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一个有藏书癖人的质疑——我读《书籍的社会史》

匆匆读完了《书籍的社会史》，心情却不能平静下来，不知道是自己对社会学方法的无知，还是由于自己的前见，我对周绍明的某些观点总抱着深刻的怀疑。姑且先让我把这些怀疑先放下，慢慢的谈一下我的感受。
阅读本书时，尼采评论赫拉克勒斯的一句话一直在我的脑中出现：
哲学家的命运掌握在书商手里。
以前在理解这句话时的理解一直是哲学家能否成名并被后人研究，取决于书商是否印刷了他的书，但是在阅读了《书籍的社会史》之后，我却不得不对尼采的这句话主动的“误读”：
你能否成为哲学家，取决于书商给了你多少书。
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误读”，我们举一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王弼的少年成名取决于他的家族从蔡邕手中继承的国家图书馆。
周绍明似乎隐约的支持了我的这种误读，但是，我却想对这种误读提出质疑：
你得到了大量的藏书并不必然成为思想家，相反，一些非藏书家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周绍明书中的所列举的大批藏书架，在思想史上并未占据特殊的地位（顾炎武、黄宗羲例外），相反，可能很多大思想的成名，并不是依靠家族藏书。周绍明可能会说，正是这些导致了学风的转变，但是，我想，思想史逻辑上的更深层因素、社会上其它层面的影响可能会更为重要。
暂时先把这个叙述放下，谈谈我对这部书的理解。
首先，我所理解的作者意图是通过以书籍，这一知识的固化的、非人格化的载体，为核心，展开层层的社会史论述，涉及与书籍物质层面相关的技术、传播等问题，也涉及精神层面的信仰、价值观等问题。作者以“书”为核心，划了几个相互交涉的圈子进行问题讨论。书以钱近仁——一种价值的象征——开始，并以钱近仁结束，构成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循环。
该书我最为欣赏的可能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尤其是雕版印刷的优势问题。之前上过的一些思想史课程都强调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在唐宋变革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今天我们保存的活字版本要远少于雕版版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既然雕版能够长期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周绍明等西方人看来，这一“落后”的技术长期压制“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一定有其原因。这也是李约瑟所关注的问题，只是在本书中换做了具体的书籍的例子。周绍明的解决多少有“伊懋可”的味道，伊懋可定律（中国在公元1500—1800年的经济状况处于“高水平平衡陷阱”，“从技术和投资两方面来说，在没有工业科技的投入、农业亩产已近极限的情况下，随着人口的增长，为维持发展所需的剩余产品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那么随着剩余产品数量的减少，人均的收入和需求也将随之减少，农业产量和交通技术在当时已经没有提高的可能，对于农民和商人的明智选择不是去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而是更多地节约能源和固定资本。）在此“发生效率”，即：经济效率问题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经济以及成本也用来解释为什么雕版在16世纪才在对手抄本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当然，作者也考虑了手抄本的其他优势。在我看来，雕版印刷对于当时的汉字传播来讲，是最为“先进”的，因为他是最符合汉字书籍传播特点的，与汉字书籍的种种特征相适应，而这些也是周绍明所指出的。
周绍明认为直至16世纪印本才在中国取得优势，他的主要证据来自两点。第一，现存的古籍善本目录中，手抄本多于印本；第二，很多中国士人和藏书家抱怨书难以得到。第二个证据也被用来讨论士人文化。
我没有明确的证据反驳周绍明的论证，但是心中还是觉得不妥。第一，关于现存书籍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收藏癖好导致这一问题，可能由于印本的大量出现，导致印本不值得收藏，也变得及其普通，这使得他们也更容易被毁坏。而随着印本的大量增加，可能是手抄本受到追捧，尤其是前代名人的手抄本，这个能使他们被更好的保存下来。印本中只是一些好的善本被值得收藏，比较次的本子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毁掉。作者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这是16世纪之后才有的现象，原因也是印本的普及（页150）。有个例子可能有些意思，那就是在宋代，日本和韩国人从中国买了大量的印本书籍，有些在中国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第二，关于书籍难求的问题，我的质疑更加大。首先，该书关注私人藏书和政府藏书，但是似乎对书院关注的不够。一般的研究认为，书院和印刷术息息相关，正是印刷术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也保存了大量书籍。我还没有研究过中国书院的藏书，但是以我去过的鹅湖书院为例，鹅湖书院从宋代开始一直藏有大量图书，不下几万卷，版本也很好，这些图书一直保存到文革，其中甚至有宋版的《近思录》，而只要是来到这里的士人都可以阅读这些书籍，这与一般的藏书楼不太一样。书院和其他类似机构可能帮助当时的人解决着阅读问题。私塾我觉得也可能是类似的书籍获取场所。其次，关于书籍难求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藏书者的需求心理与一般人的需求心理的问题，也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很多藏书者想要得到的书并不是一般读书人想要读的书，一般读书人只需要四书、十三经就够了，至多配以其他参考书。而在藏书者看来远远不够。我没有研究过当时人的需求状况，但是，在科举盛行的年代，四书基本上是必备的，不可能数量很低，很难找到。有些藏书者想找的书，我想今天也很少有人需求。还有就是一般人可能需要的是淫词艳曲，这些可能被大量印行，而当时的收藏家却耻于收藏。有个现代的例子，我觉得很好玩儿。今天对于研究人文学科的一般学生来说，基本书籍，尤其是知名教材很容易得到，而那些特别专门的书籍却很难得到（因为需要它的人太少，书商不可能印太多），只能依赖于复印——当代的手抄技术。那么，在N多年后，我们是否能够说我们这个时代复印技术远比印刷书籍更重要呢？学术的门类太多，书籍的种类也太多，收藏家的关注也不同，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印刷品是不会走进收藏家的视野的。那么，古代呢？当时的意识形态也可能鼓励印刷教材，而不是需求很少的一些书籍。民间也不会需求那些书籍。还有，就是中国古书浩如烟海，而核心的永远是那些经学著作，这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现象，或许可比之于西方的《圣经》。
关于“知识共同体”问题，我想情况可能远比周绍明所谈论的复杂的多。如果知识共同体是如此的样态，与那些藏书家息息相关，与书籍的获取阅读有关，那么我想，中国很多历史现象可能无法解释。诸如宋代的士大夫群体，明代的东林书院与东林党。这些士大夫形成共同体并不是因为大量的藏书继承，而是因为共同的典籍基础与政治、思想目标。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来讲，少数的核心经典可能比庞大的经典丛更为重要。
“童子功”也是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士人的藏书并不是总固化在纸质的书上的，传统的书生往往具有深厚的童子功，这是我们所不具有的。一个传统士人可能从小开始就背诵了大量的经典。即是是民间的一些人，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记忆了大量的知识，比如说，说书和戏曲，往往是古代中国人历史和道德知识的重要来源。
关于中国士人价值层次的论述，可能是周绍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否则他也不会如此的开始和结束。他关心的不是精英层的道德理想，而是世俗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但是，我似乎觉得作者可能长于社会学史料、历史史料的分析，而对中国思想史不甚了解，即使是世俗儒家伦理中的很多层面也不被作者了解，比如说对财富的强调。作者认为当时中国人识字是忽视这一点的，然而，晚明的许多思想家却把财富和儒家价值连接在一起，罗汝芳就是一个例子，蒙学读物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例子。这必然影响到对识字功能的认识。还有就是作者关于中国信仰与思想史分析当中出现了一些硬伤，例如阳明学中本心和行的问题，影响了他对中国士人心灵的分析。我觉得作者分析的惜字会，背后可能隐藏了更多的东西，文昌信仰也是如此。中国古代信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转化和复杂因素。这些是我没有研究过的，但是，我觉得事情可能更为复杂，要超出作者的想象。
作者以书籍为核心，为我们展示了诸多的画面，丰富了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诸多细节的了解。但是，我想，作者西方价值的背景，可能导致他以书籍为中心，而忽视了另外的东西。而且书籍的多样性，书籍与知识的关联性，书籍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可能更为复杂。
前几天收到了一份礼物，是宋刻本的《朱子家礼》的影印本，获得方式自然是赠予，本子保存的相当完好。也阅读过很多古书的校勘记，有些书的确是长久没有印刷，但却被连续收藏，但有些书籍却有着连续性的版本印刷记录，如作者提到《资治通鉴》，的确版本不那么丰富，而另一部与科举和意识形态相关的著作，也是与《资治通鉴》相关的著作，却被不断的刻印，那就是《资治通鉴纲目》，宋、元、明、清版本不断，坊间私刻以牟利，从宋代起就有很多。这或许是一个清晰的例子吧。
或许我们需要超越单一书籍中心的中国书籍史与文化史研究。然而，这一研究却在众多方面提醒了我们一些问题。
最后，谈我的一次购书经历，以回到尼采的那句话。周晋，或许今后的思想史不会提到的一个名字，在我看来却是个伟大的天才，他可能会因为另外一个思想家对他的怀念而被记住，而不是因为他的著作。他的著作只是在他英年早逝之后，朋友整理出的一个小册子，只有1000册左右，没有再版，也很难找到。为了这本书，我找了很久，最终跑到五环的一个书店买到了他。很多朋友复印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高超的品质和作者蕴于其中的天才。我们很多朋友都羡慕我对他的拥有，我相信也会有对思想史有独特爱好的藏书家会收藏它，若干年后也会有人炫耀拥有它。同时，人们也会记住今天的另外两种描述：我用了一年才有缘分知道它有出售，最后跑了十几公里获得了它；我的众多朋友描绘这本书多么难以获得，我借给他们这本书时是多么的吝啬，多么不肯把它借出，事实上，我仅仅是为了告诉借它的人要爱惜它。我可能成不了藏书家，历史上或许有与之类似的藏书家。书商的力量或许更大吧。
我不知道这本《道学与佛教》什么时候才会再版，或许100年吧。而这又是一个书籍的社会史的实际的演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