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珠楼主到金庸：新武侠视野下的蜀山传
声明：这套书是在公交车上用手机读完的，细部记忆多不准确，无从核对原文，以下都是信口开河，较真者请回避。
对于近几十年出生的读者而言，《蜀山传》和它的作者还珠楼主，都是一个相对较为神秘的名字。梁金古温黄，以及卧龙生、诸葛青云、萧逸等等羽翼，构成了现在关于新武侠的一种主流认知。近十年以来，大陆新武侠甚嚣尘上，小椴、凤歌、步非烟等作者的崛起，是新武侠系谱上又增添了新的一条线索。然而，武侠并非从1950年代的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开始，民国时期的武侠作品，尽管新旧不一参差不齐，但已经包含了诸多日后新武侠的元素甚至是母题，而《蜀山传》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蜀山》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还珠楼主的想象力，以及在小说中驾驭各种文化元素的能力。当然，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过于强烈的正邪对立，削弱了它的可读性。而人物过多，支线太杂，也同样使结构显得有些拖沓和重复。这些优点和缺点，我们都可以在日后许多新武侠小说家身上看到，以气魄和丰富性而论，新武侠中也惟有金庸的《天龙八部》可与《蜀山》相媲美（抱歉！我没读过黄易）。
还珠楼主的想象力之奇，在后来的新武侠中也无人能超出，凤歌的《沧海》似乎有些这个苗头，不过又落入了对历史的过分牵强和滥用。还珠楼主对于古典的知识未必高明，但是涉及广泛却是无疑的，而且他对这些元素的运用，都是一种工具性的，搭配合理点缀得当，却不会喧宾夺主。在对于这点的继承上，金庸无疑是最成功的。老实说，金庸的长处并不在什么国学功底深厚上面，而是能够将这些古典的元素运用得宜，这才是小说家的才情。梁羽生的诗词、凤歌的算术，虽然偶尔能使人惊奇，但是过分的铺陈和滥用，则显然会妨碍整个小说的铺展。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终归还是在叙事上面。
《蜀山》中正邪对立过于强烈，而且双方的力量远非平衡。无论是毒龙尊者、许飞娘或是红花老祖等反角，虽然作者极力铺陈其神妙，然而无一例外都轻易地败在峨眉手中。而且这些邪派的面目都过于重复和单一，他们往往是道德上有明显瑕疵，滥用武力，下焉者则是生性凶淫云云，这种描述充满了道德上的厌恶和快感。相反，作为主角的峨嵋派则无疑不是嫉恶如仇心性坚定道德完满，正邪双方在道德和法力上的悬殊，使小说本身的张力大大减弱。在还珠楼主的时代，这种过于强烈的道德感，尚且不会严重的问题，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小说的魅力和可读性就大大打折，不得不说是受此之累。
这种道德感的饱满，是传统公案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一致特征，他所适应的是一套坚固的道德观。然而，伴随着这种坚固的道德观念的瓦解，道德感的饱满也逐步消解。武侠的根基，也就是“武为何用”逐步从自明的前提，变成了一堆千疮百孔的疑问。梁金古在各自的小说中都回应了这个问题，梁羽生以左派的热忱，在武侠中注入了阶级观念，正邪的对抗中充满了阶级反抗的激情。然而，梁氏的实践并不成功，过于教条和僵化的模式，使梁氏的很多著作都显得粗糙、枯涩。当然，梁氏对于小说的驾驭能力，相比金庸也显出薄弱许多。古龙的回应，则是一种个人化的解决之道。
金庸也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不过金庸既非梁羽生那样立场鲜明的左派，也不似古龙要做一个自由彻底的侠客。在书剑一直到射雕三部曲、两部飞狐中，夷夏之辨的张力，始终构成了主人公行为的道德基础。金庸笔下的侠客，已不仅是然诺重义，无论是陈家洛、胡斐或是郭靖，对于异族的反抗都构成了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来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是提出于射雕，但却是金庸早期小说中一致的标准。神雕中边缘人出身的杨过，最早质疑了这个标准，但是杨过最后向郭靖的回归，仍然表明这不过是早期金氏道德的一次内部消化。夷夏之辨成为金氏武侠最常用的母题，也表明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武侠小说，是多么契近时代的氛围。
这种张力的真正松动，是在1963年开始创作的天龙八部中。本书的主角，一个是曾被当成汉人的契丹人，一个是汉化的大理人，还有一个是置身种族之外的出家人。夷夏之辨的动力至此已经呈现衰竭，乔峰式的侠客开始寻找新的道德出路，最终乔峰的死结束了金庸早期的道德基础。1967年，金庸开始创作笑傲江湖，这本书中剥离了民族和朝廷，几乎是一个纯粹自足的江湖世界。但是全书又无处不是在写政治，金庸自道“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书中所描述的正如金庸本人在后记中所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坏人当政。无论是名门正派，或是日月神教，他们的行为都是同一黑暗，一丘之貉。令狐冲师父岳不群心机费尽最后仍不免身败名裂，表明了以正邪对立的二元道德观至此彻底破产。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令狐冲终于不免成为隐士，则不妨视为这一道德观的挽歌，1972年完结的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出身妓院的小混混韦小宝是本书的最大赢家，而以异族入主中原的康熙，成为作者认可的“尧舜禹汤”同样的明君，这两个结果，既颠覆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也颠覆了夷夏之辨的道德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武侠的盟主金庸，已经抵达了反武侠的路口，因此，金庸选择在《鹿鼎记》之后封笔，从他的写作逻辑而言，也是自然而言的结果。
鹿鼎记作于1969年，完结于1972年。1972年是大陆文革实质性失败的第二年，1970年代也是60年代全球性左派运动的退潮之时。这并非是一个偶然，在金氏武侠已经走入反武侠而山穷水尽之时，外部的世界已经开始了新的一轮伦理规范的重塑，而作为一种充分体现民间伦理规范的文学形式，武侠小说在金庸之后，也已经告一段落。
对于近几十年出生的读者而言，《蜀山传》和它的作者还珠楼主，都是一个相对较为神秘的名字。梁金古温黄，以及卧龙生、诸葛青云、萧逸等等羽翼，构成了现在关于新武侠的一种主流认知。近十年以来，大陆新武侠甚嚣尘上，小椴、凤歌、步非烟等作者的崛起，是新武侠系谱上又增添了新的一条线索。然而，武侠并非从1950年代的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开始，民国时期的武侠作品，尽管新旧不一参差不齐，但已经包含了诸多日后新武侠的元素甚至是母题，而《蜀山传》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蜀山》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还珠楼主的想象力，以及在小说中驾驭各种文化元素的能力。当然，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过于强烈的正邪对立，削弱了它的可读性。而人物过多，支线太杂，也同样使结构显得有些拖沓和重复。这些优点和缺点，我们都可以在日后许多新武侠小说家身上看到，以气魄和丰富性而论，新武侠中也惟有金庸的《天龙八部》可与《蜀山》相媲美（抱歉！我没读过黄易）。
还珠楼主的想象力之奇，在后来的新武侠中也无人能超出，凤歌的《沧海》似乎有些这个苗头，不过又落入了对历史的过分牵强和滥用。还珠楼主对于古典的知识未必高明，但是涉及广泛却是无疑的，而且他对这些元素的运用，都是一种工具性的，搭配合理点缀得当，却不会喧宾夺主。在对于这点的继承上，金庸无疑是最成功的。老实说，金庸的长处并不在什么国学功底深厚上面，而是能够将这些古典的元素运用得宜，这才是小说家的才情。梁羽生的诗词、凤歌的算术，虽然偶尔能使人惊奇，但是过分的铺陈和滥用，则显然会妨碍整个小说的铺展。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终归还是在叙事上面。
《蜀山》中正邪对立过于强烈，而且双方的力量远非平衡。无论是毒龙尊者、许飞娘或是红花老祖等反角，虽然作者极力铺陈其神妙，然而无一例外都轻易地败在峨眉手中。而且这些邪派的面目都过于重复和单一，他们往往是道德上有明显瑕疵，滥用武力，下焉者则是生性凶淫云云，这种描述充满了道德上的厌恶和快感。相反，作为主角的峨嵋派则无疑不是嫉恶如仇心性坚定道德完满，正邪双方在道德和法力上的悬殊，使小说本身的张力大大减弱。在还珠楼主的时代，这种过于强烈的道德感，尚且不会严重的问题，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小说的魅力和可读性就大大打折，不得不说是受此之累。
这种道德感的饱满，是传统公案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一致特征，他所适应的是一套坚固的道德观。然而，伴随着这种坚固的道德观念的瓦解，道德感的饱满也逐步消解。武侠的根基，也就是“武为何用”逐步从自明的前提，变成了一堆千疮百孔的疑问。梁金古在各自的小说中都回应了这个问题，梁羽生以左派的热忱，在武侠中注入了阶级观念，正邪的对抗中充满了阶级反抗的激情。然而，梁氏的实践并不成功，过于教条和僵化的模式，使梁氏的很多著作都显得粗糙、枯涩。当然，梁氏对于小说的驾驭能力，相比金庸也显出薄弱许多。古龙的回应，则是一种个人化的解决之道。
金庸也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不过金庸既非梁羽生那样立场鲜明的左派，也不似古龙要做一个自由彻底的侠客。在书剑一直到射雕三部曲、两部飞狐中，夷夏之辨的张力，始终构成了主人公行为的道德基础。金庸笔下的侠客，已不仅是然诺重义，无论是陈家洛、胡斐或是郭靖，对于异族的反抗都构成了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来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是提出于射雕，但却是金庸早期小说中一致的标准。神雕中边缘人出身的杨过，最早质疑了这个标准，但是杨过最后向郭靖的回归，仍然表明这不过是早期金氏道德的一次内部消化。夷夏之辨成为金氏武侠最常用的母题，也表明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武侠小说，是多么契近时代的氛围。
这种张力的真正松动，是在1963年开始创作的天龙八部中。本书的主角，一个是曾被当成汉人的契丹人，一个是汉化的大理人，还有一个是置身种族之外的出家人。夷夏之辨的动力至此已经呈现衰竭，乔峰式的侠客开始寻找新的道德出路，最终乔峰的死结束了金庸早期的道德基础。1967年，金庸开始创作笑傲江湖，这本书中剥离了民族和朝廷，几乎是一个纯粹自足的江湖世界。但是全书又无处不是在写政治，金庸自道“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书中所描述的正如金庸本人在后记中所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坏人当政。无论是名门正派，或是日月神教，他们的行为都是同一黑暗，一丘之貉。令狐冲师父岳不群心机费尽最后仍不免身败名裂，表明了以正邪对立的二元道德观至此彻底破产。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令狐冲终于不免成为隐士，则不妨视为这一道德观的挽歌，1972年完结的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出身妓院的小混混韦小宝是本书的最大赢家，而以异族入主中原的康熙，成为作者认可的“尧舜禹汤”同样的明君，这两个结果，既颠覆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也颠覆了夷夏之辨的道德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武侠的盟主金庸，已经抵达了反武侠的路口，因此，金庸选择在《鹿鼎记》之后封笔，从他的写作逻辑而言，也是自然而言的结果。
鹿鼎记作于1969年，完结于1972年。1972年是大陆文革实质性失败的第二年，1970年代也是60年代全球性左派运动的退潮之时。这并非是一个偶然，在金氏武侠已经走入反武侠而山穷水尽之时，外部的世界已经开始了新的一轮伦理规范的重塑，而作为一种充分体现民间伦理规范的文学形式，武侠小说在金庸之后，也已经告一段落。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