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之历史看社会主义之未来

        本书洋洋洒洒近600页内容，涵盖了意、荷、英、美、日、德、法、俄及中国的近代历史。然而无论是作者在首章所强调之“问题的重心”，中间所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还是末篇之总结，都离不开其中心之思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其技术性格离不开以下三个条件，即资金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支配。而此三点全靠信用，然信用必赖法治维持(P034、P556)。该中心思想作者在书中多处提及。
        作为中国读者，相信最感兴趣的当属作者对苏联及本国史之论述。虽此书之主题为资本主义，然而作者为何用较大之篇幅描述苏联之“社会主义革命史”，且成书在苏联解体之前（依书中所述）？我们可从书中所叙一观：“为什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牵扯这些事情？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至于苏联之体制，“在学理上无法被承认为实施共产主义，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P508)也许从作者此段论述我们可以窥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关系。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形象的组织，似在英国内战之后(P558)，而英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其程序包括：改组高层机构，整顿低层机构，以及重订上下之联系。此书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作者以为中国经过一百多年革命，整个改组也近完成(P534，指前二者)。然“重订上下之联系”，即维系中心思想三条件之纽带在今日看来似依旧没有完善。因此，我们谓之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初级阶段”。
        纵观资本主义在各国建立之历史，少不了流血、冲突，甚至革命。现下保持社会之稳定，缓慢变革亦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实，从当代中国之变迁，世界之变化，更能理解作者所谓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之所在。
        然而，我们读史之目的是“以史为鉴”。诚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宋朝）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P516)。若21世纪之中国能顺应时代之潮流，政府能做到与时俱进，则中国之幸非但是社会主义之幸，亦为资本主义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