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工业社会的封闭
翻开历史书，让时间定格在20世纪60年代，你会发现这十年的密度超乎寻常。世界舞台的中心交给了革命者，与他们一同演出的有青年学生、反对派和少数族裔，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要我说，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有过如此浪漫与激情的理想。
看看非洲，在这个十年的开始便有17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剩下的国家也从没放弃过解放与自由。在那些斗士中间，有个叫格瓦拉的阿根廷人，他在几年前刚刚环游了拉美，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战友，引爆了那片土地的一系列革命。曼德拉则在这十年间入狱，属于他的时代还远未到来。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依旧继续，国内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团体、黑人和少数族裔也在极力高呼。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早在2个世纪前，美利坚的国父们就在宪法中对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作了规定。这些人所追寻的，正是这个民族的立国之本。马丁•路德•金、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摇滚乐和伍德斯托克，这是那个年代的标签，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这一幕在60年代中期很常见。一片赤红中，他们正对一场大革命跃跃欲试。这场革命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几乎没有人能说的清。
在巴黎，在法国，在整个欧罗巴，共产主义使得那里暗流涌动，“粉红色”的欧洲因此得名。68年的学运是这个年代激进与反叛的代表，它让一代年轻人懂得什么是理想，什么是责任。
在当时，很多人都会听说这么一本书，或许还研读过，那就是《单向度的人》。它被称为这场运动的“教科书”。
这是一本呼唤革命，寻求超越的书，也正是因为这点，它被很多人评价为有乌托邦的性质。译者在前言中说，那场学运发生后，马尔库塞修正了自己在书中的部分观点，这说明他本人也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幻想成分与事实不符。我没读过他之后的书，因此这些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可即便如此，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一下的，这是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的问题。
简单的说，如果前人的某些理论放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看是靠不住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它是否还值得我们来研究呢？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某些理论”至少应该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我的答案是，值得。它也因此被我称作“历史的公平”，我不知道前人有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总之它的使用如果使某些问题得到澄清，那么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这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有两个方面：第一便是宽容，可以借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一句话，当你想要批评别人时，一定要记住你拥有的优势别人不一定也拥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之后，这本身便是先验的优势了；第二点是马尔库塞在书中的观点，他一再强调，“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换句话说，现存的不一定是最合理的，只是看起来合理而已。合理的道路有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在本书的第七章，马尔库塞论证了“肯定性思维”是如何一步步取得支配性地位的。他在其中的一个观点也可以拿来作为“历史的公平”的论据之一：
“文明的进程使神话不再有效（这几乎是进步的意义），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重归于神话的地位。在后一种情况下，鉴别和说明历史可能性的那些理论可以变成不合理的，或更确切的说，可以显得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同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相矛盾。”
如果说马尔库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神话（幻想），那么照此引述所说，它又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因为在某个时期的不合理并不代表理论在本质上存在谬误，它可能是人为的结果。因此对马尔库塞这本书的观点加以阐释就有了必要性，更何况其中的大部分拿到当下，对现实的揭露仍旧犀利。
以上就是为什么可以讨论这本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不想把自己以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掉。这些说明也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离题的话。
理解这些后，还有个小问题亟待说明，那就是阅读对象和阐释对象的选取。从这两点能看出作者的兴趣以及偏好。所以，如果与读者就这两点达成默契，那么在行文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就可以省些笔墨了。因为那是在作者和读者看来都不证自明的事情。我的阅读对象大家都已明了，那么对于阐释对象，我还是要说两句。这本书虽然字数不算多，但是涉及的范围却比较广，我不可能一一论及，因此只选择语言一方面着重阐述，也就是本书的第四章。阅读对象与阐述对象的选择都应该是多维度的，只要我们始终承认一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社会也还没有变成单向度的社会。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因此语言难免晦涩。其实大凡这种书籍，核心的观点很好理解，只不过为了论证的严密，作者不得不对用词、句法和逻辑做出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整，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还听说有些译者出于比较私人的考虑，把原文译得佶屈聱牙，以使读者在阅读时放慢速度，多多思考。《我和你》的译文就是这样。这当然是一种情况，我只是在这里提及一下，因为语境的转换也是影响我们理解的重要因素。
我总结出的核心观点是这样的：在技术合法性外衣的包装下，发达工业社会对任何可能的反抗进行扼杀，它的手段是操作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实证主义的。结果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个体变成单向度的人。单向度指不会反抗，不能超越，认为现存的就是最合理的。下面就分别说说什么是技术、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
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是这一切的基础，它使得单向度的社会以及思想成为可能。在消费社会里，技术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它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还可以创造出虚假的需要。而正是这些虚假的需要，使得人们对社会的反抗逐渐变成了反抗自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虚假的需要已经成功的把自身与个体的幸福生活捆绑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个体的幸福生活取决于这些虚假的需要，虚假的需要来自技术，那么你只要反对当下的社会，技术就会被破坏或者干脆不存在了，于是虚假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个体就得不到幸福。这是统治阶层宣扬的逻辑，这种逻辑正日渐被人们所接受。
那么真正的需要时什么？这个问题不如它的反面好回答，因此先说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对此有颇多的论述，总结起来就是：这些需要都是外界强加于你的，离开它们，你还是你自己。因此广告中的宣传以及大众传媒中的娱乐节目都是虚假宣传。他对此有着极为精彩的证明：
“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连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虚假的需要每天被大量生产与消费，但这只是在量的程度上发生的变化，“它阻碍着质的变化。”因此，这种需要控制下的人不可能产生革命的思想，所谓“质的变化”即是革命的行为，即是摆脱技术而存在。但马尔库塞看到，这种可能性变得愈发渺茫，他说这是“异化的更高阶段”。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人变成了生产线上的机器从而发生了异化，那么在马尔库塞看来，人如今变成了自产自销的机器，这是异化在发达工业社会的表现。因此说到底，是技术控制着虚假的需要，进而控制着整个社会，“社会控制就是在它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对于真正的需要，那些“生死攸关的需要”，已经很少为人所担心了。工人阶级白领化，不同阶层的人分享着同样的技术成果，河清海晏，天下太平，整个社会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单向度。
再来说说操作主义。它的英文名称是operationism，主张可动手性、可计量性。马尔库塞举了布里奇曼对长度概念的定义来说明操作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有个比它更生动的例子可以解释这件事，也是关于长度的问题。据传在13世纪的时候，英国面临着度量衡不统一的问题，这影响了本国贸易的发展。经过多次协商后无果，当时的约翰王怒气冲冲地在泥地里跺了下脚，下命令说脚印的长度就是1英尺。这个故事虽然遥远，但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当约翰王跺下脚，属下量出脚印的长度之后，长度的概念，确切的说，1英尺的概念就被确定了。这是一系列行为的结果，概念产生于某个行为，这就是操作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切都是可操作的，对于那些不可操作的部分我们必须摒弃。因此在操作主义的管理方式下，所有的概念都不是完整的，只有那些可操作的部分起着作用，指导着我们的行为，而这部分总能与现实达成和解，或者说它们就是造成这种现实的手段。由此，概念就与现实相同一了。我们的思考借助于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概念不反对现实，我们的头脑就会接受这个现实，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马尔库塞说，社会批判理论所仰仗的必须是完整的概念，除了可操作部分以外还必须有形而上的东西存在，现实的不合理正是体现在形而上的东西中。它只提供视角，不提供操作方法。
“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吧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把思维的冒险改变为技术的冒险的手段。”
这是操作主义的成就，我在下文分析语言的封闭时，大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最后一个重要概念是实证主义，它是极权主义般的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基础。说是理论基础，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哲学的领域，实证主义重经验与科学，轻玄想和宏大的体系，因此也不大喜欢构建理论的宫殿。这与它自身的起源有很大关系。19世纪是个科学盛行的时代，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深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因此这种哲学生来就是科学化的哲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辨哲学。也正是这一点，实证主义哲学是可操作的。
实证主义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分析，它始终提倡一种“肯定性思维”。由于它分析的对象只能来自于现实，不可能超越现实，所以实证主义至多提些不疼不痒的意见，根本性的变革在它的统治下遥遥无期。“人们经验到的世界是有限经验的结果，而实证主义对大脑的清洗则使大脑同有限经验相一致。”马尔库塞在这里又提到了对世界的片面了解阻碍质变。他接着说：“经验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完整的形式变成肯定性思考的对象。”也难怪实证主义在书中被称为一种“顺从主义”。它本身没有能力说不，原因很简单，如果对分析的材料说不，那么这种思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展开的。
这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把“否定性思维”统统变成了“肯定性思维”，“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在学术上的对应物。”
到此对技术、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解释就结束了，下面转到对第四章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不时会用到上面提到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还会有补充。
这章的题目是《话语领域的封闭》，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可能本身学语言的原因，对这方面的敏感度要高于其它方面，所以就选择这个角度来具体分析马尔库塞的理论。在我看来，本章的许多观点让人茅塞顿开。
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提高警惕，防止被某些组织或个人洗脑，但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词语已经不再是一尘不染的抽象符号了，它被统治阶层改造后变成了可操作的工具。任何使用它的人都会接受既定的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特定联想。这也是我说不被洗脑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任何人都离不开这些词语。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话，我们都活着词语织成的一张大网下面，不是我们控制词语，而是词语控制我们，从思想到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被改造过的词语就更是如此了。
英语中有很多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俗语，是普通人发明出来并广泛应用的。比方说egghead这个词，是知识分子的意思。但我们在应用时却含有贬义色彩在里面。正规的说法为intellectual，是个中性词，我们在使用时可以用作褒义，也可以用作贬义，但它不会像egghead一样，在使用时便预设了价值判断。这些在平时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不知不觉中概念的封闭就发生了。它只允许贬义色彩存在，而对褒义色彩却不闻不问，久而久之，我们在提到或者看到知识分子时，总会多多少少受它影响，把他们看成是一群“鸡蛋脑袋”。而我们在中午语境下提到“知识分子”一词时，你头脑中被唤起的映像是什么呢？我猜不出三个的范围，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孔乙己，从而产生鄙视的心理。这也是概念的封闭，我们受过那种教育，所以会这样想。
再来看“氢弹之父”这样的说法。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对它产生过异议，但仔细推敲的话就会发现问题。氢弹是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它这样自然的和父亲联系在了一起，竟很少有人产生疑问，这不禁让人感到汗颜。大概最早使用这种说法的人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尽最大可能消除人们对氢弹的抵触心理，因此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和父亲这一形象相提并论。时间长了，大家反而对这样的说法产生了积极的心理反应，甚至是崇敬的感情。或许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对人类来说，造氢弹并不如此值得夸耀。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指谓完全不同范围和性质的术语硬行结成一个牢固的、坚实的整体。”这是对话语领域进行干预的常见手段。
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像缩略词的使用、连字符的使用、奥威尔式的语言等等都导致话语领域的封闭，即意义的流失和强制的意象联想。马尔库塞在书中概括道：
“僵化形象中的概念省略；自明而又沉闷的公式对发展的限制；矛盾的免除；物（和人）与其功能的同一——这些趋势表现了语言中的单向度精神。”
那健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马尔库塞在说明这个问题时用到了洪堡的语言哲学理论。在洪堡看来，作为主语的词之所以有某些特定的概念存在，完全是因为在句中受到谓语和其它句子成分的规定，这样的主语不独立存在于句子之外，也不完全被句子吞没。前者所造成的结果是意思无法表达，而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的封闭。但在句中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主语本身所涵盖的所有意蕴。它只是在这里“是”这样，而不是“应该”这样。正是“是”与“应该”的张力才使语言是开放的意义系统。
拿“无产阶级”这个词举例来说明“是”与“应该”的区别。当我们说“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时候，这里的“先进生产力”对应“是”，其它的含义如“代表某种意义上的专政或压迫”没被句子表达出来，但它与“先进生产力”一同构成了无产阶级“应该”的样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出“是”与现实挂钩，而“应该”含有否定的含义，它是与词语本身相联系的。
如今我们的话语被封闭在一个意义缺失的领域内，完全是操作主义的必然结果。“转译”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使一般的认知概念变成不可传递的和特殊性的概念，从而只适用于人数很少的群体。这个过程通过把一个普遍性陈述重新“转译”为一个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推卸责任。马尔库塞在书中给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工人的工资问题的话语“转译”，在此就不赘述了。
“转译”过来的话语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的存在状态，普遍性的问题不存在了。对于那些个体来讲，“治疗”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通过“治疗”，也就是问题的解决，不管是通过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的方法，矛盾被划归到社会范围之内，从而被消解。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革命者，在成为时尚的标签时，它们本身就已经是“治疗”过的人物了。人们本身不是憧憬当时的人，而是作为社会风气而趋之若鹜。因此，他们的事迹被宣传的越多，他们的行为本身就越是对社会无害。
“转译之所以是欺骗性的，正是因为它把概念忠实地转译成实际的行为、癖好和倾向的种种方式，而这样一来，他便把经过剪裁和整理的现象（它们本身是够真实的！）当成了现实。”
全书的第三部分是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方案，篇幅相对前面两部分来说很短，但某些段落极具煽动性。它把超越单向度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对象，一个是哲学，因为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说和现实不一样的语言，表达和现实相反的观念。这样会使相当一部分人觉醒，从而为实际行动打下基础。第二个对象是几类人，概括的说，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是未来行动的主角。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还很少惠及这类人，他们独立于社会的程度最高。
所以在全书的结尾处，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说是“发达工业社会”，但有些道理也是“可传递”的。作为一个向着“发达工业社会”迈进的国家，这本书还没有理由被我们忽视。
看看非洲，在这个十年的开始便有17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剩下的国家也从没放弃过解放与自由。在那些斗士中间，有个叫格瓦拉的阿根廷人，他在几年前刚刚环游了拉美，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战友，引爆了那片土地的一系列革命。曼德拉则在这十年间入狱，属于他的时代还远未到来。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依旧继续，国内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团体、黑人和少数族裔也在极力高呼。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早在2个世纪前，美利坚的国父们就在宪法中对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作了规定。这些人所追寻的，正是这个民族的立国之本。马丁•路德•金、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摇滚乐和伍德斯托克，这是那个年代的标签，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这一幕在60年代中期很常见。一片赤红中，他们正对一场大革命跃跃欲试。这场革命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几乎没有人能说的清。
在巴黎，在法国，在整个欧罗巴，共产主义使得那里暗流涌动，“粉红色”的欧洲因此得名。68年的学运是这个年代激进与反叛的代表，它让一代年轻人懂得什么是理想，什么是责任。
在当时，很多人都会听说这么一本书，或许还研读过，那就是《单向度的人》。它被称为这场运动的“教科书”。
这是一本呼唤革命，寻求超越的书，也正是因为这点，它被很多人评价为有乌托邦的性质。译者在前言中说，那场学运发生后，马尔库塞修正了自己在书中的部分观点，这说明他本人也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幻想成分与事实不符。我没读过他之后的书，因此这些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可即便如此，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一下的，这是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的问题。
简单的说，如果前人的某些理论放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看是靠不住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它是否还值得我们来研究呢？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某些理论”至少应该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我的答案是，值得。它也因此被我称作“历史的公平”，我不知道前人有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总之它的使用如果使某些问题得到澄清，那么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这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有两个方面：第一便是宽容，可以借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一句话，当你想要批评别人时，一定要记住你拥有的优势别人不一定也拥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之后，这本身便是先验的优势了；第二点是马尔库塞在书中的观点，他一再强调，“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换句话说，现存的不一定是最合理的，只是看起来合理而已。合理的道路有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在本书的第七章，马尔库塞论证了“肯定性思维”是如何一步步取得支配性地位的。他在其中的一个观点也可以拿来作为“历史的公平”的论据之一：
“文明的进程使神话不再有效（这几乎是进步的意义），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重归于神话的地位。在后一种情况下，鉴别和说明历史可能性的那些理论可以变成不合理的，或更确切的说，可以显得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同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相矛盾。”
如果说马尔库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神话（幻想），那么照此引述所说，它又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因为在某个时期的不合理并不代表理论在本质上存在谬误，它可能是人为的结果。因此对马尔库塞这本书的观点加以阐释就有了必要性，更何况其中的大部分拿到当下，对现实的揭露仍旧犀利。
以上就是为什么可以讨论这本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不想把自己以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掉。这些说明也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离题的话。
理解这些后，还有个小问题亟待说明，那就是阅读对象和阐释对象的选取。从这两点能看出作者的兴趣以及偏好。所以，如果与读者就这两点达成默契，那么在行文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就可以省些笔墨了。因为那是在作者和读者看来都不证自明的事情。我的阅读对象大家都已明了，那么对于阐释对象，我还是要说两句。这本书虽然字数不算多，但是涉及的范围却比较广，我不可能一一论及，因此只选择语言一方面着重阐述，也就是本书的第四章。阅读对象与阐述对象的选择都应该是多维度的，只要我们始终承认一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社会也还没有变成单向度的社会。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因此语言难免晦涩。其实大凡这种书籍，核心的观点很好理解，只不过为了论证的严密，作者不得不对用词、句法和逻辑做出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整，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还听说有些译者出于比较私人的考虑，把原文译得佶屈聱牙，以使读者在阅读时放慢速度，多多思考。《我和你》的译文就是这样。这当然是一种情况，我只是在这里提及一下，因为语境的转换也是影响我们理解的重要因素。
我总结出的核心观点是这样的：在技术合法性外衣的包装下，发达工业社会对任何可能的反抗进行扼杀，它的手段是操作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实证主义的。结果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个体变成单向度的人。单向度指不会反抗，不能超越，认为现存的就是最合理的。下面就分别说说什么是技术、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
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是这一切的基础，它使得单向度的社会以及思想成为可能。在消费社会里，技术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它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还可以创造出虚假的需要。而正是这些虚假的需要，使得人们对社会的反抗逐渐变成了反抗自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虚假的需要已经成功的把自身与个体的幸福生活捆绑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个体的幸福生活取决于这些虚假的需要，虚假的需要来自技术，那么你只要反对当下的社会，技术就会被破坏或者干脆不存在了，于是虚假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个体就得不到幸福。这是统治阶层宣扬的逻辑，这种逻辑正日渐被人们所接受。
那么真正的需要时什么？这个问题不如它的反面好回答，因此先说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对此有颇多的论述，总结起来就是：这些需要都是外界强加于你的，离开它们，你还是你自己。因此广告中的宣传以及大众传媒中的娱乐节目都是虚假宣传。他对此有着极为精彩的证明：
“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连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虚假的需要每天被大量生产与消费，但这只是在量的程度上发生的变化，“它阻碍着质的变化。”因此，这种需要控制下的人不可能产生革命的思想，所谓“质的变化”即是革命的行为，即是摆脱技术而存在。但马尔库塞看到，这种可能性变得愈发渺茫，他说这是“异化的更高阶段”。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人变成了生产线上的机器从而发生了异化，那么在马尔库塞看来，人如今变成了自产自销的机器，这是异化在发达工业社会的表现。因此说到底，是技术控制着虚假的需要，进而控制着整个社会，“社会控制就是在它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对于真正的需要，那些“生死攸关的需要”，已经很少为人所担心了。工人阶级白领化，不同阶层的人分享着同样的技术成果，河清海晏，天下太平，整个社会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单向度。
再来说说操作主义。它的英文名称是operationism，主张可动手性、可计量性。马尔库塞举了布里奇曼对长度概念的定义来说明操作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有个比它更生动的例子可以解释这件事，也是关于长度的问题。据传在13世纪的时候，英国面临着度量衡不统一的问题，这影响了本国贸易的发展。经过多次协商后无果，当时的约翰王怒气冲冲地在泥地里跺了下脚，下命令说脚印的长度就是1英尺。这个故事虽然遥远，但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当约翰王跺下脚，属下量出脚印的长度之后，长度的概念，确切的说，1英尺的概念就被确定了。这是一系列行为的结果，概念产生于某个行为，这就是操作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切都是可操作的，对于那些不可操作的部分我们必须摒弃。因此在操作主义的管理方式下，所有的概念都不是完整的，只有那些可操作的部分起着作用，指导着我们的行为，而这部分总能与现实达成和解，或者说它们就是造成这种现实的手段。由此，概念就与现实相同一了。我们的思考借助于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概念不反对现实，我们的头脑就会接受这个现实，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马尔库塞说，社会批判理论所仰仗的必须是完整的概念，除了可操作部分以外还必须有形而上的东西存在，现实的不合理正是体现在形而上的东西中。它只提供视角，不提供操作方法。
“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吧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把思维的冒险改变为技术的冒险的手段。”
这是操作主义的成就，我在下文分析语言的封闭时，大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最后一个重要概念是实证主义，它是极权主义般的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基础。说是理论基础，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哲学的领域，实证主义重经验与科学，轻玄想和宏大的体系，因此也不大喜欢构建理论的宫殿。这与它自身的起源有很大关系。19世纪是个科学盛行的时代，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深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因此这种哲学生来就是科学化的哲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辨哲学。也正是这一点，实证主义哲学是可操作的。
实证主义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分析，它始终提倡一种“肯定性思维”。由于它分析的对象只能来自于现实，不可能超越现实，所以实证主义至多提些不疼不痒的意见，根本性的变革在它的统治下遥遥无期。“人们经验到的世界是有限经验的结果，而实证主义对大脑的清洗则使大脑同有限经验相一致。”马尔库塞在这里又提到了对世界的片面了解阻碍质变。他接着说：“经验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完整的形式变成肯定性思考的对象。”也难怪实证主义在书中被称为一种“顺从主义”。它本身没有能力说不，原因很简单，如果对分析的材料说不，那么这种思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展开的。
这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把“否定性思维”统统变成了“肯定性思维”，“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在学术上的对应物。”
到此对技术、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解释就结束了，下面转到对第四章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不时会用到上面提到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还会有补充。
这章的题目是《话语领域的封闭》，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可能本身学语言的原因，对这方面的敏感度要高于其它方面，所以就选择这个角度来具体分析马尔库塞的理论。在我看来，本章的许多观点让人茅塞顿开。
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提高警惕，防止被某些组织或个人洗脑，但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词语已经不再是一尘不染的抽象符号了，它被统治阶层改造后变成了可操作的工具。任何使用它的人都会接受既定的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特定联想。这也是我说不被洗脑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任何人都离不开这些词语。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话，我们都活着词语织成的一张大网下面，不是我们控制词语，而是词语控制我们，从思想到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被改造过的词语就更是如此了。
英语中有很多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俗语，是普通人发明出来并广泛应用的。比方说egghead这个词，是知识分子的意思。但我们在应用时却含有贬义色彩在里面。正规的说法为intellectual，是个中性词，我们在使用时可以用作褒义，也可以用作贬义，但它不会像egghead一样，在使用时便预设了价值判断。这些在平时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不知不觉中概念的封闭就发生了。它只允许贬义色彩存在，而对褒义色彩却不闻不问，久而久之，我们在提到或者看到知识分子时，总会多多少少受它影响，把他们看成是一群“鸡蛋脑袋”。而我们在中午语境下提到“知识分子”一词时，你头脑中被唤起的映像是什么呢？我猜不出三个的范围，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孔乙己，从而产生鄙视的心理。这也是概念的封闭，我们受过那种教育，所以会这样想。
再来看“氢弹之父”这样的说法。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对它产生过异议，但仔细推敲的话就会发现问题。氢弹是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它这样自然的和父亲联系在了一起，竟很少有人产生疑问，这不禁让人感到汗颜。大概最早使用这种说法的人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尽最大可能消除人们对氢弹的抵触心理，因此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和父亲这一形象相提并论。时间长了，大家反而对这样的说法产生了积极的心理反应，甚至是崇敬的感情。或许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对人类来说，造氢弹并不如此值得夸耀。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指谓完全不同范围和性质的术语硬行结成一个牢固的、坚实的整体。”这是对话语领域进行干预的常见手段。
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像缩略词的使用、连字符的使用、奥威尔式的语言等等都导致话语领域的封闭，即意义的流失和强制的意象联想。马尔库塞在书中概括道：
“僵化形象中的概念省略；自明而又沉闷的公式对发展的限制；矛盾的免除；物（和人）与其功能的同一——这些趋势表现了语言中的单向度精神。”
那健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马尔库塞在说明这个问题时用到了洪堡的语言哲学理论。在洪堡看来，作为主语的词之所以有某些特定的概念存在，完全是因为在句中受到谓语和其它句子成分的规定，这样的主语不独立存在于句子之外，也不完全被句子吞没。前者所造成的结果是意思无法表达，而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的封闭。但在句中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主语本身所涵盖的所有意蕴。它只是在这里“是”这样，而不是“应该”这样。正是“是”与“应该”的张力才使语言是开放的意义系统。
拿“无产阶级”这个词举例来说明“是”与“应该”的区别。当我们说“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时候，这里的“先进生产力”对应“是”，其它的含义如“代表某种意义上的专政或压迫”没被句子表达出来，但它与“先进生产力”一同构成了无产阶级“应该”的样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出“是”与现实挂钩，而“应该”含有否定的含义，它是与词语本身相联系的。
如今我们的话语被封闭在一个意义缺失的领域内，完全是操作主义的必然结果。“转译”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使一般的认知概念变成不可传递的和特殊性的概念，从而只适用于人数很少的群体。这个过程通过把一个普遍性陈述重新“转译”为一个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推卸责任。马尔库塞在书中给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工人的工资问题的话语“转译”，在此就不赘述了。
“转译”过来的话语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的存在状态，普遍性的问题不存在了。对于那些个体来讲，“治疗”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通过“治疗”，也就是问题的解决，不管是通过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的方法，矛盾被划归到社会范围之内，从而被消解。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革命者，在成为时尚的标签时，它们本身就已经是“治疗”过的人物了。人们本身不是憧憬当时的人，而是作为社会风气而趋之若鹜。因此，他们的事迹被宣传的越多，他们的行为本身就越是对社会无害。
“转译之所以是欺骗性的，正是因为它把概念忠实地转译成实际的行为、癖好和倾向的种种方式，而这样一来，他便把经过剪裁和整理的现象（它们本身是够真实的！）当成了现实。”
全书的第三部分是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方案，篇幅相对前面两部分来说很短，但某些段落极具煽动性。它把超越单向度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对象，一个是哲学，因为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说和现实不一样的语言，表达和现实相反的观念。这样会使相当一部分人觉醒，从而为实际行动打下基础。第二个对象是几类人，概括的说，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是未来行动的主角。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还很少惠及这类人，他们独立于社会的程度最高。
所以在全书的结尾处，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说是“发达工业社会”，但有些道理也是“可传递”的。作为一个向着“发达工业社会”迈进的国家，这本书还没有理由被我们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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