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学保留“异乡人”的眼光
为文学保留“异乡人”的眼光
顾文豪
刊于2010年5月25日《外滩画报》
库切有回在访谈中说：“我不知道身为人是不是构成了值得骄傲的地位，当人们看到我们以何等的狂妄自大来对待一起分享大地的其他生灵。所以，我并不试图赞同或传播我们人类。”说这话的库切浑如人类的远方亲戚，冷静，漠然。在今天这个文学也学会喧哗作秀的时代，他也许是最不配合的作家之一，持续回避媒体、人群，拒绝声誉。这种时刻与世界、成见拉远的意识，也反映在他的文学评论中。
《异乡人的国度》收录了库切1986-1999 年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的26篇文学批评，涉及的话题包括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作家个人的成长史，讨论的对象有笛福、里尔克、艾略特、卡夫卡、穆齐尔、布罗茨基等26人，清晰呈现了库切一己的文学观点与价值立场。一般而言，作家的文学批评非常耐读，或如昆德拉雄浑有力，或如卡尔维诺智慧轻巧，或如纳博科夫犀利透辟，但大多偏重感性与经验。而具有严格学术训练与社会思想史研究背景的库切，则往往更牵连文学的宏阔社会与思想渊源，他一方面善于将自己的感性经验融于叙述中，另一方面又观点态度直截锐利。可以说，小说家库切只是构成他文学批评的重要条件之一，更多则是批评家库切、学者的库切。这成全了书中的文论既有夫子自道的亲切体贴，也不乏批评家的严密深入。
《何为经典》一文，最可见出其思辨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生成史的动态把握。库切以巴赫生前的潦倒无名与死后的声誉隆盛为例，细致分析了“经典”的衍变过程及其与批评的关系。他借用波兰诗人赫伯特的观点，认为所谓经典即是历经浩劫而仍能存留下来的东西，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世世代代的人们真心喜爱它，倾力保护它。而任何对经典的批判不仅不足以毁灭经典，相反正是它们，通过不断的严苛质疑为真正的经典正名，并将次要者汰洗出去。换句话说，批评，严格的批评，是任何有志成为经典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同道。库切的评论舍弃了“同情的理解”，以社会文化的方法析出文学与现实的复杂纠葛。
不屈从任何既定的文学观也许是库切文论的一大特色。比如，对向来被推举为现实主义文学先驱的笛福，库切就坦言“如果说笛福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人们就会很难看出他的现实主义与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这将“混淆体裁、话语、风俗以及社会阶层的雅俗之分”，因此与其说笛福是现实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经验主义者”，因为后者是构成前者的一条基本原则；或如布罗茨基讲稿好用俚语俗词以迎合不同程度的听众，库切即认为这于其不利，部分讲稿要是再删去十页左右就会更好。文学批评最大的挑战，尚非如何精确指出作品的优劣，而是面对层层叠加的文学史论述，你如何坦然说自己的话，敢不敢做文学史的“异乡人”。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勇气。
深刻了解作家生活历程是库切文论的另一大优长。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意谓只有充分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才谈得上切实洞察作品的独特价值，所有精当的文学批评无不基于此。但通常的评论，所谓“知人”顶多是知道一点作家传记，所谓“论世”也不过是将历史资料分类整理而已，两者从未血脉融贯。库切书中谈他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绝对算是精妙的演绎。
他告诉我们陀氏相当仇外，对德国人有着“无边的恨”，埋怨佛罗伦萨人老在他睡觉时在大街上唱歌，反感瑞士人都不装双层玻璃，因此他对在国外与人相处甚欢的屠格涅夫始终心存芥蒂。而即便《罪与罚》大获好评，《白痴》成功发表，陀氏仍然对自己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一头心有郁郁，嫉恨他们的财产和闲暇，这也是刺激陀氏始终要写杰作的重要心理动因之一。1862 年，屠氏《父与子》问世，陀氏对这部小说十分欣赏，认为书中对虚无主义者代表巴扎罗夫的描写是对当时俄国虚无主义的迎头痛击。由此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到《群魔》中的韦尔克霍文斯基，陀氏经由具体的文学人物深化了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库切指出，在陀氏的末世论想象中，“虚无主义连同它那非道德的利己主义和前尼采式的自我神化，都是一种仍在发展的思想病”，俄国要是最终由这帮人掌控，那“将成为伪基督统治下的俄罗斯”。
库切的文论始终秉持着“异乡人”的身份，警觉任何成见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同他的为人，自觉与外界疏离。这种态度有意无意地回到了文学的基本要义之一—真正的文学首先是教人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它不愿意与这世界太过亲近，因为任何试图拥抱世界的努力与实践，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逐渐失去“我”的过程。
顾文豪
刊于2010年5月25日《外滩画报》
库切有回在访谈中说：“我不知道身为人是不是构成了值得骄傲的地位，当人们看到我们以何等的狂妄自大来对待一起分享大地的其他生灵。所以，我并不试图赞同或传播我们人类。”说这话的库切浑如人类的远方亲戚，冷静，漠然。在今天这个文学也学会喧哗作秀的时代，他也许是最不配合的作家之一，持续回避媒体、人群，拒绝声誉。这种时刻与世界、成见拉远的意识，也反映在他的文学评论中。
《异乡人的国度》收录了库切1986-1999 年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的26篇文学批评，涉及的话题包括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作家个人的成长史，讨论的对象有笛福、里尔克、艾略特、卡夫卡、穆齐尔、布罗茨基等26人，清晰呈现了库切一己的文学观点与价值立场。一般而言，作家的文学批评非常耐读，或如昆德拉雄浑有力，或如卡尔维诺智慧轻巧，或如纳博科夫犀利透辟，但大多偏重感性与经验。而具有严格学术训练与社会思想史研究背景的库切，则往往更牵连文学的宏阔社会与思想渊源，他一方面善于将自己的感性经验融于叙述中，另一方面又观点态度直截锐利。可以说，小说家库切只是构成他文学批评的重要条件之一，更多则是批评家库切、学者的库切。这成全了书中的文论既有夫子自道的亲切体贴，也不乏批评家的严密深入。
《何为经典》一文，最可见出其思辨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生成史的动态把握。库切以巴赫生前的潦倒无名与死后的声誉隆盛为例，细致分析了“经典”的衍变过程及其与批评的关系。他借用波兰诗人赫伯特的观点，认为所谓经典即是历经浩劫而仍能存留下来的东西，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世世代代的人们真心喜爱它，倾力保护它。而任何对经典的批判不仅不足以毁灭经典，相反正是它们，通过不断的严苛质疑为真正的经典正名，并将次要者汰洗出去。换句话说，批评，严格的批评，是任何有志成为经典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同道。库切的评论舍弃了“同情的理解”，以社会文化的方法析出文学与现实的复杂纠葛。
不屈从任何既定的文学观也许是库切文论的一大特色。比如，对向来被推举为现实主义文学先驱的笛福，库切就坦言“如果说笛福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人们就会很难看出他的现实主义与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这将“混淆体裁、话语、风俗以及社会阶层的雅俗之分”，因此与其说笛福是现实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经验主义者”，因为后者是构成前者的一条基本原则；或如布罗茨基讲稿好用俚语俗词以迎合不同程度的听众，库切即认为这于其不利，部分讲稿要是再删去十页左右就会更好。文学批评最大的挑战，尚非如何精确指出作品的优劣，而是面对层层叠加的文学史论述，你如何坦然说自己的话，敢不敢做文学史的“异乡人”。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勇气。
深刻了解作家生活历程是库切文论的另一大优长。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意谓只有充分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才谈得上切实洞察作品的独特价值，所有精当的文学批评无不基于此。但通常的评论，所谓“知人”顶多是知道一点作家传记，所谓“论世”也不过是将历史资料分类整理而已，两者从未血脉融贯。库切书中谈他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绝对算是精妙的演绎。
他告诉我们陀氏相当仇外，对德国人有着“无边的恨”，埋怨佛罗伦萨人老在他睡觉时在大街上唱歌，反感瑞士人都不装双层玻璃，因此他对在国外与人相处甚欢的屠格涅夫始终心存芥蒂。而即便《罪与罚》大获好评，《白痴》成功发表，陀氏仍然对自己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一头心有郁郁，嫉恨他们的财产和闲暇，这也是刺激陀氏始终要写杰作的重要心理动因之一。1862 年，屠氏《父与子》问世，陀氏对这部小说十分欣赏，认为书中对虚无主义者代表巴扎罗夫的描写是对当时俄国虚无主义的迎头痛击。由此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到《群魔》中的韦尔克霍文斯基，陀氏经由具体的文学人物深化了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库切指出，在陀氏的末世论想象中，“虚无主义连同它那非道德的利己主义和前尼采式的自我神化，都是一种仍在发展的思想病”，俄国要是最终由这帮人掌控，那“将成为伪基督统治下的俄罗斯”。
库切的文论始终秉持着“异乡人”的身份，警觉任何成见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同他的为人，自觉与外界疏离。这种态度有意无意地回到了文学的基本要义之一—真正的文学首先是教人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它不愿意与这世界太过亲近，因为任何试图拥抱世界的努力与实践，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逐渐失去“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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