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伦敦情节
苏珊•斯奎尔（Susan Squier）曾经说过“无论伍尔夫把伦敦当作‘这个世界上最为美丽’或者‘最为邪恶’的地方，伦敦对于伍尔夫来说是一座她用尽毕生的经历来观察却又经常充满着矛盾情感的城市。” 伍尔夫从1882年出生在伦敦，幼年在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肯辛顿完成了她的启蒙教育，到后来历经双亲去世的打击搬迁到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的戈登广场。伍尔夫终其一生的五十九年头里把伦敦当作了她真正的家。
在她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当中，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出伍尔夫非常用心地将达洛维夫人的一天的生活安排在伦敦的市区中，通过对达洛维夫人去买花准备一场宴会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带领着读者游览了伍尔夫记忆之中的伦敦。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反复的提到伦敦市区中的地标性建筑，或者是详细的街道地名。这也让《达洛维夫人》的读者们对伍尔夫笔下的伦敦市区的牛津街、邦德街、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维多利亚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者大本钟等等地名都熟悉不已。
可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伍尔夫为什么要让达洛维夫人反复的游走在她自己建构当中的伦敦市区？伍尔夫又为什么偏要让达洛维夫人选择伦敦这座城市的这些特殊的地方呢？特别是当我发现达洛维夫人在这天所经过的地方与伍尔夫一生所生活的地方基本重合，这些问题就一直吸引着我。并且，当我们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随笔《一间自己的小屋》里面所谈起的伦敦，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有趣：
[……]此刻伦敦又兴奋了起来，工厂骚动了起来，机器开动了起来。读了半天书之后，又忍不住要想窗外望去，看一看在1928年10月26日的上午，伦敦在做些什么，伦敦在想些什么呢？[……]看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全然漠不关心。对于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者一个寻常女人去创造一种能完全表达她思想的散文风格，谁都是不在乎的[……]
在伍尔夫的眼中，既然伦敦对于小说的未来是毫不关心的，但她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小说构建在伦敦这座城市上呢？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跟这座伍尔夫充满了复杂情感又承载了内心矛盾的伦敦城市有关。所以，本文从伦敦本身的文化符号和小说中几处典型的伦敦地标为线索，尝试解读伍尔夫的复杂而又矛盾的伦敦情节，以及它在小说艺术表现中的体现。
伦敦的文化符号
伍尔夫之所以要选择伦敦作为她小说《达洛维夫人》故事发生的场景，除了她在伦敦生活了几十年的所产生的感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伦敦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城市所具备的城市个性和文化符号。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伦敦和他在大陆上的姐妹城市相比，具有的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
当我们结合伍尔夫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伦敦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考察伦敦的文化符号，并以此来了解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情节。
伦敦的现代性：都市的违和感
伦敦毋庸置疑的算作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大都市，所以伦敦在一伍尔夫的眼中也成为了城市化和现代性文化符号。现代都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伦敦城区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也许可以借助伍尔夫《伦敦风景——六篇关于伦敦生活的随笔》中的一些段落来理解当时伦敦都市化的巨变和随之带来的社会现代性的转变。
伦敦就像任何一种生物机体一样时刻都在生长[……]“你也许在一周的任何一天，都能看到牛津街[的建筑]正消失在工人们铁镐的敲打下。他们保持着平衡，危险的站在布满灰尘的房檐顶端，锤击着墙面，就像它们只是用硬纸板或者糖粉做成的一样”
伍尔夫在《伦敦风景》这本书中描绘了伦敦城市的重建和扩张，因为她敏锐的观察着这迅速改变的街景。这是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伍尔夫关于都市性和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和思考。保留着维多利亚情怀的伍尔夫对于伦敦都市的迅猛发展非常在意，甚至伍尔夫的怀旧情节有时让她对伦敦的都市性感到不大适应。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让克拉丽莎说出“‘我喜欢在伦敦走走’达洛维夫人说‘真的，比走在乡间散步好’” 这样的话。伍尔夫在这里又借助克拉丽莎之口似乎在声明了她自己对于伦敦都市性的热爱。所以，伍尔夫选择了伦敦的都市性去发展她的故事，但却充满了一种矛盾的情感。
伦敦的工业性：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
伦敦是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而这场伴随着技术浪潮的革命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完全改变了世界。而伍尔夫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这也是她选择伦敦作为文化符号的第二个原因。
在人们的眼光中，在轻松地、沉重的、艰难的步态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着摇摇晃晃前行的广告夫[……]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叮咚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奇特的尖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达洛维夫人》的一开场，伍尔夫就运用一连串的描写来刻画伦敦市区战胜后欢庆场面。但是在这一段短短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关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所带来的社会改变也是非常留心的。伍尔夫反复提到汽车、公共汽车、货车和飞机，在后文里她也经常提到飞机和机车。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小说中几个非常精彩的情节。一个是花店门口的撞车事件，另一个是飞机在空中为一种太妃糖广告的事件。两个情节都牵扯到了叙事中故事参与者的多重视角转换，非常精彩。但其中，我们也看到汽车和飞机被赋予了情节的重要位置，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而且，我们注意到“在轰鸣和喧嚣声中”、“奇特的尖啸声”等等描写都是对那个技术不断革新、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中伦敦的整体气氛非常形象描绘。
此外，我注意到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名字也和伦敦的工业革命有关。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写到：“伦敦吞没了几百万个名叫史密斯的年轻人”。 史密斯这个名字的确是英国最为常见的姓，根据巴兹利的描述“正是在二十世纪转角的时期，[史密斯]这个姓在英国的领土上非常流行，甚至有一句话说到‘[这个名字]常见到在英格兰的每一个村庄，不论在东南西北都能发现叫史密斯的人。’” 而史密斯的本意为金属工匠，锻工，铁匠，这个职业所紧密相连的金属行业，特别是铁和钢，基本上成为了在后来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浪潮中的所有新兴发明的材料。
所以，伍尔夫对于工业革命敏锐的观察和思考也反映在了她《达洛维夫人》的作品中，这也是她为什么选择伦敦这个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境遇。
伦敦的政治性：欧洲战争的阴影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不可避免的成了英国政治行为的文化象征。在西方的传统中，也有用首都直接指代国家及其行为的惯例。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最令人关注的政治行为莫非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伦敦作为首都，不仅见证了整个大战从动员、战争、僵持到最后艰难胜利的过程，也见证了英国民众的从战前的奋勇参战的爱国热情到战后历经精神创伤后的迷惘。
这也是为什么在《达洛维夫人》中，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作为一战老兵在经历战争后退伍回到的是伦敦，而不是英格兰的某个乡下。因为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伦敦会更容易让读者去联想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这样的方式使得小说更加富于现实感而非让读者认为仅仅这是一部虚构的淡化历史的心理小说。
为了理解伍尔夫在小说中塞普蒂默斯在历经战争巨大精神创伤之后的疯癫，我们可以对比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这一代（即在一战结束后），其他欧洲作家的作品。比如，德国作家雷马克在他的作品《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就曾经描绘过那一代参战军人的精神断层：
一九一六年要是我回家，那么我会把所受的痛苦和磨练成的各种力量浓集成一场革命！但现在我们便只有疲倦、绝望、悲观、和无助了！我们脚下已经无路可去了！谁都无法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虽然和我们一块呆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很快会因工作、家庭把战争淡忘！而我们之后的年轻人，像我们那时一样，与我们无法沟通，会把我们置之不理！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呆着是很索然无味的！我们会因年龄增长而去适应、去顺服。但我们终将有多半的人茫然若失在岁月的推移中毁灭！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战后，战争给像塞普蒂默斯这样的年轻人的巨大精神创伤和精神断层也是难以修复的。所以在小说中塞普蒂默斯最终走向了毁灭。
对于战争给人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的思考是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想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所以，这也是伍尔夫选择伦敦的政治性符号来发展她小说的原因。
不管是伦敦的现代性、工业性还是政治性，伍尔夫想要借助伦敦的这些文化符号特征在《达洛维夫人》这本小说中探讨的是一个处在特殊时代和特定的英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境遇和生命价值。
达洛维夫人的伦敦地标
除了伦敦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以外，在小说《达洛维夫人》当中，伍尔夫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伦敦市区的街名或者教堂、公园的地名。其实也是经过她精心挑选的：牛津街、邦德街、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维多利亚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者大本钟。看似只是一些地名毫不在意的堆砌，但事实上却很有考究。我们结合伍尔夫的《伦敦风景——六篇关于伦敦生活的随笔》，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
牛津街和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其实是伍尔夫基于以前的两部短篇作品《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和《首相》改编而成。这样看来，达洛维夫人的原型其实是住在邦德街的。我们也能从此看出邦德街以及附近的牛津街在伍尔夫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地位。从小说开头部分到撞车的那一段场景故事都集中在牛津街和邦德街（达洛维夫人要去的花店也在这个地方）。而牛津街和邦德街在伍尔夫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相比于伦敦码头……]在牛津街这里，他们[货物]都经过了精制和包装。牛津街不用说是伦敦最著名的主干道。[……]这里有太多的廉价商品、太多的甩卖、太多标签着降价的商品[……]这里的叫卖喧闹而又沙哑。
从伍尔夫《伦敦风景》中摘录的短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牛津街和邦德街的有两种不同气质的混合。首先，伍尔夫提到牛津街和伦敦码头的对比，码头对于伦敦的重要性事不言而喻的。英国本身作为海洋性的国家，它的巨大商业贸易依赖着码头，而牛津街是码头货物商品的延伸，是市场性和商业性的繁荣的象征。牛津街在一方面与粗鲁的码头相比，它显得如此精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牛津街也象征了新兴的普通市民阶层，是反贵族气质的通俗文化的载体，这里充满了廉价的商品、打折、降价，极具市民气息。同时这也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象征。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圣保罗教堂
在小说的一开场我注意到《达洛维夫人》已经不再像小说原型那样，住在邦德街了，转而住在了威斯敏斯特城区了。伍尔夫的这个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
又在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者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
相比于繁华的商业街，修道院和教堂是另一组完全不同的象征。我们都知道，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几乎成了伦敦的历史的象征，而更重要的信息在于维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与其他宗教遗迹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承载了英国文学厚重历史。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以它著名的“诗人角”和英国的文学传统仅仅的联系在了一起。最早入葬的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后来狄更斯、勃朗宁、吉卜林等文学巨匠也埋葬在这里，而莎士比亚则拥有自己的纪念碑。所以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英国文学史上所有巨匠的名字。而圣保罗教堂也是伦敦最为著名的地标之一，一直以来圣保罗教堂也是伦敦最高的建筑。教堂也搜集了大量的艺术作品，承载了伦敦艺术的历史。
伍尔夫自己也曾经提到过，一座城市的历史重量仿佛就是一座城市墓碑的重量，因为他们是这座城市历史中曾经拥有的伟人和巨匠。所以，伍尔夫在拥抱现代性、引领文学创新先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丢弃英国沉重的文学传统。我们也可以深切的体会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和《一间自己的屋子》提到最多的也许就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麦克白》。虽然她在作品的女性视角解读上也许有新的创新，但是根本上来说，她仍然背负了英国的文学传统。
总而言之，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所表现出的她伦敦情节的确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伍尔夫欣喜于伦敦的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的气质，但在另一方面又对伦敦正在消逝的正统而又厚重的正统高雅文化表示担忧。所以，伍尔夫一方面是一个维多利亚式伤感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家。但是不管是从伍尔夫小说文本还是从有关伦敦的随笔散文的字里行间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伍尔夫深爱着伦敦这座城市。
已刊载《阅微》十三期英国文学专刊
在她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当中，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出伍尔夫非常用心地将达洛维夫人的一天的生活安排在伦敦的市区中，通过对达洛维夫人去买花准备一场宴会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带领着读者游览了伍尔夫记忆之中的伦敦。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反复的提到伦敦市区中的地标性建筑，或者是详细的街道地名。这也让《达洛维夫人》的读者们对伍尔夫笔下的伦敦市区的牛津街、邦德街、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维多利亚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者大本钟等等地名都熟悉不已。
可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伍尔夫为什么要让达洛维夫人反复的游走在她自己建构当中的伦敦市区？伍尔夫又为什么偏要让达洛维夫人选择伦敦这座城市的这些特殊的地方呢？特别是当我发现达洛维夫人在这天所经过的地方与伍尔夫一生所生活的地方基本重合，这些问题就一直吸引着我。并且，当我们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随笔《一间自己的小屋》里面所谈起的伦敦，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有趣：
[……]此刻伦敦又兴奋了起来，工厂骚动了起来，机器开动了起来。读了半天书之后，又忍不住要想窗外望去，看一看在1928年10月26日的上午，伦敦在做些什么，伦敦在想些什么呢？[……]看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全然漠不关心。对于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者一个寻常女人去创造一种能完全表达她思想的散文风格，谁都是不在乎的[……]
在伍尔夫的眼中，既然伦敦对于小说的未来是毫不关心的，但她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小说构建在伦敦这座城市上呢？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跟这座伍尔夫充满了复杂情感又承载了内心矛盾的伦敦城市有关。所以，本文从伦敦本身的文化符号和小说中几处典型的伦敦地标为线索，尝试解读伍尔夫的复杂而又矛盾的伦敦情节，以及它在小说艺术表现中的体现。
伦敦的文化符号
伍尔夫之所以要选择伦敦作为她小说《达洛维夫人》故事发生的场景，除了她在伦敦生活了几十年的所产生的感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伦敦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城市所具备的城市个性和文化符号。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伦敦和他在大陆上的姐妹城市相比，具有的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
当我们结合伍尔夫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伦敦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考察伦敦的文化符号，并以此来了解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情节。
伦敦的现代性：都市的违和感
伦敦毋庸置疑的算作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大都市，所以伦敦在一伍尔夫的眼中也成为了城市化和现代性文化符号。现代都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伦敦城区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也许可以借助伍尔夫《伦敦风景——六篇关于伦敦生活的随笔》中的一些段落来理解当时伦敦都市化的巨变和随之带来的社会现代性的转变。
伦敦就像任何一种生物机体一样时刻都在生长[……]“你也许在一周的任何一天，都能看到牛津街[的建筑]正消失在工人们铁镐的敲打下。他们保持着平衡，危险的站在布满灰尘的房檐顶端，锤击着墙面，就像它们只是用硬纸板或者糖粉做成的一样”
伍尔夫在《伦敦风景》这本书中描绘了伦敦城市的重建和扩张，因为她敏锐的观察着这迅速改变的街景。这是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伍尔夫关于都市性和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和思考。保留着维多利亚情怀的伍尔夫对于伦敦都市的迅猛发展非常在意，甚至伍尔夫的怀旧情节有时让她对伦敦的都市性感到不大适应。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让克拉丽莎说出“‘我喜欢在伦敦走走’达洛维夫人说‘真的，比走在乡间散步好’” 这样的话。伍尔夫在这里又借助克拉丽莎之口似乎在声明了她自己对于伦敦都市性的热爱。所以，伍尔夫选择了伦敦的都市性去发展她的故事，但却充满了一种矛盾的情感。
伦敦的工业性：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
伦敦是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而这场伴随着技术浪潮的革命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完全改变了世界。而伍尔夫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这也是她选择伦敦作为文化符号的第二个原因。
在人们的眼光中，在轻松地、沉重的、艰难的步态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着摇摇晃晃前行的广告夫[……]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叮咚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奇特的尖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达洛维夫人》的一开场，伍尔夫就运用一连串的描写来刻画伦敦市区战胜后欢庆场面。但是在这一段短短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关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所带来的社会改变也是非常留心的。伍尔夫反复提到汽车、公共汽车、货车和飞机，在后文里她也经常提到飞机和机车。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小说中几个非常精彩的情节。一个是花店门口的撞车事件，另一个是飞机在空中为一种太妃糖广告的事件。两个情节都牵扯到了叙事中故事参与者的多重视角转换，非常精彩。但其中，我们也看到汽车和飞机被赋予了情节的重要位置，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而且，我们注意到“在轰鸣和喧嚣声中”、“奇特的尖啸声”等等描写都是对那个技术不断革新、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中伦敦的整体气氛非常形象描绘。
此外，我注意到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名字也和伦敦的工业革命有关。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写到：“伦敦吞没了几百万个名叫史密斯的年轻人”。 史密斯这个名字的确是英国最为常见的姓，根据巴兹利的描述“正是在二十世纪转角的时期，[史密斯]这个姓在英国的领土上非常流行，甚至有一句话说到‘[这个名字]常见到在英格兰的每一个村庄，不论在东南西北都能发现叫史密斯的人。’” 而史密斯的本意为金属工匠，锻工，铁匠，这个职业所紧密相连的金属行业，特别是铁和钢，基本上成为了在后来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浪潮中的所有新兴发明的材料。
所以，伍尔夫对于工业革命敏锐的观察和思考也反映在了她《达洛维夫人》的作品中，这也是她为什么选择伦敦这个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境遇。
伦敦的政治性：欧洲战争的阴影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不可避免的成了英国政治行为的文化象征。在西方的传统中，也有用首都直接指代国家及其行为的惯例。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最令人关注的政治行为莫非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伦敦作为首都，不仅见证了整个大战从动员、战争、僵持到最后艰难胜利的过程，也见证了英国民众的从战前的奋勇参战的爱国热情到战后历经精神创伤后的迷惘。
这也是为什么在《达洛维夫人》中，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作为一战老兵在经历战争后退伍回到的是伦敦，而不是英格兰的某个乡下。因为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伦敦会更容易让读者去联想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这样的方式使得小说更加富于现实感而非让读者认为仅仅这是一部虚构的淡化历史的心理小说。
为了理解伍尔夫在小说中塞普蒂默斯在历经战争巨大精神创伤之后的疯癫，我们可以对比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这一代（即在一战结束后），其他欧洲作家的作品。比如，德国作家雷马克在他的作品《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就曾经描绘过那一代参战军人的精神断层：
一九一六年要是我回家，那么我会把所受的痛苦和磨练成的各种力量浓集成一场革命！但现在我们便只有疲倦、绝望、悲观、和无助了！我们脚下已经无路可去了！谁都无法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虽然和我们一块呆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很快会因工作、家庭把战争淡忘！而我们之后的年轻人，像我们那时一样，与我们无法沟通，会把我们置之不理！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呆着是很索然无味的！我们会因年龄增长而去适应、去顺服。但我们终将有多半的人茫然若失在岁月的推移中毁灭！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战后，战争给像塞普蒂默斯这样的年轻人的巨大精神创伤和精神断层也是难以修复的。所以在小说中塞普蒂默斯最终走向了毁灭。
对于战争给人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的思考是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想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所以，这也是伍尔夫选择伦敦的政治性符号来发展她小说的原因。
不管是伦敦的现代性、工业性还是政治性，伍尔夫想要借助伦敦的这些文化符号特征在《达洛维夫人》这本小说中探讨的是一个处在特殊时代和特定的英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境遇和生命价值。
达洛维夫人的伦敦地标
除了伦敦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以外，在小说《达洛维夫人》当中，伍尔夫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伦敦市区的街名或者教堂、公园的地名。其实也是经过她精心挑选的：牛津街、邦德街、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维多利亚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者大本钟。看似只是一些地名毫不在意的堆砌，但事实上却很有考究。我们结合伍尔夫的《伦敦风景——六篇关于伦敦生活的随笔》，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
牛津街和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其实是伍尔夫基于以前的两部短篇作品《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和《首相》改编而成。这样看来，达洛维夫人的原型其实是住在邦德街的。我们也能从此看出邦德街以及附近的牛津街在伍尔夫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地位。从小说开头部分到撞车的那一段场景故事都集中在牛津街和邦德街（达洛维夫人要去的花店也在这个地方）。而牛津街和邦德街在伍尔夫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相比于伦敦码头……]在牛津街这里，他们[货物]都经过了精制和包装。牛津街不用说是伦敦最著名的主干道。[……]这里有太多的廉价商品、太多的甩卖、太多标签着降价的商品[……]这里的叫卖喧闹而又沙哑。
从伍尔夫《伦敦风景》中摘录的短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牛津街和邦德街的有两种不同气质的混合。首先，伍尔夫提到牛津街和伦敦码头的对比，码头对于伦敦的重要性事不言而喻的。英国本身作为海洋性的国家，它的巨大商业贸易依赖着码头，而牛津街是码头货物商品的延伸，是市场性和商业性的繁荣的象征。牛津街在一方面与粗鲁的码头相比，它显得如此精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牛津街也象征了新兴的普通市民阶层，是反贵族气质的通俗文化的载体，这里充满了廉价的商品、打折、降价，极具市民气息。同时这也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象征。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圣保罗教堂
在小说的一开场我注意到《达洛维夫人》已经不再像小说原型那样，住在邦德街了，转而住在了威斯敏斯特城区了。伍尔夫的这个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
又在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者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
相比于繁华的商业街，修道院和教堂是另一组完全不同的象征。我们都知道，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几乎成了伦敦的历史的象征，而更重要的信息在于维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与其他宗教遗迹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承载了英国文学厚重历史。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以它著名的“诗人角”和英国的文学传统仅仅的联系在了一起。最早入葬的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后来狄更斯、勃朗宁、吉卜林等文学巨匠也埋葬在这里，而莎士比亚则拥有自己的纪念碑。所以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英国文学史上所有巨匠的名字。而圣保罗教堂也是伦敦最为著名的地标之一，一直以来圣保罗教堂也是伦敦最高的建筑。教堂也搜集了大量的艺术作品，承载了伦敦艺术的历史。
伍尔夫自己也曾经提到过，一座城市的历史重量仿佛就是一座城市墓碑的重量，因为他们是这座城市历史中曾经拥有的伟人和巨匠。所以，伍尔夫在拥抱现代性、引领文学创新先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丢弃英国沉重的文学传统。我们也可以深切的体会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和《一间自己的屋子》提到最多的也许就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麦克白》。虽然她在作品的女性视角解读上也许有新的创新，但是根本上来说，她仍然背负了英国的文学传统。
总而言之，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所表现出的她伦敦情节的确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伍尔夫欣喜于伦敦的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的气质，但在另一方面又对伦敦正在消逝的正统而又厚重的正统高雅文化表示担忧。所以，伍尔夫一方面是一个维多利亚式伤感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家。但是不管是从伍尔夫小说文本还是从有关伦敦的随笔散文的字里行间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伍尔夫深爱着伦敦这座城市。
已刊载《阅微》十三期英国文学专刊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