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漫谈霍香结《地方性知识》的形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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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漫谈霍香结《地方性知识》的形式实验
章乃谿
收到《地方性知识》女儿就问，那封面上画得都是一些小菩萨吧？我犹豫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但是她感觉到了。封面用的是某种纸钱或甲马图案。女儿说那是小菩萨造像未必错，说明她感觉到了一种气氛和情绪。甲马都是烧给亡灵的。也可以说是一类抽象的人。具体的人物反而没有太大的意思，也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而甲马小菩萨造像是可以的，它抽象而有原型意义。这部厚达五百页的书可以用“厚重”来掂量，不仅仅是它厚，也是这部书体系呈现出来的厚。从目录看，这是一部方志。而从内文看，作者用的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方法，简单说是这样，但是我想这不足以以这种冲动完成一部这么厚的书吧？细看的时候，才会发现这里面交织了太多的东西。目录的拟定上也令人诧异，比如首页目录标明卷一“疆域”，打开正文，卷一则变成了“汤错――中国南部省的一个小山村”，目录中卷二为“语言”，正文卷二则是“意义的织体”，其他五卷也都是如此。这种错差的标题方式表明作者有意起用的方志体例和人类学方式即区别又意欲合体。
章学诚之后“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也称之为“一地之百科全书”，而方志最大的分歧就是从单纯的地学演变至史地合宗。西方人类学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方志学派”，二者使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不约而同。对于叙述的方式，人类学反省的更深刻一些。而今天我们的方志学多停滞不前，近现代又受到人类学、新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科目冲击，他们对叙述主体和文本的产生与可靠性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人类学可以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某个主题如政体或某一习俗如丧葬制度进行专题讨论，完成专著，这和史学交叉的成分更大。现代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几乎已经到了混同的地步。人类学、史学和诗学（文学）的交叉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尤其是传记文学这一单元。大有一统趋势。《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算作史学文学化典型例子。但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的裂变不亚于其他领域，那些追求百科全书式书写的作者已经完全脱离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全面拓展到一个文本产生的所有肌理和细节中去了。这是与情节织体为主的古典小说手法完全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方志编撰与写作，都强调对地方性经验的摄取达到可信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好比薛定谔猫），这里牵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顺理成章，使用或者研究写作对象的地方性语言（或说方言，如果本地方具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成为这种写作的第一个要求。接下来的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地方性文本与潜文本的阅读，对该地方集团心理的阐释――或许就停留在理解程度就很好。功能学派之最初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志所承担的责任（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是一致的（参费孝通《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而作为文学的人类学或者史学方式，“虚拟”成为其最主要的办法。对虚拟的地方性进行描述其负有责任――功能已经式微了，作为文学，狂欢才是最主要的。而文学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学和史学不具有的优势，这一特允的修辞学手法和信史是一对死敌，但可信与不可信并不是谎言那么简单，事实也并非信史，所以作为呈现事物和意识的方式，隐喻与象征只是发生的酵母，最终目的也是信史。在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中有人甚至建议诗学也可以这样作。《地方性知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清醒的，在后记中他写到，明白无误的说他起用的是“方志体例”，然后兑通人类学，再以文学的方式完成。在以往的文本当中，《马桥辞典》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但只是萌芽，马桥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以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的窠臼。其文本实验还是古典的，因为，将这些割裂的情节合起来，还是一个古典式的长篇小说，它不是真正开放性的文本，也不真正明白方言模糊性之来源。
为什么说马桥只是一个萌芽呢？第一，马桥的古典叙事手法，对小说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之反思虽然作了最大努力的反叛，但是从根本上说不够深入，透彻，满足于讲故事。第二，对语言学的东西是叶公好龙，甚至错误连篇。很巧的是，这两部小说有可对比的一个点，马桥中写到“嬲”这个字。从马桥的词汇表很容易判断这是湘方言的一支，很可能是新化话系。韩少功在“嬲”字条中写道：“我找遍了手头的词典，包括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没有找到我要说的字。我只找到这个‘嬲’来勉强代用。‘嬲 ’在词典里的意义是‘戏弄、纠缠’，与我要说的意思比较接近。发音niao，与我要说的nia，只是稍有些区别，希望读者能够记住。”“嬲nia”例举的四层意思可以认同为一个字，这个音和字在韩少功无法识别，而在《地方性知识》的“汤错祖语中的ia韵”表格中有“ȵ”字条，只寥寥数字列出了“ia”韵的全部起源，“ia”韵实际上是“i”、“in”、“ing”三韵的流变与转化。特殊情况也有“ian”“iang”韵的简缩。因此马桥中该词条中的四层意思对应就非常清楚，这种对应不但可以运用到湘方言，也可以运用到四川话，甚或客家话支系或其他语系当中去。韩少功马桥的“nia”到底是什么呢？――“腻”（由北方方言ni转化而来），正确读音是“ȵia”。这种转化的例子很多，如“ti”（提、踢）一律读作“tia”，表示“拿”的时候也还可以是“lia”，这是“拎”（lin）的转化。只（zhi）为zha，介音省略。这是动真格的。
《地方性知识》采取的立场和视野与之差异甚大，或者本质上已经不同情节编织的叙述文本。第一卷开宗明义，还搞了一个“凡例”，令人莞尔，将结晶群众和象征群众的地位调了个个，作者将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这些在神话、梦、语言以及歌谣中象征代表的群众作为主体，而将人及其组成的结晶群众放到了平级的位置，作者声称，更关注那些不易的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集团心理）上。因此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不再是小说的主要任务，而是彻底开放到一切事物上来。从而构成一个繁复的，不断生成的巨大文本。因为是方志或者人类学史学方式，作者有权涉及一切村庄事物，尤其是村庄文本和潜文本。作者也声称有权解释这一切。因为，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人知道有“汤错”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他是作者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这里的动植物、疾病、风俗、丧葬、诗学、历法、政治等等构成了汤错的肌理。这也是作者所谓最终要呈现的“肉身”。再提到，《地方性知识》并非最终的书名，全部完成之后叫做《铜座全集》，《地方性知识》是作者对“汤错地方”书写的阶段性结集，书名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一部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同名，在卷三的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吉尔兹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师承关系，即对吉尔兹理论与中国方志学的对比以及致敬。但完全去掉了西方人类学著作那种二分式带后缀的书名模式和语言风格（如前面例举的黄与费的两种著作），因为后者是文学实验。作者采取“厚描述”手法，导致阅读文本时感觉到很深，读起来的确不易。但是有打通的一点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一个北方读者说，当他读到“牛”在汤错也读“au”时，感到很兴奋，因为在他的河南老家乡下也读这个音。本书最轻松的无疑是虞衡志（卷四），这是一卷博物学笔记。由此进入方可感到何为百科全书式的书写。
汉语实验小说近年来呈现出对毛语体、翻译体、以及方言介入等多方面的反思，对文体程式本身的探讨一直是核心问题，《地方性知识》采取的这种“方志体例”或许为综合性探索的提供了一个实验的先导。而实际上“方志学”在本土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从产生背景看，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激烈的冲荡中沉淀下来的结晶，他出乎意外的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作者愿意以十年的时间（期间我们会看到多少小说的诞生与泯灭）来完成一部著作，就此而言创作者获得的历练其结果或许不再仅仅是写的冲动，而是某种信念的笃定。 2010年12月20日 花溪
章乃谿
收到《地方性知识》女儿就问，那封面上画得都是一些小菩萨吧？我犹豫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但是她感觉到了。封面用的是某种纸钱或甲马图案。女儿说那是小菩萨造像未必错，说明她感觉到了一种气氛和情绪。甲马都是烧给亡灵的。也可以说是一类抽象的人。具体的人物反而没有太大的意思，也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而甲马小菩萨造像是可以的，它抽象而有原型意义。这部厚达五百页的书可以用“厚重”来掂量，不仅仅是它厚，也是这部书体系呈现出来的厚。从目录看，这是一部方志。而从内文看，作者用的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方法，简单说是这样，但是我想这不足以以这种冲动完成一部这么厚的书吧？细看的时候，才会发现这里面交织了太多的东西。目录的拟定上也令人诧异，比如首页目录标明卷一“疆域”，打开正文，卷一则变成了“汤错――中国南部省的一个小山村”，目录中卷二为“语言”，正文卷二则是“意义的织体”，其他五卷也都是如此。这种错差的标题方式表明作者有意起用的方志体例和人类学方式即区别又意欲合体。
章学诚之后“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也称之为“一地之百科全书”，而方志最大的分歧就是从单纯的地学演变至史地合宗。西方人类学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方志学派”，二者使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不约而同。对于叙述的方式，人类学反省的更深刻一些。而今天我们的方志学多停滞不前，近现代又受到人类学、新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科目冲击，他们对叙述主体和文本的产生与可靠性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人类学可以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某个主题如政体或某一习俗如丧葬制度进行专题讨论，完成专著，这和史学交叉的成分更大。现代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几乎已经到了混同的地步。人类学、史学和诗学（文学）的交叉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尤其是传记文学这一单元。大有一统趋势。《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算作史学文学化典型例子。但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的裂变不亚于其他领域，那些追求百科全书式书写的作者已经完全脱离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全面拓展到一个文本产生的所有肌理和细节中去了。这是与情节织体为主的古典小说手法完全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方志编撰与写作，都强调对地方性经验的摄取达到可信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好比薛定谔猫），这里牵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顺理成章，使用或者研究写作对象的地方性语言（或说方言，如果本地方具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成为这种写作的第一个要求。接下来的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地方性文本与潜文本的阅读，对该地方集团心理的阐释――或许就停留在理解程度就很好。功能学派之最初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志所承担的责任（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是一致的（参费孝通《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而作为文学的人类学或者史学方式，“虚拟”成为其最主要的办法。对虚拟的地方性进行描述其负有责任――功能已经式微了，作为文学，狂欢才是最主要的。而文学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学和史学不具有的优势，这一特允的修辞学手法和信史是一对死敌，但可信与不可信并不是谎言那么简单，事实也并非信史，所以作为呈现事物和意识的方式，隐喻与象征只是发生的酵母，最终目的也是信史。在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中有人甚至建议诗学也可以这样作。《地方性知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清醒的，在后记中他写到，明白无误的说他起用的是“方志体例”，然后兑通人类学，再以文学的方式完成。在以往的文本当中，《马桥辞典》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但只是萌芽，马桥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以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的窠臼。其文本实验还是古典的，因为，将这些割裂的情节合起来，还是一个古典式的长篇小说，它不是真正开放性的文本，也不真正明白方言模糊性之来源。
为什么说马桥只是一个萌芽呢？第一，马桥的古典叙事手法，对小说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之反思虽然作了最大努力的反叛，但是从根本上说不够深入，透彻，满足于讲故事。第二，对语言学的东西是叶公好龙，甚至错误连篇。很巧的是，这两部小说有可对比的一个点，马桥中写到“嬲”这个字。从马桥的词汇表很容易判断这是湘方言的一支，很可能是新化话系。韩少功在“嬲”字条中写道：“我找遍了手头的词典，包括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没有找到我要说的字。我只找到这个‘嬲’来勉强代用。‘嬲 ’在词典里的意义是‘戏弄、纠缠’，与我要说的意思比较接近。发音niao，与我要说的nia，只是稍有些区别，希望读者能够记住。”“嬲nia”例举的四层意思可以认同为一个字，这个音和字在韩少功无法识别，而在《地方性知识》的“汤错祖语中的ia韵”表格中有“ȵ”字条，只寥寥数字列出了“ia”韵的全部起源，“ia”韵实际上是“i”、“in”、“ing”三韵的流变与转化。特殊情况也有“ian”“iang”韵的简缩。因此马桥中该词条中的四层意思对应就非常清楚，这种对应不但可以运用到湘方言，也可以运用到四川话，甚或客家话支系或其他语系当中去。韩少功马桥的“nia”到底是什么呢？――“腻”（由北方方言ni转化而来），正确读音是“ȵia”。这种转化的例子很多，如“ti”（提、踢）一律读作“tia”，表示“拿”的时候也还可以是“lia”，这是“拎”（lin）的转化。只（zhi）为zha，介音省略。这是动真格的。
《地方性知识》采取的立场和视野与之差异甚大，或者本质上已经不同情节编织的叙述文本。第一卷开宗明义，还搞了一个“凡例”，令人莞尔，将结晶群众和象征群众的地位调了个个，作者将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这些在神话、梦、语言以及歌谣中象征代表的群众作为主体，而将人及其组成的结晶群众放到了平级的位置，作者声称，更关注那些不易的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集团心理）上。因此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不再是小说的主要任务，而是彻底开放到一切事物上来。从而构成一个繁复的，不断生成的巨大文本。因为是方志或者人类学史学方式，作者有权涉及一切村庄事物，尤其是村庄文本和潜文本。作者也声称有权解释这一切。因为，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人知道有“汤错”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他是作者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这里的动植物、疾病、风俗、丧葬、诗学、历法、政治等等构成了汤错的肌理。这也是作者所谓最终要呈现的“肉身”。再提到，《地方性知识》并非最终的书名，全部完成之后叫做《铜座全集》，《地方性知识》是作者对“汤错地方”书写的阶段性结集，书名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一部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同名，在卷三的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吉尔兹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师承关系，即对吉尔兹理论与中国方志学的对比以及致敬。但完全去掉了西方人类学著作那种二分式带后缀的书名模式和语言风格（如前面例举的黄与费的两种著作），因为后者是文学实验。作者采取“厚描述”手法，导致阅读文本时感觉到很深，读起来的确不易。但是有打通的一点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一个北方读者说，当他读到“牛”在汤错也读“au”时，感到很兴奋，因为在他的河南老家乡下也读这个音。本书最轻松的无疑是虞衡志（卷四），这是一卷博物学笔记。由此进入方可感到何为百科全书式的书写。
汉语实验小说近年来呈现出对毛语体、翻译体、以及方言介入等多方面的反思，对文体程式本身的探讨一直是核心问题，《地方性知识》采取的这种“方志体例”或许为综合性探索的提供了一个实验的先导。而实际上“方志学”在本土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从产生背景看，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激烈的冲荡中沉淀下来的结晶，他出乎意外的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作者愿意以十年的时间（期间我们会看到多少小说的诞生与泯灭）来完成一部著作，就此而言创作者获得的历练其结果或许不再仅仅是写的冲动，而是某种信念的笃定。 2010年12月20日 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