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精神还乡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写作可以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或许就如陈晓明所说“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文学性质，那就是以农民农村为叙事主体的文学构成其主导内容。”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致力“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大量小说经典文本，到4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乡土牧歌”小说杰作，再到80年代陈忠实《白鹿原》的被称为“文化秘史”的写作。关于乡村乡土和农民的叙述就从未间断过，尽管他们切入的角度不同，但乡土已成为一代代作家竭力书写和表现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的乡村几乎要覆盖喧嚣的城市。“现代性带着坚定的未来指向无限地前进，城市就是现代性无限发展的纪念碑；乡村以它的废墟形式，以它固执的无法更改的贫困落后被抛在历史的过去。但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始终以农村经验为主导。” 当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80年代漫长而艰难地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交融历程，几乎都要生长出后现代主义时，却又在新世纪再次顽强坚韧地回到乡土叙事。因此，相当多的实力派作家并没有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去描绘“新新中国”的城市面貌，而是写城市平民、乡村或底层民众的受苦受难的现实。
在众多的作家当中，贾平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始终以农民的身份、民间的立场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坚定执着的书写着乡村的隐秘变化。回顾贾平凹这些年来的创作轨迹，从第一部短篇小说《月牙儿》开始，到后来的《商州初录》、《小月前本》到最后来的《浮躁》、《高老庄》以及《秦腔》、《高兴》等大量的文本中都呈现着作者对乡土的灵魂和精神坐标的质朴追寻，乡土和作者本人已融为一体，即使是在写都市生活的篇幅中也渗透着深重的乡土的情结。他的这些作品也被人归纳为三种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其一是启蒙话语，致力于重铸国民的灵魂，其二是生存论话语，关怀的是人的生存境遇，最后是现代性的反思话语。” 而从这些作品的不断书写和变化轨迹当中，我们看到了贾平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呈现螺旋式上升，从最初简单的肯定、到之后的迷茫、困惑、以及最后的坚定回归，我们看到主人公的文化取向不断发生位移和错位，也反映了作家创作中不时涌现的矛盾的文化心态。他既满怀热情地讴歌与赞美了乡村文化的魅力，同时也无情地审视、揭露了乡村文明中的陋习。贾平凹对乡土愚昧、落后的瘤疾的痛恨与批判，正是作家对其乡土满溢着深爱的体现，作家恨得愈是热切，对乡土的爱愈是浓郁、炽烈。作为一个都市人，贾平凹自觉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意识到了乡村文明的愚昧和落后，并加深了对乡村的理性审视和情感批判，但是乡村文化不管如何都可以堪称他的最终精神慰藉和基本立场所在，他对乡村的“恨”不如说是爱到深处的无奈，他对乡村的“背叛”也常在困惑与留恋的边缘逡巡。
在贾平凹这些小说中，《秦腔》可以说非常重要且受到大家关注的一篇描写自己乡土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按照他自己的阐释那是凝聚了他对当代乡土中国的全部血泪般的理解。书的封底有这样的句子：“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还有：“魔幻笔触出入三界，畸形情恋动魄惊心；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而当《秦腔》获得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时候，他在获奖感言中也曾说：“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在这部作品当中，作者以自己的故乡为创作原型，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后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捕捉到了当今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一种衰败的时代情绪，是正在消逝的传统农村的一曲惆怅的乡村牧歌，是当今农村和农民的一幅真实的风景画，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秦腔》这本书，是我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巨变的生活记录，也是我对故乡、家族的一段沉重的记忆。”显然，这是作者对家乡乡村的又一次神圣的回忆和书写。那么，针对这样的一部作品，大部分评论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运用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审视和解读，本文试图从文中的几个隐喻入手来对其进行解读和探求。
一 、畸形儿：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无法融合
《秦腔》中的引生无疑是作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是一个疯子的形象，清风街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从他的视角呈现出来的，他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游走于各种不同的场合，有独特的心灵感应清风街的一切。他的所在所闻和所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和警醒，更能激起人们深深的思考。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作品内容意蕴层面所起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他是一个隐喻符号，是一种象征。作者以这样一个人物代替他一贯采用的“夏风”式的叙述者，就是要凸显对当下社会生活的隐喻，引生的疯癫原于爱欲，他的许多疯癫的言谈举止幻觉都与爱欲有关。在作品中，引生对自己进行了自行阉割，把根断了，这种“断根”之后的欲望就成了“无根”的欲望，这样他就成了彻底的畸形儿，因此，在清风街引生就成了一个疯子，他说的话，做的事都被大家认为是荒诞而不可信的，他和现实中的人是无法沟通的，引生的思想也不能被人理解。他曾说到：“我要儿子、孙子干啥，生了儿子孙子还不是在农村，咱活的苦苦的，让儿子孙子也受苦呀？与其生儿得孙不如去栽棵树，树活的倒自在。” 在当时的农村，这种断子绝孙的话就是疯话。但是这种疯话里却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真理。传统的观念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为了生儿子而不惜将个人尊严抛弃。人活着要有情感和质量，在疯言疯语的掩盖下其实包藏着引生博大的现代意识和深沉的情感，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乡村的范畴，直指生命的质量问题。在清风镇，引生的疯子身份因此被人们固定了，他对白雪的爱情也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疯子的一种妄想。引生偷窃内衣的越轨行动是无法排遣的下意识行为，为所有人所不齿，却又轻而易举的得到大众的谅解，这些都源于他疯子的身份。他对白雪的爱是无怨无悔的，是柏拉图式的，带有鲜明的非功利性，不管受到多少嘲讽，执着的爱始终没有改变。他并不是要占有白雪，而仅仅把爱白雪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乡土文化的持守。反观众人的感情，都是那样狭窄，那样脆弱，经不起时间和事件的考验。翠翠和陈星的爱情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成了泡影，金钱的魅力使曾经纯洁的爱情一下子变了质；庆玉为了个人的性欲抛家弃女毁了两个家庭的生活，自己仍然是我行我素，丝毫没有羞愧感；白雪和夏风的婚姻因为两人的理想不能协调而产生矛盾，并最终走向了瓦解。在他们看来，引生刻骨铭心的爱情被视为一种精神病，众人的非正常的行动却都成为了可以理解的行为。正如刘小枫所言：“按福柯的说法，我们每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可能是精神病者。所谓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的不是质的区别，不是你肯定正常，他肯定不正常，而只是一种程度的区别。两者间的界限不是截然清楚的，不是二分的，而是随时可以跨越的。” 所以，在清风街，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些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而纵观整部小说，这种隐喻还有许多，比如夏风和白雪的畸形女儿，白雪是天生丽质的秦腔演员，夏风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而他们在清风街孕育的女儿出生后竟然没有屁眼，作家夏风在城市生活多年，虽然无法割断与清风街的联系，但已经吸纳了城市文明的营养；白雪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善良、贤淑。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优秀的人，为什么会生下这样的女儿呢？这不可不是一种隐喻，这与清风街的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清风街迷信盛行，赌博成风，人的素质相当低下，他们科学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漠，缺乏责任意识和自我意识。这里弥漫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文化，而且现代文化基因残缺，现代思想、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是没有吹到清风街，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离清风街还很遥远。同时，白雪的这个畸形儿也隐喻着白雪对秦腔历史的终结，民间艺术的纯美只能产生怪胎，不会再有美好的历史在延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传统思想价值观念、技术向现代思想价值观念、技术的转变，然而传统相现代化过渡并非一蹴而就。由于市场化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和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的双重制约，转型期农村农民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复杂的。以引生为代表的畸形儿首先隐喻了农村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下人们思想观念的“畸形”。市场化、商业化在带来新观念，突破传统观念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伦理纲常被破坏，仁义道德被冲垮，家庭美德逐渐丧失，市场条件下解决一切问题只按商业操作方式进行，不再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白雪和夏风的对立就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对立，他们那个没有屁眼的女儿正是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无法融合发展到极致的象征和隐喻。类似的畸形人在文中还有哑巴只能咿咿呀呀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武林的结巴加上性格的懦弱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作者安排这些畸形人物不会是随意的，这些人物构成了作品的畸形群体象征，是作品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二、土地：土地伦理和道德伦理的消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之根，生存之道，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成为了无根的浮萍。但是，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大量被征用，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涌向城市，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而原来的乡村开始出现荒败的景状。所以，从某个层面上说，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是以牺牲整个群体为代价的，而耕地的消失俨然成为广大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实证。因此，在《秦腔》中，土地就成为了一种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符码。
关于土地的这种隐喻和象征在夏天义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作为老一代农民，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纯正情感。他的价值观以土地为中心，他对土地有着质朴而执着的感情，坚信离开了土地就不成为农民了。也正因此，他才租种进城打工的俊德家抛荒的土地，虽然遭到兄弟儿孙们的强烈反对，他还是依然的租种了起来；他还坚决反对君亭建农贸市场，反对用鱼塘换七里沟的计划；还要让孙子辈们到七里沟接受教育，他一个到七里沟去像当代愚公一样独自翻地，他同时对孙子辈们离开土地如此伤感：“而使夏天义感到极大的耻辱的就是这些孙子辈们，翠翠已经出外，后来又是光利，他们都是在吵闹后出外打工去了。夏天义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他们！”夏天义留恋土地，对抛下土地而外出务工的人们持反对态度，他说：“后辈人都不爱了土地，都离开了清风街，而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一生就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吗？夏天义是如此强烈地爱恋土地，他把土地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生存的基础，在他的视野里，拥有土地是农民和城里人的本质区别，而他对土地的痴恋情结无疑表征了他对传统时代生活的凭吊，更是对现实情状的无言对抗，土地对他来说意味着生命和生命的延续，所以，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它。小说最后夏天义吃土的细节以及最终死于七里沟地震的情节无疑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隐喻了夏天义这代农民与土地割舍不断的情感与命运。
而土地的这种失去和荒芜以及整个乡村发生了各种变化，使这个乡村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如此同时也隐喻着乡村长久存在的文化伦理发生了较大的位移，甚至崩塌和沦陷。那么，何为伦理？“所谓伦理其实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 因此，在清风街存在着无数种生命感觉的伦理，但从总体上有两大类：一种是以土地为价值观念的伦理，一种是以金钱为价值观念的伦理。从传统上来讲，乡村最大的伦理也就是乡村的精神基点是对土地的伦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农民一直在土地上进行着自己的生活和劳作，土地成为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属于他们的土地和空间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习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这里的乡风乡俗将他们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然而现代文明的发展，现代意识和外来文明渗透进来，打破了他们原来的一切，乡村原来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甚至解体。外来的现代文明刺激着这里的人民，他们逐渐抛弃了原有的那种传统的观念，开始更多追逐自己的个人利益，满足自己的个人愿望，原有的价值体系在一时之间开始坍塌，，甚至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梦想着城市的生活和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原来的土地荒芜了，原来的以土地为根本的生活解体了，大量的人都开始出外打工，涌向城市，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土地因此被搁置。如此同时，这个土地上新一代的经营管理者受现代意识的影响，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不再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以前的土地上，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隔阂，夏天义用土地作为自己对抗现代意识的武器，与君亭之间形成了格格不入。而最终，夏天义带着对土地的眷恋成了土地的殉葬者，村庄和土地的伦理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夏天义算得上是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个农民”，在这里，贾平凹令人心痛地唱响了一代农民对于土地的挽歌，把“农民之死”和“土地之死”的悲壮图景真实而心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土地伦理的消解从而直接影响了乡村的道德伦理，现代文明将大量新鲜的东西传入农村，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文化满足了人们欲望的放纵，打破了传统文化中某些固定性的观念，破坏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摧毁了许多道德上的规范。人心开始变得冷漠、残酷，现代文明带来的更多的是物质的利益，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疯狂追逐，而致使淳朴的民风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冲击让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于道德的基本判断力，道德价值观念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残缺，传统的道德伦理和道德体系的力量在削弱，整个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现代文明使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美好珍贵的品质逐渐退化，小说中曾写到：“在清风街，天天都有致气打架的，常常是父子们翻了脸，兄弟间成了仇人，惟独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一辈子没吵闹过，谁有一口好的吃喝，肯定是你忘不了我，我也记得你。”但是，在小说的现实中，夏家的这种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已是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夏天义热衷于贩卖银元，最后死于凶杀，夏天义、夏天智在家族内的“权威”也日渐消失。夏天义不仅在村里失去了象征性的“父亲”伦理权威，而且在家里也已经成了被儿子欺辱的对象。包谷风波、与庆利的红木桌冲突、儿子家轮流吃饭的悲哀都让我们看到了亲情伦理理死亡的悲哀。而儿女们关于父亲迁坟出钱多少的争吵以及他死后儿女们关于立碑经费分摊问题的争吵都是乡村亲情伦理和道德伦理崩溃的真实写照。道德伦理的失落意味着乡村的整个伦理关系正走向衰落，它曾作为乡村精神坐标的支柱倒塌了，传统乡土精神的制约作用被消解了，乡土精神所蕴含的种种美德也随之消失了。随着土地这一生存的基础逐渐被忽略和搁置，它隐喻着清风街长期存在的关于土地伦理和道德伦理也在远离人们，开始走向一种解体，走向一种一去不返的悲凉。
三、秦腔：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精神坚守
秦腔是《秦腔》这本书的艺术核心，秦腔有着厚重的历史，它是秦人精神状态的反映，是老陕人的精神大餐，也是三秦儿女的精神寄托，凝聚着秦人秦地的生命呐喊和文化魂魄。秦人藉秦腔表达他们或悲欢离合、或喜怒哀乐的生命体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秦腔里有太多的乡土情结，它象征着中国乡村农民的传统文化观和道德观，是乡土健康率真的美好人格和人性的体现，它的这种象征意义已经成为家园的外在表现形式。秦腔以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力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精神需要中起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就曾这样书写：“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而涤荡净了。” 秦腔像吃饭穿衣一样，每天都陪伴着清风街的人们。当陈亮唱：“越思越想越可恨，洪洞县里没好人。” 道出了一个外乡人在清风街的艰难生存处境以及自身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凉。水库不放水，有人唱《拿王通》中的“王出宫只见得滚龙抱柱，金炉中团团气罩定龙楼……” 这曲词本是写一种欢快壮观的场面，但这里是百姓用幻想或精神胜利来消除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关于秦腔，引生有一段很精致的话：“秦腔是你在痛苦的时候越唱越苦，你在乐的时候越唱越乐的家伙。” 由此可见，秦腔在作品中不仅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它总是与清风街百姓的生活情感状态紧密相连，秦腔贯穿作品始终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意蕴，即用秦腔来凸显清风街人的苦乐。
夏天智是对秦腔最痴迷的一个。他对秦腔的感情很深，几乎是像爱自己的生命一般热爱它。秦腔戏文中的许多价值标准便成为他人生的精神坐标。他热爱秦腔几乎到了无处不及的地步，以至于把自己儿子的结婚宴会办成了秦腔的脸谱展览会，随后还要儿子协助自己出版并没有市场和读者的秦腔脸谱书，尽管是自费，他也乐此不疲。逢人便唱秦腔，赠人马勺脸谱和书，在他看来，不懂秦腔的人与他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另一个秦腔爱好者是白雪，她是秦腔艺术的精灵，对秦腔艺术非常执着。尽管她所在的县剧团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但她仍不改初衷，当结婚后夏风想利用关系把她调入省城，为她重谋一份职业时，她却决意不去省城，她离不开秦腔，离不开传统的乡村文明与道德，为此她甚至放弃了爱情和家庭。
然而让人过瘾的、令人痴迷的、甚至还救过人命的秦腔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尽管由夏中星等的尽力挽救，但是历史的脚步不可阻挡，秦腔还是扭转不了它式微的命运。它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变得前途黯然。现代性因素的介入，使秦腔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老辈的人正在走向死亡，新一代中没有了听众。日益丰富的流行艺术形式代替了秦腔，秦腔成为了婚丧嫁娶的一个陪衬。哀婉、悲伤的秦腔，这方土地培育出来的特有的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从高雅的艺术到底层吹拉弹唱，沦落成了一个小丑。前后的反差正反映了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和萎缩。“传统文化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存境遇，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传统文化也在扮演悲剧，而且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和深刻内涵。秦腔痴迷者夏天智的死，既可以看作是民间文化精神、民间文化的一种衰败，也可看作是中国乡村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正在面临消失”。 夏天智的死也让秦腔作为一种高度集体仪式的象征开始走向衰落，作为乡土内在精神底蕴的衰落，乡土精神的坐标却彻底崩溃了。而关于夏天智、白雪、王老师等对秦腔的精神坚守既是对古老文化的坚守，实际上也是对生存的坚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传统文化，试图挽救它式微的命运。
贾平凹曾言：“对于《秦腔》的内容，我只是想说出农现在的状况，农民的生存状态如何。” 秦腔作为民间传统文化代表，自然有其直接的文化层面的意义，但是作品中的秦腔没有脱离清风街大众，作者描写了秦腔走向衰落的命运，其着眼点应该是用它来凸显乡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的悲欢苦乐。秦腔的困境也就是当下农村和农民的困境，秦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了作品的主题超越了关注农村社会变革的层面，使作品具有了普遍意义上人本终极关怀的哲学意蕴。
《秦腔》切入当下农村生活，一如既往地反映了贾平凹对当代农村的关切和焦虑，是他“商州系列”的延续。他在《秦腔》后记中写到：“我在构思、写作中一直心存感激，心存敬畏。心存感激是因为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 贾平凹不仅以《秦腔》为家乡立了一块碑，而且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写作业立下了一块相当厚重的碑。历史的变迁，土地的荒芜，劳力的流失，道德的分化，理想化的家乡在消失，现实存在的家乡一种完全陌生的姿态凸显，面对着面目不清的家乡的未来，作者内心深处在处于悲伤、迷茫和困惑的同时，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直接去面对当下农村的改革和社会状况，揭示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正是这样，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揭示困惑和焦虑。而面对行将失去记忆的故乡，面对故乡新世纪的荒败景状，贾平凹在关注家乡命运的同时，也在苦苦寻找故乡新兴和振兴的希望所在，因而，他的寻根之旅充满了使命感，他深邃的目光穿过故乡的现实表象，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广大乡村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和病疽所在。正如他在《秦腔》后记中所忧虑的：“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真正地消失了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半呢？” 所以，如何使广大乡村真正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是中国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贾平凹没有构筑一篇关于乡村的历史神话，而是真实地叙写了新世纪故乡的废墟场景，从“传统”与“现代”这对他一贯关注的范畴着手，运用隐喻的方式，使作品的主旨既指向关注现实，又指向人的生存状态这个人本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命题，彰显了他深切的社会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担当意识。
参考文献：
贾平凹：《秦腔》 作家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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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达：《贾平凹研究资料》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东方出版中心 200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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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 《文艺争鸣》 2005．6
吴义勤：《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论秦腔>》 《当代作家评论》 2006年第4期
在众多的作家当中，贾平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始终以农民的身份、民间的立场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坚定执着的书写着乡村的隐秘变化。回顾贾平凹这些年来的创作轨迹，从第一部短篇小说《月牙儿》开始，到后来的《商州初录》、《小月前本》到最后来的《浮躁》、《高老庄》以及《秦腔》、《高兴》等大量的文本中都呈现着作者对乡土的灵魂和精神坐标的质朴追寻，乡土和作者本人已融为一体，即使是在写都市生活的篇幅中也渗透着深重的乡土的情结。他的这些作品也被人归纳为三种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其一是启蒙话语，致力于重铸国民的灵魂，其二是生存论话语，关怀的是人的生存境遇，最后是现代性的反思话语。” 而从这些作品的不断书写和变化轨迹当中，我们看到了贾平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呈现螺旋式上升，从最初简单的肯定、到之后的迷茫、困惑、以及最后的坚定回归，我们看到主人公的文化取向不断发生位移和错位，也反映了作家创作中不时涌现的矛盾的文化心态。他既满怀热情地讴歌与赞美了乡村文化的魅力，同时也无情地审视、揭露了乡村文明中的陋习。贾平凹对乡土愚昧、落后的瘤疾的痛恨与批判，正是作家对其乡土满溢着深爱的体现，作家恨得愈是热切，对乡土的爱愈是浓郁、炽烈。作为一个都市人，贾平凹自觉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意识到了乡村文明的愚昧和落后，并加深了对乡村的理性审视和情感批判，但是乡村文化不管如何都可以堪称他的最终精神慰藉和基本立场所在，他对乡村的“恨”不如说是爱到深处的无奈，他对乡村的“背叛”也常在困惑与留恋的边缘逡巡。
在贾平凹这些小说中，《秦腔》可以说非常重要且受到大家关注的一篇描写自己乡土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按照他自己的阐释那是凝聚了他对当代乡土中国的全部血泪般的理解。书的封底有这样的句子：“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还有：“魔幻笔触出入三界，畸形情恋动魄惊心；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而当《秦腔》获得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时候，他在获奖感言中也曾说：“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在这部作品当中，作者以自己的故乡为创作原型，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后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捕捉到了当今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一种衰败的时代情绪，是正在消逝的传统农村的一曲惆怅的乡村牧歌，是当今农村和农民的一幅真实的风景画，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秦腔》这本书，是我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巨变的生活记录，也是我对故乡、家族的一段沉重的记忆。”显然，这是作者对家乡乡村的又一次神圣的回忆和书写。那么，针对这样的一部作品，大部分评论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运用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审视和解读，本文试图从文中的几个隐喻入手来对其进行解读和探求。
一 、畸形儿：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无法融合
《秦腔》中的引生无疑是作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是一个疯子的形象，清风街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从他的视角呈现出来的，他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游走于各种不同的场合，有独特的心灵感应清风街的一切。他的所在所闻和所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和警醒，更能激起人们深深的思考。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作品内容意蕴层面所起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他是一个隐喻符号，是一种象征。作者以这样一个人物代替他一贯采用的“夏风”式的叙述者，就是要凸显对当下社会生活的隐喻，引生的疯癫原于爱欲，他的许多疯癫的言谈举止幻觉都与爱欲有关。在作品中，引生对自己进行了自行阉割，把根断了，这种“断根”之后的欲望就成了“无根”的欲望，这样他就成了彻底的畸形儿，因此，在清风街引生就成了一个疯子，他说的话，做的事都被大家认为是荒诞而不可信的，他和现实中的人是无法沟通的，引生的思想也不能被人理解。他曾说到：“我要儿子、孙子干啥，生了儿子孙子还不是在农村，咱活的苦苦的，让儿子孙子也受苦呀？与其生儿得孙不如去栽棵树，树活的倒自在。” 在当时的农村，这种断子绝孙的话就是疯话。但是这种疯话里却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真理。传统的观念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为了生儿子而不惜将个人尊严抛弃。人活着要有情感和质量，在疯言疯语的掩盖下其实包藏着引生博大的现代意识和深沉的情感，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乡村的范畴，直指生命的质量问题。在清风镇，引生的疯子身份因此被人们固定了，他对白雪的爱情也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疯子的一种妄想。引生偷窃内衣的越轨行动是无法排遣的下意识行为，为所有人所不齿，却又轻而易举的得到大众的谅解，这些都源于他疯子的身份。他对白雪的爱是无怨无悔的，是柏拉图式的，带有鲜明的非功利性，不管受到多少嘲讽，执着的爱始终没有改变。他并不是要占有白雪，而仅仅把爱白雪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乡土文化的持守。反观众人的感情，都是那样狭窄，那样脆弱，经不起时间和事件的考验。翠翠和陈星的爱情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成了泡影，金钱的魅力使曾经纯洁的爱情一下子变了质；庆玉为了个人的性欲抛家弃女毁了两个家庭的生活，自己仍然是我行我素，丝毫没有羞愧感；白雪和夏风的婚姻因为两人的理想不能协调而产生矛盾，并最终走向了瓦解。在他们看来，引生刻骨铭心的爱情被视为一种精神病，众人的非正常的行动却都成为了可以理解的行为。正如刘小枫所言：“按福柯的说法，我们每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可能是精神病者。所谓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的不是质的区别，不是你肯定正常，他肯定不正常，而只是一种程度的区别。两者间的界限不是截然清楚的，不是二分的，而是随时可以跨越的。” 所以，在清风街，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些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而纵观整部小说，这种隐喻还有许多，比如夏风和白雪的畸形女儿，白雪是天生丽质的秦腔演员，夏风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而他们在清风街孕育的女儿出生后竟然没有屁眼，作家夏风在城市生活多年，虽然无法割断与清风街的联系，但已经吸纳了城市文明的营养；白雪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善良、贤淑。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优秀的人，为什么会生下这样的女儿呢？这不可不是一种隐喻，这与清风街的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清风街迷信盛行，赌博成风，人的素质相当低下，他们科学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漠，缺乏责任意识和自我意识。这里弥漫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文化，而且现代文化基因残缺，现代思想、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是没有吹到清风街，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离清风街还很遥远。同时，白雪的这个畸形儿也隐喻着白雪对秦腔历史的终结，民间艺术的纯美只能产生怪胎，不会再有美好的历史在延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传统思想价值观念、技术向现代思想价值观念、技术的转变，然而传统相现代化过渡并非一蹴而就。由于市场化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和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的双重制约，转型期农村农民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复杂的。以引生为代表的畸形儿首先隐喻了农村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下人们思想观念的“畸形”。市场化、商业化在带来新观念，突破传统观念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伦理纲常被破坏，仁义道德被冲垮，家庭美德逐渐丧失，市场条件下解决一切问题只按商业操作方式进行，不再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白雪和夏风的对立就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对立，他们那个没有屁眼的女儿正是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无法融合发展到极致的象征和隐喻。类似的畸形人在文中还有哑巴只能咿咿呀呀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武林的结巴加上性格的懦弱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作者安排这些畸形人物不会是随意的，这些人物构成了作品的畸形群体象征，是作品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二、土地：土地伦理和道德伦理的消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之根，生存之道，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成为了无根的浮萍。但是，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大量被征用，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涌向城市，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而原来的乡村开始出现荒败的景状。所以，从某个层面上说，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是以牺牲整个群体为代价的，而耕地的消失俨然成为广大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实证。因此，在《秦腔》中，土地就成为了一种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符码。
关于土地的这种隐喻和象征在夏天义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作为老一代农民，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纯正情感。他的价值观以土地为中心，他对土地有着质朴而执着的感情，坚信离开了土地就不成为农民了。也正因此，他才租种进城打工的俊德家抛荒的土地，虽然遭到兄弟儿孙们的强烈反对，他还是依然的租种了起来；他还坚决反对君亭建农贸市场，反对用鱼塘换七里沟的计划；还要让孙子辈们到七里沟接受教育，他一个到七里沟去像当代愚公一样独自翻地，他同时对孙子辈们离开土地如此伤感：“而使夏天义感到极大的耻辱的就是这些孙子辈们，翠翠已经出外，后来又是光利，他们都是在吵闹后出外打工去了。夏天义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他们！”夏天义留恋土地，对抛下土地而外出务工的人们持反对态度，他说：“后辈人都不爱了土地，都离开了清风街，而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一生就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吗？夏天义是如此强烈地爱恋土地，他把土地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生存的基础，在他的视野里，拥有土地是农民和城里人的本质区别，而他对土地的痴恋情结无疑表征了他对传统时代生活的凭吊，更是对现实情状的无言对抗，土地对他来说意味着生命和生命的延续，所以，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它。小说最后夏天义吃土的细节以及最终死于七里沟地震的情节无疑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隐喻了夏天义这代农民与土地割舍不断的情感与命运。
而土地的这种失去和荒芜以及整个乡村发生了各种变化，使这个乡村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如此同时也隐喻着乡村长久存在的文化伦理发生了较大的位移，甚至崩塌和沦陷。那么，何为伦理？“所谓伦理其实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 因此，在清风街存在着无数种生命感觉的伦理，但从总体上有两大类：一种是以土地为价值观念的伦理，一种是以金钱为价值观念的伦理。从传统上来讲，乡村最大的伦理也就是乡村的精神基点是对土地的伦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农民一直在土地上进行着自己的生活和劳作，土地成为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属于他们的土地和空间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习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这里的乡风乡俗将他们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然而现代文明的发展，现代意识和外来文明渗透进来，打破了他们原来的一切，乡村原来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甚至解体。外来的现代文明刺激着这里的人民，他们逐渐抛弃了原有的那种传统的观念，开始更多追逐自己的个人利益，满足自己的个人愿望，原有的价值体系在一时之间开始坍塌，，甚至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梦想着城市的生活和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原来的土地荒芜了，原来的以土地为根本的生活解体了，大量的人都开始出外打工，涌向城市，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土地因此被搁置。如此同时，这个土地上新一代的经营管理者受现代意识的影响，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不再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以前的土地上，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隔阂，夏天义用土地作为自己对抗现代意识的武器，与君亭之间形成了格格不入。而最终，夏天义带着对土地的眷恋成了土地的殉葬者，村庄和土地的伦理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夏天义算得上是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个农民”，在这里，贾平凹令人心痛地唱响了一代农民对于土地的挽歌，把“农民之死”和“土地之死”的悲壮图景真实而心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土地伦理的消解从而直接影响了乡村的道德伦理，现代文明将大量新鲜的东西传入农村，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文化满足了人们欲望的放纵，打破了传统文化中某些固定性的观念，破坏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摧毁了许多道德上的规范。人心开始变得冷漠、残酷，现代文明带来的更多的是物质的利益，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疯狂追逐，而致使淳朴的民风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冲击让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于道德的基本判断力，道德价值观念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残缺，传统的道德伦理和道德体系的力量在削弱，整个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现代文明使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美好珍贵的品质逐渐退化，小说中曾写到：“在清风街，天天都有致气打架的，常常是父子们翻了脸，兄弟间成了仇人，惟独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一辈子没吵闹过，谁有一口好的吃喝，肯定是你忘不了我，我也记得你。”但是，在小说的现实中，夏家的这种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已是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夏天义热衷于贩卖银元，最后死于凶杀，夏天义、夏天智在家族内的“权威”也日渐消失。夏天义不仅在村里失去了象征性的“父亲”伦理权威，而且在家里也已经成了被儿子欺辱的对象。包谷风波、与庆利的红木桌冲突、儿子家轮流吃饭的悲哀都让我们看到了亲情伦理理死亡的悲哀。而儿女们关于父亲迁坟出钱多少的争吵以及他死后儿女们关于立碑经费分摊问题的争吵都是乡村亲情伦理和道德伦理崩溃的真实写照。道德伦理的失落意味着乡村的整个伦理关系正走向衰落，它曾作为乡村精神坐标的支柱倒塌了，传统乡土精神的制约作用被消解了，乡土精神所蕴含的种种美德也随之消失了。随着土地这一生存的基础逐渐被忽略和搁置，它隐喻着清风街长期存在的关于土地伦理和道德伦理也在远离人们，开始走向一种解体，走向一种一去不返的悲凉。
三、秦腔：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精神坚守
秦腔是《秦腔》这本书的艺术核心，秦腔有着厚重的历史，它是秦人精神状态的反映，是老陕人的精神大餐，也是三秦儿女的精神寄托，凝聚着秦人秦地的生命呐喊和文化魂魄。秦人藉秦腔表达他们或悲欢离合、或喜怒哀乐的生命体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秦腔里有太多的乡土情结，它象征着中国乡村农民的传统文化观和道德观，是乡土健康率真的美好人格和人性的体现，它的这种象征意义已经成为家园的外在表现形式。秦腔以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力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精神需要中起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就曾这样书写：“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而涤荡净了。” 秦腔像吃饭穿衣一样，每天都陪伴着清风街的人们。当陈亮唱：“越思越想越可恨，洪洞县里没好人。” 道出了一个外乡人在清风街的艰难生存处境以及自身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凉。水库不放水，有人唱《拿王通》中的“王出宫只见得滚龙抱柱，金炉中团团气罩定龙楼……” 这曲词本是写一种欢快壮观的场面，但这里是百姓用幻想或精神胜利来消除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关于秦腔，引生有一段很精致的话：“秦腔是你在痛苦的时候越唱越苦，你在乐的时候越唱越乐的家伙。” 由此可见，秦腔在作品中不仅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它总是与清风街百姓的生活情感状态紧密相连，秦腔贯穿作品始终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意蕴，即用秦腔来凸显清风街人的苦乐。
夏天智是对秦腔最痴迷的一个。他对秦腔的感情很深，几乎是像爱自己的生命一般热爱它。秦腔戏文中的许多价值标准便成为他人生的精神坐标。他热爱秦腔几乎到了无处不及的地步，以至于把自己儿子的结婚宴会办成了秦腔的脸谱展览会，随后还要儿子协助自己出版并没有市场和读者的秦腔脸谱书，尽管是自费，他也乐此不疲。逢人便唱秦腔，赠人马勺脸谱和书，在他看来，不懂秦腔的人与他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另一个秦腔爱好者是白雪，她是秦腔艺术的精灵，对秦腔艺术非常执着。尽管她所在的县剧团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但她仍不改初衷，当结婚后夏风想利用关系把她调入省城，为她重谋一份职业时，她却决意不去省城，她离不开秦腔，离不开传统的乡村文明与道德，为此她甚至放弃了爱情和家庭。
然而让人过瘾的、令人痴迷的、甚至还救过人命的秦腔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尽管由夏中星等的尽力挽救，但是历史的脚步不可阻挡，秦腔还是扭转不了它式微的命运。它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变得前途黯然。现代性因素的介入，使秦腔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老辈的人正在走向死亡，新一代中没有了听众。日益丰富的流行艺术形式代替了秦腔，秦腔成为了婚丧嫁娶的一个陪衬。哀婉、悲伤的秦腔，这方土地培育出来的特有的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从高雅的艺术到底层吹拉弹唱，沦落成了一个小丑。前后的反差正反映了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和萎缩。“传统文化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存境遇，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传统文化也在扮演悲剧，而且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和深刻内涵。秦腔痴迷者夏天智的死，既可以看作是民间文化精神、民间文化的一种衰败，也可看作是中国乡村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正在面临消失”。 夏天智的死也让秦腔作为一种高度集体仪式的象征开始走向衰落，作为乡土内在精神底蕴的衰落，乡土精神的坐标却彻底崩溃了。而关于夏天智、白雪、王老师等对秦腔的精神坚守既是对古老文化的坚守，实际上也是对生存的坚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传统文化，试图挽救它式微的命运。
贾平凹曾言：“对于《秦腔》的内容，我只是想说出农现在的状况，农民的生存状态如何。” 秦腔作为民间传统文化代表，自然有其直接的文化层面的意义，但是作品中的秦腔没有脱离清风街大众，作者描写了秦腔走向衰落的命运，其着眼点应该是用它来凸显乡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的悲欢苦乐。秦腔的困境也就是当下农村和农民的困境，秦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了作品的主题超越了关注农村社会变革的层面，使作品具有了普遍意义上人本终极关怀的哲学意蕴。
《秦腔》切入当下农村生活，一如既往地反映了贾平凹对当代农村的关切和焦虑，是他“商州系列”的延续。他在《秦腔》后记中写到：“我在构思、写作中一直心存感激，心存敬畏。心存感激是因为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 贾平凹不仅以《秦腔》为家乡立了一块碑，而且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写作业立下了一块相当厚重的碑。历史的变迁，土地的荒芜，劳力的流失，道德的分化，理想化的家乡在消失，现实存在的家乡一种完全陌生的姿态凸显，面对着面目不清的家乡的未来，作者内心深处在处于悲伤、迷茫和困惑的同时，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直接去面对当下农村的改革和社会状况，揭示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正是这样，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揭示困惑和焦虑。而面对行将失去记忆的故乡，面对故乡新世纪的荒败景状，贾平凹在关注家乡命运的同时，也在苦苦寻找故乡新兴和振兴的希望所在，因而，他的寻根之旅充满了使命感，他深邃的目光穿过故乡的现实表象，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广大乡村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和病疽所在。正如他在《秦腔》后记中所忧虑的：“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真正地消失了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半呢？” 所以，如何使广大乡村真正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是中国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贾平凹没有构筑一篇关于乡村的历史神话，而是真实地叙写了新世纪故乡的废墟场景，从“传统”与“现代”这对他一贯关注的范畴着手，运用隐喻的方式，使作品的主旨既指向关注现实，又指向人的生存状态这个人本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命题，彰显了他深切的社会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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