended by Dr. DU).
*原文：We do not suggest that bad governance is the root of all India's problems, but ...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t's a brake slowing down a country with enormous but unrealized potential.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