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

最后一章讲到太皇太后的时候，偶然出现这样几句话——“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当阅尽作者的一切叙述，全书几近完结之时，看到这样的话，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原来林语堂先生也知道只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是不妥当的，那这整个一本书都是怎么回事呢？再加上那本《武则天正传》，林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既然要作传，要正面地去写苏轼，那作者必定是要倾注感情的了。这自然毫无疑问，作者开篇前言就说自己多么多么喜欢苏轼。但问题在于，读罢全书，我觉得感情最炽烈的部分根本就不是苏轼的篇章，反倒是写王安石的部分。七八九这三章，那简直是，笔走龙蛇，言辞义愤，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痛斥王安石一党之奸险。从王安石起居开始骂，骂他整天蓬头垢面，人不人鬼不鬼，连吃东西都不好好吃。骂到王安石脑筋幼稚，做考据学问如幼童般异想天开，不学无术。继而骂到为人奸诈，用妄语蒙蔽皇上（简直是侮辱宋神宗的智商，还间接地侮辱了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智商），打击异己，朋比为奸，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连希特勒都被抬出来比王荆公了。如此笔力，简直和《武则天正传》一脉相承。读罢全书，再无一处文字有这般给力。几年后，也许我会忘记苏轼的种种轶事，但忘不掉的绝对是王安石之“奸佞”。
就此看来，如果这本书要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苏东坡传》，作者应当更加注重一下选材。即便是写苏轼的部分，也不至于把什么事情都往里写，充斥着种种怪力乱神。比如第六章的“神鬼人”，写上各种传说中的与苏东坡有关的神鬼故事。王安石下台也是上天发怒连降灾祸的结果，就连王安石的过世都是遭天谴的、被鬼怪吓死的。每当想起王安石的“悲惨遭遇”，想起苏轼这些的妖魔鬼怪、炼丹求仙，我都不知道林语堂的“以闲适为格凋”的口号究竟所谓者何。

“苏东坡喜欢我喜欢，苏东坡支持我支持”就是全书的基本格调。苏东坡酿酒，那也是酿的超级好的；苏东坡炼丹，那也是非常符合他的道家思想的；苏东坡关系百姓，那自然是他慈悲为怀的表现；苏东坡练瑜伽（其实就是打坐而已），那也是对文化的独特贡献。凡扶助苏东坡的，都是贤明之人；凡苏东坡所讽刺的，那必是那人有毛病。天下只有苏轼是关心百姓的，当苏轼在杭州修大工程、赈灾时，只有他一个人眼光长远，整个政坛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都只为了自己的官位而尔虞我诈，世人皆醉苏独醒。苏轼和二程交恶，那自然也是二程古板虚伪、不近情理、颇可指摘。苏轼反对王安石时，给皇上上了万言书，强调了君权民授的观点，所以苏轼也就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驱了！

不过，作者脱离了过去总把苏轼单看成一个文学家的窠臼，竭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苏轼，他的散文、诗词、政绩、绘画、书法、交游、种种爱好（佛教、道教、酿酒、烹饪），就此看来，此书是有成绩的。
毕竟，关于苏轼的史料要比李白、杜甫多得多，所以他看上去似乎和我们更加的亲近。

总的说来，我愿意给这本《苏东坡传》和《武则天正传》冠以“黑白双煞”的外号——一个写的是圣人、神人、男人，一个写的是鸟人、贱人、女人。林语堂写这两本真的写得太偏激了，会严重误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