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还是历史学专著？（未完）
对于读者来说，追究《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思路是必要甚至是首要的任务。因为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黄仁宇并没有采取历史学研究工作者共有的写作姿态。富路特（Dr.L.carrington.Goodrich）在英文版的序中，无意间透漏了历史学家的写作本分：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直陈事实，不多也不少，把一切真相铺在桌上，大白于天下。这句话不但点出了历史学界的“行规”，结合具体语境，甚至可以说是对黄仁宇“越界”行为的警告。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对《万历十五年》在文体上的模糊所面临的出版困境早有预见。他口头上平淡地说着“不伦不类”，似在自嘲，但内里卓尔不群，不为出版行规束缚的叙述逻辑，却暗藏淡定与自豪的机锋。可以说，黄仁宇的我行我素，是他自信有其独到眼光和雄心作支撑的“不得不为之”。而这“不得不为之”的支点，就是他念兹在兹的“大历史”。
让我们先把“大历史”放在一边，从《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思路谈起。而要扒梳此书的脉络，又可以从题目入手。《万历十五年》最初是黄仁宇用英文写成，题目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自己直译过来是“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读者自然会问：“既然无关紧要，作者为什么还要写？”这种悬疑诱惑所带来的探寻冲动，正是黄仁宇苦心经营的“大历史”史观的其中一环——我们必须冲破平淡史料的迷障，揭开内里暗藏的玄机。而中文本翻译为“万历十五年”，把一个作者有待展开、读者有待追寻的诱惑悬疑萎缩成一个略带皇家气派的时间坐标，可算含糊其辞甚至辞不达意，也同时辜负了黄仁宇的文才和苦心。
当然，“万历十五年”也有“1587年”无法企及的妙处，它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尺度，从“一个皇朝走到万历一朝，步入‘守世’”，以及“这个皇帝的执政来到第十五年”这两个角度开始思考国家制度的演绎和走向问题。
让我们回到黄仁宇的思路上来。书中开头一段，叙述了这一年以这一年为尺度所记载的“大事”，从水患到地震，得出结论是平淡的一年。但旋即，作者就道出写作动机和叙述结构：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总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期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这句话可以看作黄仁宇夫子自道的题解，但他并没有解完。这些易于忽略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末端小节如何掀起波澜？它们又如何成为历史重点？可见，虽然黄仁宇不是侦探小说家，但对吊读者胃口这一套技巧比起职业作家也毫不逊色。但如果我们结合全书结尾的一段来对读，就会发现一个明显以至于致命的疏漏。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如果说开头的“掀起波澜”是一个智者冷静中立的表述，那么，“失败的总记录”就可以说是一个苦难民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回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矛盾和撕裂的。如果说是“波澜”，那么作者的写作目标就指向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中几个人的遭际来揭示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甚至包含解释两朝以后面对列强凌辱时僵死无力的因由。但如果说是“大失败”，那么就“我们的大明帝国”（书中始终是明皇朝本位，还时不时附带“我们的”以示亲昵）而言，这个失败又似乎仅仅指向朝代的兴亡更替。这个明显的前后矛盾，并不是笔者在这里故意给黄老先生挑刺，而是旨在表明，在黄老先生那里，这个“裂缝”很可能并不存在。结合参加抗战，见证中国革命历程等等身世，我们不难理解黄老先生把明朝的衰亡和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血泪挣扎这两段历史在理智与情感两方面上无意识地重合的革命情怀。况且，这种“大失败”很可能指向一个超越历史的话题：人性。
从万历皇帝开始，到最后的李贽，黄仁宇的讨论始终把历史人物放在核心。他并不强调历史人物推动了哪些事件，相反，他注意到的，首先是这些人物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情。比如万历皇帝需要年复一年地履行繁复的仪式，申时行需要避免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等等。也就是说，黄仁宇首先把历史人物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势必追求个性发展以期实现生命的自由。（当然，形式可能不尽相同，李贽最接近这种表述，而张居正则是改制兴邦，虽然着眼大局，但根于自我的实现，仍可谓追求自由）但在这种追求面前，制度和环境作为束缚和阻力出现。因此，个性发展的诉求和制度环境的阻碍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成为超越“家国天下兴衰成败”贯穿全书的线索，也成为人物悲剧的根源。比起国家兴亡，人性的扼杀和毁灭更让读者感到扼腕叹息。这正是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最具魅力之处：他把个人的毁灭和历史的走向融会贯通。社会变革的动因首先不是经济落后，也不是船不坚炮不利，更不是君主昏庸或小人当道，而是在相应的制度框架内，人性无法获得自由和健全。一个无法让生活其中的人达至自由和健全的社会必然崩溃，这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目光，赋予卑微的蚁民和九五之尊的皇帝同等的关怀。他让我们思考：我们构筑这个社会，到底为了什么？有趣和可惜的是，黄仁宇虽然在客观上完成了这种突破性的关注，但在归结问题要害的时候，他却露出科学家的面孔，把责任一律清算到技术的缺乏上（从“数目字管理”到“制度性的联系”莫不如此）。如此一来，他的立场就难逃崇洋媚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诘难了。
讲到人性与制度的斗争，就不得不提《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没有澄清的问题：《万历十五年》反对和谴责的，到底是文官制度还是制度本身？也就是说，让一干社会精英身败名裂的是一个具体的制度还是制度本身？和前面提到的问题一样，或许在黄仁宇那里，这两个问题是同一的。但作为距离明朝几百年后的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当然，我们今天的制度和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明朝有多大共同点可以再议）的我们，当然要追问自身的命运和境况和当年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有多少可比性。虽然黄仁宇在书中无数次点名批评文官集团，但我们很难相信，在不同环境中，例如西方社会，作出有违制度框架举动的个人不会遭受同样的下场。如此一来，《万历十五年》的观感就在两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万历十五年》变得更为感人至深，这出于我们与书中人物休戚与共、感同身受的共同感；另一方面，则是《万历十五年》变得更缺乏说服力，既然任何制度框架很可能存在扼杀人性的能量和定律，那么，这些个人的毁灭就不能成为制度改变的头绪所在。简单来说，黄仁宇要同时承受一个文学家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双重褒奖和双重质疑。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直陈事实，不多也不少，把一切真相铺在桌上，大白于天下。这句话不但点出了历史学界的“行规”，结合具体语境，甚至可以说是对黄仁宇“越界”行为的警告。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对《万历十五年》在文体上的模糊所面临的出版困境早有预见。他口头上平淡地说着“不伦不类”，似在自嘲，但内里卓尔不群，不为出版行规束缚的叙述逻辑，却暗藏淡定与自豪的机锋。可以说，黄仁宇的我行我素，是他自信有其独到眼光和雄心作支撑的“不得不为之”。而这“不得不为之”的支点，就是他念兹在兹的“大历史”。
让我们先把“大历史”放在一边，从《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思路谈起。而要扒梳此书的脉络，又可以从题目入手。《万历十五年》最初是黄仁宇用英文写成，题目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自己直译过来是“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读者自然会问：“既然无关紧要，作者为什么还要写？”这种悬疑诱惑所带来的探寻冲动，正是黄仁宇苦心经营的“大历史”史观的其中一环——我们必须冲破平淡史料的迷障，揭开内里暗藏的玄机。而中文本翻译为“万历十五年”，把一个作者有待展开、读者有待追寻的诱惑悬疑萎缩成一个略带皇家气派的时间坐标，可算含糊其辞甚至辞不达意，也同时辜负了黄仁宇的文才和苦心。
当然，“万历十五年”也有“1587年”无法企及的妙处，它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尺度，从“一个皇朝走到万历一朝，步入‘守世’”，以及“这个皇帝的执政来到第十五年”这两个角度开始思考国家制度的演绎和走向问题。
让我们回到黄仁宇的思路上来。书中开头一段，叙述了这一年以这一年为尺度所记载的“大事”，从水患到地震，得出结论是平淡的一年。但旋即，作者就道出写作动机和叙述结构：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总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期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这句话可以看作黄仁宇夫子自道的题解，但他并没有解完。这些易于忽略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末端小节如何掀起波澜？它们又如何成为历史重点？可见，虽然黄仁宇不是侦探小说家，但对吊读者胃口这一套技巧比起职业作家也毫不逊色。但如果我们结合全书结尾的一段来对读，就会发现一个明显以至于致命的疏漏。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如果说开头的“掀起波澜”是一个智者冷静中立的表述，那么，“失败的总记录”就可以说是一个苦难民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回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矛盾和撕裂的。如果说是“波澜”，那么作者的写作目标就指向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中几个人的遭际来揭示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甚至包含解释两朝以后面对列强凌辱时僵死无力的因由。但如果说是“大失败”，那么就“我们的大明帝国”（书中始终是明皇朝本位，还时不时附带“我们的”以示亲昵）而言，这个失败又似乎仅仅指向朝代的兴亡更替。这个明显的前后矛盾，并不是笔者在这里故意给黄老先生挑刺，而是旨在表明，在黄老先生那里，这个“裂缝”很可能并不存在。结合参加抗战，见证中国革命历程等等身世，我们不难理解黄老先生把明朝的衰亡和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血泪挣扎这两段历史在理智与情感两方面上无意识地重合的革命情怀。况且，这种“大失败”很可能指向一个超越历史的话题：人性。
从万历皇帝开始，到最后的李贽，黄仁宇的讨论始终把历史人物放在核心。他并不强调历史人物推动了哪些事件，相反，他注意到的，首先是这些人物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情。比如万历皇帝需要年复一年地履行繁复的仪式，申时行需要避免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等等。也就是说，黄仁宇首先把历史人物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势必追求个性发展以期实现生命的自由。（当然，形式可能不尽相同，李贽最接近这种表述，而张居正则是改制兴邦，虽然着眼大局，但根于自我的实现，仍可谓追求自由）但在这种追求面前，制度和环境作为束缚和阻力出现。因此，个性发展的诉求和制度环境的阻碍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成为超越“家国天下兴衰成败”贯穿全书的线索，也成为人物悲剧的根源。比起国家兴亡，人性的扼杀和毁灭更让读者感到扼腕叹息。这正是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最具魅力之处：他把个人的毁灭和历史的走向融会贯通。社会变革的动因首先不是经济落后，也不是船不坚炮不利，更不是君主昏庸或小人当道，而是在相应的制度框架内，人性无法获得自由和健全。一个无法让生活其中的人达至自由和健全的社会必然崩溃，这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目光，赋予卑微的蚁民和九五之尊的皇帝同等的关怀。他让我们思考：我们构筑这个社会，到底为了什么？有趣和可惜的是，黄仁宇虽然在客观上完成了这种突破性的关注，但在归结问题要害的时候，他却露出科学家的面孔，把责任一律清算到技术的缺乏上（从“数目字管理”到“制度性的联系”莫不如此）。如此一来，他的立场就难逃崇洋媚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诘难了。
讲到人性与制度的斗争，就不得不提《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没有澄清的问题：《万历十五年》反对和谴责的，到底是文官制度还是制度本身？也就是说，让一干社会精英身败名裂的是一个具体的制度还是制度本身？和前面提到的问题一样，或许在黄仁宇那里，这两个问题是同一的。但作为距离明朝几百年后的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当然，我们今天的制度和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明朝有多大共同点可以再议）的我们，当然要追问自身的命运和境况和当年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有多少可比性。虽然黄仁宇在书中无数次点名批评文官集团，但我们很难相信，在不同环境中，例如西方社会，作出有违制度框架举动的个人不会遭受同样的下场。如此一来，《万历十五年》的观感就在两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万历十五年》变得更为感人至深，这出于我们与书中人物休戚与共、感同身受的共同感；另一方面，则是《万历十五年》变得更缺乏说服力，既然任何制度框架很可能存在扼杀人性的能量和定律，那么，这些个人的毁灭就不能成为制度改变的头绪所在。简单来说，黄仁宇要同时承受一个文学家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双重褒奖和双重质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