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和读书不是一回事

《书籍的社会史》从书入手，是借书来讲与书有关的那些人们的故事。这应该可以算是一种经典的人类学写法——以某个东西或是概念入手，搜集考证材料来拼凑出人类行为的图谱。比如你还可以看到《镜像的历史》、《魔鬼的历史》等等。书籍恐怕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它是介于纯物质与纯观念之间的一类。是精神与物质结合最紧密的东西了。因此，书和人之间的关系更要讲缘分：有些人因为书而变得不同，而有些书因为碰到特殊的人而重获生命。
 
因为读到某本书而顿悟的例子太多了。举名人的例子，那我最熟悉的专业说事，康德同志不就说过，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这是人类精神跨越时间的交流。反过来讲，也有因为碰到的人不同而命运不同的书籍。比如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如果不是碰上顾颉刚这样的大家，用来做了古史辨派的注脚，恐怕也早就无人问津了。
 
这书与人的你来我往的双向关系中，孰强孰弱？《书籍的社会史》并没有回答。作者显然也没有野心来探讨这微妙缘分中的辩证关系。只是从对印刷雕版等技术开写，从获取书籍的难易，最后落脚到藏书与知识共同体的关系。仿佛是，你能不能这样想，端看你有没有本事和途径拿到相关的书籍。这个结论很难下，看看作者婉转周折的论证就知道了；这个结论很难下，端看最后找到的例证——名不见经传的钱进仁就知道。书一开篇就讲到“钱的一生，似乎浓缩了传统中国人的梦想，任何人都可以仅仅因为掌握了这个国家的书写文化而提高自己的地位，由穷人变成名人。”（2）。书的最后，又回到钱的例子，他借由书籍打入文人圈子。读完整本书，我都不禁感慨，作者史料功底的强大，硬生生挖出这样一个人物，用以佐证结论。
 
这样的结论很难下，在我看来，还因为它本来就是片面和值得怀疑的。与其说是书籍造成了文人之间的联系与共同圈子的形成，不如说是这些文人对经典思想的一致认同和共同的政治理想造成了某个书籍名录的存在。当然在这个名单中，有一些总是无法替代的经典之作，也有一些处于边缘，可能消失的书。书的存在和作用，在于读，而不在于藏。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史家来说，藏更容易找到，读却是一个很难用朴学方法捕捉记录的行为。有印刷，有出版，有收藏，有共享但是独独没有“阅读”的书籍历史，怎么能算完整的书籍社会史呢？
 
最后多说两句我自己的小小体会。要说起印刷藏书的历史，我还算是专门学习过。书籍，不是阅读的书籍，而是雕刻、誊写、印刷、流传和收藏的书籍，从名目种类到保藏技术，从用什么浆料材质到装订字体，从甲骨文到晚清民国藏书，都在课上仔细学习过。不过那是一门纯技术活，我还是脑中空空，半文盲一枚。
 
可见，藏书和读书完全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