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先生出生于一个恪守中国传统习俗的家族，从幼年直至中学，一直接受系统扎实的国学教育，为其后来学问的“通古今，贯中西”奠定了基础。1918年，萧公权先生考入了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他和当时在北平的青年学子们一样，参加了五四运动，向报社投过稿也做过编辑。然而，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读书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1920年，萧公权先生赴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师承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萨拜因教授（《政治学说史》的著者），后又在萨氏的推荐下，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师从哲学家梯利教授（《西方哲学史》的著者），专攻政治哲学，并完成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政治多元论》后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由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并被当时的政治多元论大师拉斯基称谓“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据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所述，整个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即被誉为国际名著的只有两部：萧氏的《政治多元论》和陈体强先生的牛津大学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1926年萧公权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辗转任教于中外多所高等院校，教导出了汪荣祖、黄俊杰、牟复礼等杰出弟子。萧氏著述颇丰，主要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康有为思想研究》、《宪政与民主》、《中国乡村》等。1948年，萧公权先生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60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授予他“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成为东方学者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该会赞扬他“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说他年轻时著书论述西方政治思想，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1968年，萧公权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上完他的最后一堂课之际，面对所有起立向他鼓掌致意的学生们，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栏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思绪至此，也让我不禁想起一个相同场景，即《正义论》作者罗尔斯教授在哈佛的最后一课：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他的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不善言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一位中国学生手拍得又红又肿，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尽管罗尔斯教授没有萧公权先生那样的诗意，但他们同样的谦逊儒雅和对学生的关切以及学生们对学术的尊重，让我由衷感叹，悠然神往。
萧公权先生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若论当属一部传世之作的话，亦丝毫不夸张，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大概只有冯友兰先师的《中国哲学史》可相媲美。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任公既有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计划，但由于中途患病，未竟全功，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问世。虽有后者，如陶希圣、吕振羽、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问世，但均与梁任公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而最终完成梁启超写作计划的就属萧公权先生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五编二十五章，七十余万字，内容范围自先秦至孙中山。萧氏于绪论中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两种划分的标准：“思想演变之大势”与“思想之历史背景”。他首先否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停滞论，并按“思想演变之大势”将政治思想史分为四个阶段：“创造时期”（自孔子降生至秦始皇统一，即所谓先秦时代）、“因袭时期”（自秦汉至宋元）、“转变时期”（自明初至清末）、“成熟时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至1940年本书完稿时）。
对于政治思想创造于晚周、先秦之时的原因，萧公权先生认为是两大主因：“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同时，萧氏亦指出“假使社会之进化甚速，政治之变革甚剧，则环境既殊，问题迭起，思想与之共变，亦能日新月异，与时消息。不必得永久可用之真理，而自有继续不断之进步。”但这里的疑问便是：为何吾国政治思想在萧氏所谓的“创造时期”之后的二千余年间便没有了“再创造”呢？而只是“因袭”、“转变”呢？萧公权先生对此也是有回答的，他认为是由于吾国政治思想一个异于西方的特点—— “重实际而不尚玄理”——以及“由秦汉至明清二千余年之中，君统无改，社会少变。”那这两者的原因又何在呢？萧氏并未作具体解答，只是一笔带过。在我看来，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正因秦开创的君主（或皇帝）专制统一，而使得自秦以后的政论都是以专制政体和君道为中心的治术，更偏实际致用。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所提出的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政理和治术，但秦统一后的政治思想则绝大数为治术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君统无改，社会少变”的原因，此可称为中国历史的第一等大问题，我深感若无陈寅恪、钱宾四、何炳棣等历史大师之学识，绝不足以论之，更遑论我等学识尚浅的学子。然冯芝生先师有云：“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以我所学，试提出其中一个原因的话，便是：科举制度及其产生的士绅阶层。因为这个科举制度是打通了政府与社会的一条路，使得民众有自下向上流动的空间，更为依附和尊奉王朝统治。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清末新政立宪，清廷一举废除了科举制度，既损失了精英，又丢掉了民心，从而刹那间轰然倒塌，梁启超回忆时曾懊悔不已，觉得应渐进改革科举而非激进废除。在讲士绅阶层时，需要更正的一个误解是，“传统中国社会可能存在的是两种秩序和力量：一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温铁军教授认为：“国权不下县”。“皇权”或“君权”可能并未完全渗入社会和私人领域，而缘由便在于有“绅权”的存在，它往往维护和代表的是以宗族和乡村为单位的民众利益，成为民众的“保护伞”。民众间发生纠纷时，士绅会因其德高望重具有最终裁判权；民众与官府发生矛盾时，士绅便成为一个现在所说的第三方或中间人，来调停、化解彼此矛盾，而其立场可能多偏向于民众（诚然亦有较多反例）。最为重要的是，士绅的构成都是那些通过科举的秀才、举人和退仕还乡的官宦等。他们所为，归根到底，用以今世的话来说，就是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因而，二千余年间的中国虽有朝代更替，却未能有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从人和制度的因素上说，士绅和科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再追根溯源的话，这两个因素应是受儒法两家思想支配的，秦朝以法开国，汉朝又纳儒以立国，从此，这两家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当代许多学者的共识是：帝制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外儒内法”的，此论尚不确为定论，仍待商榷。我想，思想与制度间是“相持而共变”的。依中国历史，先秦诸家之创造思想，统治者是用作工具，民众是达为共识，制度于思想支配下在统治者与民众互动中产生，而思想又与制度互融中似乎产生了一种史华慈教授所说的“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有一个在社会最顶点的“神圣的位置”，它是民众高度认可的，因而中国历史只是统治者的更替，未有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然不知是否有幸，我们正处于这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
萧氏按照“思想之历史背景”将政治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天下之思想”、“专制天下之思想”、“近代国家之思想”。对此分法，萧氏解释道：“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吾国政制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政，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早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之时期，诚极自然之事。” 对于前两者，“封建”是指君主权力分封给世袭的地方诸侯，“郡县”则是由国君（或皇帝）通过委派各任地方官僚，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关于“专制天下”，我很认同萧氏与何氏的共识：萧公权先生认为中国之专制理论与实践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就如杜威所言“中国文化过度了”；何炳棣教授亦认为，“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萧氏所谓“近代国家”有四个特点：（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四）扩充人民之参政权利。我觉得，若依萧氏按政治制度演变之大势的标准，从清末至此书脱稿时（1940年）的30余年间，前两个特点尚有所表现，后两个特点则未特别显现。此30余年间，前半段的中国经历更多的是失序与混乱，袁氏窃国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混战，而“近代国家”的权力标志之一国会虽有革命党人们的据理力争，但仍不免被袁氏等军阀围攻、操纵，只剩虚名而已。尽管如此，孙中山的追随者们仍在其基础上继承了他的遗业。后半段的中国因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正式建立，终于达成了统一目标，尽管这统一是表面上的，但仍由此略见了“近代国家”的雏形。
本文是先介绍了萧公权先生的生平，并简单讨论了我阅读此书，特别是看它的两大结构（或主线）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也综合了各家之言，所论皆是我目前个人所学所感，且论据逻辑可批评点也甚多，但我仍小试牛刀一把，姑且作“管中窥天”罢。我也时常提醒自己的是，我辈学人，尤其青年学者，切不可有明代王阳明所言“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的作风，尤其是在当今的浮躁风气之下。本书书评在豆瓣中尚未有之，我只为抛砖引玉罢。
本文参阅书目：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张允起.《宪政、理性与历史：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本杰明•史华慈.《史华慈论中国》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秦晖.《传统十论》
萧公权先生出生于一个恪守中国传统习俗的家族，从幼年直至中学，一直接受系统扎实的国学教育，为其后来学问的“通古今，贯中西”奠定了基础。1918年，萧公权先生考入了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他和当时在北平的青年学子们一样，参加了五四运动，向报社投过稿也做过编辑。然而，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读书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1920年，萧公权先生赴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师承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萨拜因教授（《政治学说史》的著者），后又在萨氏的推荐下，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师从哲学家梯利教授（《西方哲学史》的著者），专攻政治哲学，并完成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政治多元论》后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由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并被当时的政治多元论大师拉斯基称谓“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据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所述，整个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即被誉为国际名著的只有两部：萧氏的《政治多元论》和陈体强先生的牛津大学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1926年萧公权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辗转任教于中外多所高等院校，教导出了汪荣祖、黄俊杰、牟复礼等杰出弟子。萧氏著述颇丰，主要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康有为思想研究》、《宪政与民主》、《中国乡村》等。1948年，萧公权先生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60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授予他“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成为东方学者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该会赞扬他“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说他年轻时著书论述西方政治思想，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1968年，萧公权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上完他的最后一堂课之际，面对所有起立向他鼓掌致意的学生们，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栏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思绪至此，也让我不禁想起一个相同场景，即《正义论》作者罗尔斯教授在哈佛的最后一课：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他的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不善言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一位中国学生手拍得又红又肿，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尽管罗尔斯教授没有萧公权先生那样的诗意，但他们同样的谦逊儒雅和对学生的关切以及学生们对学术的尊重，让我由衷感叹，悠然神往。
萧公权先生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若论当属一部传世之作的话，亦丝毫不夸张，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大概只有冯友兰先师的《中国哲学史》可相媲美。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任公既有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计划，但由于中途患病，未竟全功，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问世。虽有后者，如陶希圣、吕振羽、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问世，但均与梁任公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而最终完成梁启超写作计划的就属萧公权先生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五编二十五章，七十余万字，内容范围自先秦至孙中山。萧氏于绪论中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两种划分的标准：“思想演变之大势”与“思想之历史背景”。他首先否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停滞论，并按“思想演变之大势”将政治思想史分为四个阶段：“创造时期”（自孔子降生至秦始皇统一，即所谓先秦时代）、“因袭时期”（自秦汉至宋元）、“转变时期”（自明初至清末）、“成熟时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至1940年本书完稿时）。
对于政治思想创造于晚周、先秦之时的原因，萧公权先生认为是两大主因：“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同时，萧氏亦指出“假使社会之进化甚速，政治之变革甚剧，则环境既殊，问题迭起，思想与之共变，亦能日新月异，与时消息。不必得永久可用之真理，而自有继续不断之进步。”但这里的疑问便是：为何吾国政治思想在萧氏所谓的“创造时期”之后的二千余年间便没有了“再创造”呢？而只是“因袭”、“转变”呢？萧公权先生对此也是有回答的，他认为是由于吾国政治思想一个异于西方的特点—— “重实际而不尚玄理”——以及“由秦汉至明清二千余年之中，君统无改，社会少变。”那这两者的原因又何在呢？萧氏并未作具体解答，只是一笔带过。在我看来，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正因秦开创的君主（或皇帝）专制统一，而使得自秦以后的政论都是以专制政体和君道为中心的治术，更偏实际致用。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所提出的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政理和治术，但秦统一后的政治思想则绝大数为治术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君统无改，社会少变”的原因，此可称为中国历史的第一等大问题，我深感若无陈寅恪、钱宾四、何炳棣等历史大师之学识，绝不足以论之，更遑论我等学识尚浅的学子。然冯芝生先师有云：“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以我所学，试提出其中一个原因的话，便是：科举制度及其产生的士绅阶层。因为这个科举制度是打通了政府与社会的一条路，使得民众有自下向上流动的空间，更为依附和尊奉王朝统治。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清末新政立宪，清廷一举废除了科举制度，既损失了精英，又丢掉了民心，从而刹那间轰然倒塌，梁启超回忆时曾懊悔不已，觉得应渐进改革科举而非激进废除。在讲士绅阶层时，需要更正的一个误解是，“传统中国社会可能存在的是两种秩序和力量：一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温铁军教授认为：“国权不下县”。“皇权”或“君权”可能并未完全渗入社会和私人领域，而缘由便在于有“绅权”的存在，它往往维护和代表的是以宗族和乡村为单位的民众利益，成为民众的“保护伞”。民众间发生纠纷时，士绅会因其德高望重具有最终裁判权；民众与官府发生矛盾时，士绅便成为一个现在所说的第三方或中间人，来调停、化解彼此矛盾，而其立场可能多偏向于民众（诚然亦有较多反例）。最为重要的是，士绅的构成都是那些通过科举的秀才、举人和退仕还乡的官宦等。他们所为，归根到底，用以今世的话来说，就是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因而，二千余年间的中国虽有朝代更替，却未能有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从人和制度的因素上说，士绅和科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再追根溯源的话，这两个因素应是受儒法两家思想支配的，秦朝以法开国，汉朝又纳儒以立国，从此，这两家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当代许多学者的共识是：帝制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外儒内法”的，此论尚不确为定论，仍待商榷。我想，思想与制度间是“相持而共变”的。依中国历史，先秦诸家之创造思想，统治者是用作工具，民众是达为共识，制度于思想支配下在统治者与民众互动中产生，而思想又与制度互融中似乎产生了一种史华慈教授所说的“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有一个在社会最顶点的“神圣的位置”，它是民众高度认可的，因而中国历史只是统治者的更替，未有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然不知是否有幸，我们正处于这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
萧氏按照“思想之历史背景”将政治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天下之思想”、“专制天下之思想”、“近代国家之思想”。对此分法，萧氏解释道：“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吾国政制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政，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早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之时期，诚极自然之事。” 对于前两者，“封建”是指君主权力分封给世袭的地方诸侯，“郡县”则是由国君（或皇帝）通过委派各任地方官僚，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关于“专制天下”，我很认同萧氏与何氏的共识：萧公权先生认为中国之专制理论与实践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就如杜威所言“中国文化过度了”；何炳棣教授亦认为，“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萧氏所谓“近代国家”有四个特点：（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四）扩充人民之参政权利。我觉得，若依萧氏按政治制度演变之大势的标准，从清末至此书脱稿时（1940年）的30余年间，前两个特点尚有所表现，后两个特点则未特别显现。此30余年间，前半段的中国经历更多的是失序与混乱，袁氏窃国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混战，而“近代国家”的权力标志之一国会虽有革命党人们的据理力争，但仍不免被袁氏等军阀围攻、操纵，只剩虚名而已。尽管如此，孙中山的追随者们仍在其基础上继承了他的遗业。后半段的中国因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正式建立，终于达成了统一目标，尽管这统一是表面上的，但仍由此略见了“近代国家”的雏形。
本文是先介绍了萧公权先生的生平，并简单讨论了我阅读此书，特别是看它的两大结构（或主线）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也综合了各家之言，所论皆是我目前个人所学所感，且论据逻辑可批评点也甚多，但我仍小试牛刀一把，姑且作“管中窥天”罢。我也时常提醒自己的是，我辈学人，尤其青年学者，切不可有明代王阳明所言“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的作风，尤其是在当今的浮躁风气之下。本书书评在豆瓣中尚未有之，我只为抛砖引玉罢。
本文参阅书目：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张允起.《宪政、理性与历史：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本杰明•史华慈.《史华慈论中国》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秦晖.《传统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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