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我意识的社会

查特吉被称为印度底层研究的干将，最近比较热门，一个原因是不久前他在上海主张中印例外论，其实07年访问中国期间他就说过这个观点。查特吉做过大量印度和孟加拉的民族志研究（关于古吉拉特邦民族冲突，他和纳斯鲍姆在《内部的冲突：民主、宗教暴力和印度的未来》中的观点非常一致：印度独立建国以后基本上抛弃了甘地的多元意识，精英阶层依赖的西方政治分析框架是导致近年民族冲突的主因）。

《被治理者的政治》主要观点是：国家vs.公民社会的政治分析架构是对西方经验的一个静态抽象，前提建立在非常稳定的布尔乔亚和权力之间，在“大部分世界”中难以产生有效的博弈；在被排除在该体系之外的群体，例如低种姓、少数民族、女性中间，才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治理机制，局部而且有效。他把这个定义为“政治社会”，实际指的是一种有正确自我意识的社会，更多的不是一种规范概念，而是摆脱“公民社会”所规定的思考范式的一种努力。

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对比马克思时代的全球化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当前这一波全球化，结论是当前的全球化从人口、资本的流动性上比以前更差，在普世主义的旗号下，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这个结论在此书中服务于查特吉的“政治社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佐证了佩里·安德森关于“新霸权”的论述，即当前的霸权不再体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全球范围的利益阶层和底层之间，官僚化国家只是越来越趋同的、共同服务于维持霸权秩序的工具。这帮国际左派让人感觉，似乎没有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才能更从容面对社会主义遗产。

《被治理者的政治》出版后在西方遇到许多批评，比如说二战后公民社会一直是推动社会转变的主要作用空间，政治辩论的主要框架中也始终包含针对资本和官僚化的部分。这些陈词老调相对而言没什么说服力，公民社会就算是有价值，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西方已经生成和稳定的结构，中印这种最有效的融入全球化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假定拷贝西方体制也不可能被全球化所吸收的大量结构性底层。愚目所及，中国学界对查特吉还处于兴趣阶段，没有建设性的响应，但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流行了十几年后，也开始受到新生派的纷纷质疑。有一些被划为新左派范畴的，比如贺雪峰的蓄水池论，与查特吉的相似之处在于基于对底层的充分观察，摆脱了主流理论的束缚。但印度和中国各自也有区别，印度因为被殖民过所以更适合后殖民理论，查特吉和霍米巴巴这类印度学者都深受萨伊德的影响（此书扉页题献给萨伊德）；用赵汀阳最近的话来说，中国的本质问题则是帝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