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访谈不能承受之重
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虽然如此，但对于一个会愿意捧起这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了解？ 于丹把《论语》贩卖成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灵鸡汤，易中天把三国演绎成了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宫心计”，曾仕强则把《易经》煲成了了掺杂科学、宗教的玄学大杂烩……结果古典就这样借尸还魂，成了人人追捧的披着现代皮衣的木乃伊。
但是现代的那些研究具体学问的学者呢？他们专业严谨的学问不是橡皮泥，尽管可以阐述得通俗明晓，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并无立竿见影的实际价值，即使登上《百家讲坛》也肯定不会如稗官野史一样老少通吃，广受欢迎。那么，近代学者寂寞书斋中的一豆青灯如何光照世人？皓首穷经、矢志不移的治学精神如何化布天下，感染后辈以继绝学？这恐怕就是大众媒体文化报道（尤其是文化访谈）的意义所在。
许纪霖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说：以我孤陋之见，专跑文化人、知识人的国内记者中，写得最好的，当属‘二李’。一位是《南方都市报》的李怀宇，另一位就是李宗陶。‘二李’颇多共通之处，比如有纯正的知识文化趣味，也各有千秋。
李宗陶，老气横秋的名字之下却是一个“纤细单薄”的南方女孩，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传统的浸染和采访前的刻苦研读却使被采访的大家们丝毫不敢轻视怠慢。
她是一位心思细腻、耳目聪敏的观察者，将与老人们交流的吉光片羽一一捕捉，擢取其闪耀人性的细节，用写新闻的手法描摹学者们的风采神态，栩栩如生，如在目前，这是女性天生的优势。
如写宇文所安：“留着络腮胡子，烟斗不离身，眼睛里有一种明亮的东西。当听妻子讲中文、努力捕捉那些词句时，他像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孩子，簇眉，凝神，紧盯，严肃；当上海同行或记者们提起田晓菲非凡的过去和今天出色的成绩，他面带喜色地转向她，眼睛里盛着许多内容，甚至有一点羞涩，好像被夸的是他自己。” 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过去那个绵延深厚的乡土中国，那些传承千年的传统礼教，那些泽被数代的家族感情。
在一些访谈中，宗陶彷佛一个文字催眠师，竭力把我们带回那个早已不存在的文化中国，把七八十年前的市井庭院、日常生活一一呈现，只是因为没有了这些，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史学家许卓云的家训：“大家族里世代相传的一些话，成为看不见的家训：穷无矢志，富不癫狂。还有，一张圆桌本来只能坐十个人，大家把板凳往后挪一寸，就能多加两个位子，这叫‘退后一步自然宽’。” 然而，她又有着举重若轻的文字追求，她宁愿把读者想象成语言的享乐主义者，纯正文化趣味的持有人，刁钻挑剔的美学伙伴，如此她才能欣慰于自己苛刻的打磨——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寥寥数语就将数十年的风雨历史尽收笔端，把一个人从懵懂少年扫向夕阳向晚。
她不耽于往事，不迷失于无谓的细节，批沙砾金，鹰隼一般准确地找到最佳的细节和叙事，不浪费半点笔墨。如此一来，她的文本看上去就显得时尚、轻松，了无障碍，读者即便无法由此管窥学问世界的奥妙，但是新闻文本的语言享受已经足够让他流连忘返了。 采访那些著作等身的学问大家对每一个记者来说都是一次治理考验。本就“嗜国学，爱儒道”的李宗陶委实下了一番苦功夫。
且看看《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的采访手记中怎么写：“从2006年11月30日起，慢慢在啃余先生的十卷文集……慢慢啃，急不来……否则哪里敢提问。”所以，她的提问不像李宏宇如知交聊天那般随意随性，多谈一些个人往事和学界掌故，而是单刀直入学问的内核，如高手切磋，直逼关键部位、招招不虚。如提问余英时：您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同情的了解”一词究竟何意？史学家治史应持何种态度？真是点到了到他历史观的穴位上。而对于被访者来说，也因为难得被理解而心怀感激，乃至于“精神抖擞，如注射了一针吗啡，慷慨激昂半天。” 她的文章赢得一大批心中尚存向学之气的人们的喜爱，结集出版为这本书后也受到传媒和学问界的一致好评。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写过一本访谈录的作者，我却认为这些轻薄、讨巧、如清茶爽口怡人的篇什无法承载我所赋予文化访谈的使命和价值。 访问前的突击“备考”使得经典被“笔记”似消化，缜密完整、自成一家的学问体系被捻出来几个核心理念，有时甚至彼此不相干地混杂在一篇文章中，彷佛陶瓷的一片片未能拼合的“碎骨”，至于学问全貌的雍容华美则无缘从访谈中得见。纵然，思想的碎片也是美丽动人的，一个如宇宙一般众星各安其位的思想体系会更给与人以震撼与启迪，也是学者身家性命之所系。 高山仰止，不敢侧目。宗陶“进去了，却并未出来”， 虽不像李宏宇那样自比“空杯”，虚心聆教，却仍然没能跳出被访者的圈子，总是在被访者的理论学说、人生经历中打转，而未能用一种“置身山外”的超然视角来审视学问大家的时代意义和文化坐标，甚至我还期望她的慧眼能够看出学者的历史局限和学问盲点。但是，这应该是同辈评传的事情了，对一家发行量数十万的大众媒体也苛求不来。 举重若轻的历史笔法固然轻灵妩媚，引人入胜，但是蒙太奇一般的历史闪回跳跃奔突，火花四溢，却少了一些历史的厚重和严肃，历史毕竟不能轻易地简化为先锋小说。一个70年代女记者毕竟无法写出历史深处的漫漫风尘。短句、三言两语、被激情推动的文字是否适合去讲述老人们磨难恒久的一生，是否能够力透纸背，挖掘出声明背后的唏嘘感叹和返璞归真的“沉郁”？ 说到底，李宗陶还是一个有点小资情调的文艺女青年。理想主义到再一次采访中，因为一个在青藏高原支教的诗人而宁愿留在那里（记得回来后，曾经无意中讲起，如果不是高原反应，我愿意留在那里，当一名随便什么课的老师。这不是矫情，相信有一天，会如愿的。）小资的裙摆飘飘忽忽的，还是总能捕捉到影子，比如询问《圣经》译者冯象对张爱玲的看法。
我不能说这种对文化先辈们的追慕与敬仰是浅薄的，但是其中更多的是感性的触动而非理性的思索。我理想中的文化访谈应该能让后辈沐浴到学术殿堂的圣光，震慑于学者人格的高大巍峨，心向往之，沛然而有追随先贤遗志的冲动。而不是一篇仅仅用来哀悼世风不古，悲叹学术废弛荒芜，制造一种被文艺青年用来消费的怀古情结。 然而，这恐怕是文艺访谈不能承受之重了。在可读性和厚重深刻之间，媒体只能退而求可读性，这并不比百家讲坛高尚多少，靠媒体来挽救沦陷的学术象牙塔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