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烬余录 ——关于《烬余录》的一些思考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张爱玲两次居于香港，战前和战后。然而印象最深刻的确实在日军突袭的十八天里，直至1941年的圣诞香港沦陷。这段短暂的“港战经验”在张爱玲的成长史上，是可以抵得上她在香港前三年的所有分量。张在四三年发表的小说里，八篇有一半关乎香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与《倾城之恋》。最末一篇几乎成了她的短篇巅峰之作。然而我们都可以在一篇散文里看到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原型和故事背景，这篇散文就是写于一九四四年的《烬余录》。龙应台先生对港大毕业生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字不朽的所有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
《烬余录》中的张爱玲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离港两年，彼时的心悸与绝望已告一段落，张爱玲定下心来，将见闻感受娓娓道来。然而最末一句“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道出了张爱玲的心态“没有写历史的志愿”。看多了政权交替，瞬息京华的现象，张宁可依偎在庸俗的安稳的生活里。她却总是知道，末世的威胁，无数不在。她的颓废琐碎，成了最后与历史抗颉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种无可如何的姿态。
《小团圆》里对女主人公有一段心理描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张爱玲当时的心态：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国殖民地送命？
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宗教。她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的了。
没有什么能像战争这样，可以破坏掉既定的一切。
也没有什么能像战争这样，可以让人在一夜之间成熟。
张的人生轨迹和心境以此为截点，转向另一边。很不幸，香港作为殖民地，它的“抗战”，远没有淞沪会战那样悲壮，而更像是一场意外的灾难。因此，“港战”没有让张看到内地的那种热血澎湃，却只让她领略到了生命的虚无。个人在大历史下，很无力，只能眼睁睁地向更加渺小的境地滑去。张自己也说，对待战争所抱的态度，“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节没完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是呀，到底还是睡着了。小我与大我的斗争，在国家民族看来是大我的完胜，于私人是小我与大我的模糊，混沌世界下普通人残喘活命的实在与可耻。
我猜测彼时的张爱玲是凉的。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是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绘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离港两年的张是热的。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这种看似全无心肝的对比，表明了张爱玲在后来内心已有了“热度”，否则，就绝不会这样不讳言地来写。
《烬余录》中的其他人物
大难临头，张爱玲看到是种种慌乱，背谬，甚至还有探险似的惊喜。
有一个苏雷珈，来自马来半岛的一个偏僻小镇。学医的她在上解剖课之前，十分担心被解剖的尸体不穿衣服怎么办？因而向人打听过。成为学校里出名的笑话。
张说：“她是天真地可耻”。
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舍监督促学生避下山去。在急难中的苏雷珈也没忘记把平时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搬下山去。
加入防御工作后，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因而与男护士混的很好。
张说：“战争对于她（苏雷珈）是难得的教育。”
战争让张看清了一些人的精神底色，张知道“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像来自内地的女孩艾芙琳，称自己经历了大风大浪却第一个歇斯底里起来。开朗欢乐的炎樱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
在恐惧中，人性才是最率真的。
《烬余录》中除关于张自我的文字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她的老师——弗朗士教授。这位居港的英人男子因为在黄昏里思索问题入了神，没听见哨兵吆喝口令而被误杀。张惋惜：“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据《小团圆》里的情节，张正在用积攒起来的一杯水洗袜子，忽然有女同学在浴室门口说：“弗朗士先生死了！打死了。”爱玲听到噩耗后，继续在浴室里洗袜子，稍后忍不住抽噎起来。她这才知道，死亡时怎样了结一切的。一阵凉风，就把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看过《倾城之恋》的人都会在《烬余录》中找到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影子。“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张说，这男的“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慈眉善眼的人”，然而他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张知道是战争的虚空与绝望，让人们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无怪有人认为《倾城之恋》是一部爱情悲剧。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当战争结束，一切回复正常以后，范柳原又会不安于室，故态复萌，离家出走，因为这个花花公子在安稳的世界中不再需要踏实的婚姻。
王德威这样评价张爱玲“张爱玲的艺术姿态看来犬儒世故，但仔细读她的东西，她是有悲悯心的——用她的话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苍凉与世故是张的性格的两面，在她的小说里我们能捕捉到这样的气息，她的散文中特别凸显了她这样的性格，因为张觉得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有冷漠之心亦有恻隐之情。
一篇《烬余录》，写了张自己的事，也让我看到了普通人的心态，我们冷漠或者悲悯，到底来说我们都是“不彻底”的。
《烬余录》中的张爱玲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离港两年，彼时的心悸与绝望已告一段落，张爱玲定下心来，将见闻感受娓娓道来。然而最末一句“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道出了张爱玲的心态“没有写历史的志愿”。看多了政权交替，瞬息京华的现象，张宁可依偎在庸俗的安稳的生活里。她却总是知道，末世的威胁，无数不在。她的颓废琐碎，成了最后与历史抗颉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种无可如何的姿态。
《小团圆》里对女主人公有一段心理描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张爱玲当时的心态：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国殖民地送命？
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宗教。她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的了。
没有什么能像战争这样，可以破坏掉既定的一切。
也没有什么能像战争这样，可以让人在一夜之间成熟。
张的人生轨迹和心境以此为截点，转向另一边。很不幸，香港作为殖民地，它的“抗战”，远没有淞沪会战那样悲壮，而更像是一场意外的灾难。因此，“港战”没有让张看到内地的那种热血澎湃，却只让她领略到了生命的虚无。个人在大历史下，很无力，只能眼睁睁地向更加渺小的境地滑去。张自己也说，对待战争所抱的态度，“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节没完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是呀，到底还是睡着了。小我与大我的斗争，在国家民族看来是大我的完胜，于私人是小我与大我的模糊，混沌世界下普通人残喘活命的实在与可耻。
我猜测彼时的张爱玲是凉的。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是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绘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离港两年的张是热的。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这种看似全无心肝的对比，表明了张爱玲在后来内心已有了“热度”，否则，就绝不会这样不讳言地来写。
《烬余录》中的其他人物
大难临头，张爱玲看到是种种慌乱，背谬，甚至还有探险似的惊喜。
有一个苏雷珈，来自马来半岛的一个偏僻小镇。学医的她在上解剖课之前，十分担心被解剖的尸体不穿衣服怎么办？因而向人打听过。成为学校里出名的笑话。
张说：“她是天真地可耻”。
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舍监督促学生避下山去。在急难中的苏雷珈也没忘记把平时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搬下山去。
加入防御工作后，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因而与男护士混的很好。
张说：“战争对于她（苏雷珈）是难得的教育。”
战争让张看清了一些人的精神底色，张知道“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像来自内地的女孩艾芙琳，称自己经历了大风大浪却第一个歇斯底里起来。开朗欢乐的炎樱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
在恐惧中，人性才是最率真的。
《烬余录》中除关于张自我的文字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她的老师——弗朗士教授。这位居港的英人男子因为在黄昏里思索问题入了神，没听见哨兵吆喝口令而被误杀。张惋惜：“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据《小团圆》里的情节，张正在用积攒起来的一杯水洗袜子，忽然有女同学在浴室门口说：“弗朗士先生死了！打死了。”爱玲听到噩耗后，继续在浴室里洗袜子，稍后忍不住抽噎起来。她这才知道，死亡时怎样了结一切的。一阵凉风，就把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看过《倾城之恋》的人都会在《烬余录》中找到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影子。“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张说，这男的“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慈眉善眼的人”，然而他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张知道是战争的虚空与绝望，让人们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无怪有人认为《倾城之恋》是一部爱情悲剧。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当战争结束，一切回复正常以后，范柳原又会不安于室，故态复萌，离家出走，因为这个花花公子在安稳的世界中不再需要踏实的婚姻。
王德威这样评价张爱玲“张爱玲的艺术姿态看来犬儒世故，但仔细读她的东西，她是有悲悯心的——用她的话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苍凉与世故是张的性格的两面，在她的小说里我们能捕捉到这样的气息，她的散文中特别凸显了她这样的性格，因为张觉得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有冷漠之心亦有恻隐之情。
一篇《烬余录》，写了张自己的事，也让我看到了普通人的心态，我们冷漠或者悲悯，到底来说我们都是“不彻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