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笼罩下的现代生活

对男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世俗的答案告诉我们：女人和金钱。
生活在当下的我尚未摆脱俗世的种种牵挂，于是便很有兴趣看看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是怎样看待现代生活中的金钱和女人的。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年3月1日生于柏林，1918年9月28日逝于斯特拉斯堡，又译为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
他是马克斯.韦伯的好友，他可以一堂课讲古典哲学，下一堂课分析时尚和首饰，他从不缺少女性听众。齐美尔不善于写大部头，但却是“学术小品文大师”，后世无出其右。这本《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便是一大明证，他的文字总能直指人心。
    读罢本书，齐美尔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他像一个女人，我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才有如此细腻的心思去察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心中出现的那么多微妙的变化，而且，和马克思不同，他的文章显得有点小资，他对动荡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巨大变迁并没有什么很有激情的论述，缺少我认为的一个男人该有的大气，但是，这却不能掩盖他的光彩，毕竟我们也需要这样深入探究人们内心的社会学家，并且他的分析是十分出彩和能给人启示的。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现代文化中的金钱》我认为在本书中是属于比较容易理解的。文章的题目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和马克思关注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齐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使主体与客体相互独立，而金钱则加剧了这样过程，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身和物权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金钱成了二者之间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这一方面制造了一种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的非人格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P2）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股份公司，它的运行相对于股东是完全客观和不受后者影响的，因此它绝对不会关心股东具体是谁，股东有什么样的个性，股东完全可以是no face的，后者自己也绝对不是通过自己的人身，而只是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参与到这个联合体中，因此保持了绝对的独立和自主。
与之相对应，现代文化也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奔流，一方面是趋于夷平、平均化，另一方面却也趋向人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由于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和任何东西相交换，而只有个别的才是高贵的，因此金钱是“低俗”的，在货币经济的发展中，金钱就将最高的东西拉到最低的水平上，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当下经常感受到的。另一方面的例证是劳动成果可以体现为货币，并用货币来支付，这就意味着摆脱了具体个人的束缚，只要求“人身行为的非人身结果”（P7）。
齐美尔还论述了现代文明中金钱作为一种纯粹的交换其他物品的手段逐渐变成了最终的目的，他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比喻：“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P10）。读到这句话我真的是拍案叫绝，它一语中的，道出了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状态——栖居在桥上。
读了这篇文章，我有一种心中难以名状的感触被完美的表达出来的快感，因为它基本上完全符合我们当下的社会状况，齐美尔的这些思考有些正是我心中对现代社会隐隐约约的一点无法表达的感触。我们当下距离齐美尔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现在依然适用，而且更加明显了。它无处不在，渗入到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多少人把赚钱当成自己的最大目标、多少事没钱就办不好、多少珍宝都能在拍卖会上被买走。金钱带来的精确性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不利于形成宏大的生活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城里人总是没有乡下人豪爽。
但是，也是由于经过了近100年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金钱给我们的文化带来的影响，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幸福指数和金钱的多少也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金钱毕竟只是通往幸福的桥梁而不是目的地。
马克思说货币并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在我有生之年肯定不会实现，但我们是中毒愈来愈深还是逐渐剔除金钱在现代生活中的不良影响，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第二篇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文章是《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齐美尔从社会宏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视角对我来说很新颖。
首先不得不承认，这又是货币经济发展惹的祸，“货币是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个性的东西，因此货币完全不适合给某种有个性的价值——比如一个女人的委身——充当交换手段，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是货币将这种有个性、有独特价值的东西降到了自己的水平上。”（P129）这绝对是个经典的解释，如果你接受了一个女性的委身，那么如果你给钱给她，她一定会勃然大怒，会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但是如果你用相同的钱去给她买个小礼物，那么她一定会欣然接受，因为这个礼物是你挑选了送给她的，具有了独特价值。
齐美尔还说：“卖淫在高等文化中的必然性，建筑在男人的性成熟开端与精神、经济和性格成熟的时间差基础上”。社会为了使未婚男人能够过上正常的性生活（也降低了强奸率），使其他女人和女孩子的贞洁得到保护，只有牺牲一部分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但是社会却又极其不人道的对这种可怜的卖淫者非常苛刻，社会将她们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而殊不知“卖淫只是一种次要的弊病，但卖淫引起的次要现象——道德败坏、思想品质普遍恶劣、妓女犯罪，却是最严重的弊病”（P135）。但是所有这些现象本身却不必然同卖淫相干，而是来自于社会的伪善（对可怜的卖淫者的苛刻要求）和金钱交易对她们地位的损害。屈服于这种社会要求的女孩子因为男人对“社会”犯下的罪恶而受到惩罚，这真的是完全不公正的。
从这里我觉得也可以看出齐美尔在《女性文化》中说的“迄今的文化完全是男性的”，因为从生理学上来讲，女性的性成熟在男性之前，但是社会却很少为女性过上正常的性生活而准备卖淫者。
与对那些可怜的卖淫者相比，社会对较为文雅的卖淫要宽容的多，齐美尔举了那些为沙接受的女演员的例子，我想中国当下也是有类似情况的。用齐美尔在《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的论述来解释就是：“一旦超过一定数量，金钱就失去不体面的特征，不再无力抵消个人价值。”妓女越是悲惨和贫困，现代“好社会”对她的憎恶就越深。这不仅在卖淫中是这样，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放走盗取上亿国家财富的贪污犯，重刑对待贫困的小偷，一个道德的社会应该明白：“经常并不是违法行为得到惩罚，而是社会作出了不公正的惩罚，才诱发了违法行为”。（P135）
读了这篇文章，我还很有兴趣的发现了齐美尔的一个错误的预测，他认为要解决男性性成熟与能合法地拥有女人之间的时间差的矛盾，要么是自由爱情（包括婚前性行为），要么旧是卖淫，但齐美尔似乎对前一种可能性不保太大的希望。但是，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在曾经如此保守的中国，包含婚前行为学的自由爱情都已经非常普遍了。可是，卖淫依然存在，或许是为了中国那6000万的光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标榜人道、道德的社会，不提高妓女的地位，不加强对性工作者的保护，由卖淫带来的问题就还会一直影响着社会。
除了这两篇文章，《玫瑰：一个社会性假设》通过一个漂亮的比喻阐释了齐美尔对平等的看法、对那些标榜着扫除社会不平等的革命的冷静分析。“自然总是出人意料地、无拘无束地干扰人类计划的对称性”（P103），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革命之后人们在经过短暂的兴奋期后有察觉到了新的不平等，愤怒和不满又会随之而来，于是革命又再次上演……人们幸福和痛苦的感觉并不在与自己是否拥有一样东西，而在于别人是否拥有，这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整天吵闹着不平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正静下心来闻一闻自己拥有的那一两支或是一两束玫瑰花的香味呢？《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对时尚和追求时尚的人们的心理的深刻剖析让我能冷静的对待当下一波又一波的时尚潮流和所谓的非主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