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和大树

    看完《西方哲学史》，最大的感受就是：西方的思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分叉，最后长成大树；中国的文化在一个基座上发展细节同时不断禁锢自己，最后把自己建筑成金字塔。
    在这个世界的儿童时期，尽管中国的思想从来都匮乏理性探求和对人作为造物主的恩宠的尊崇，但东西方的文化在发展的初期，都无疑存在各种发展的可能，像墨家对儒家的批判，像老庄追求个人的自适，像名家对逻辑形式的思考，即使是后世僵死的儒家也有孔子著述仁恕于前，理想主义的孟子写下王道政治哲学、荀子“性恶论”现实批判于后。更明显的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师生关系，学生向老师学习知识和思考方式，不是投名状入门派，于是有柏拉图批判苏格拉底建立理念论，亚里斯多德批判柏拉图建立了近代西方学科大的体系，而中国类似的例子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但这是2500年以后的事情，离第一次鸦片战争也50年了。凡此种种，固然中国哲学（非西方意义）在思想的广度、深度和思辩的严谨性方面不及希腊的哲学，但也存在不断延展的可能性。只是汉以后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不断加强，独立封建经济的消失，工商经济贸易的备受抑制，国家通过胡萝卜加大棒不断拉拢、分化乃至消灭知识分子（中国意义上的）等等措施，思考的活力不断萎缩和被禁锢，中国最终成为龚自珍笔下的“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抑小人甚鲜”的衰世，表面看规章俨然、礼义分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实际上整个社会从根骨里失去生机活力，万马齐喑。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借用西方思想政治和科技等手段艰难改造老大帝国的过程，西方的哲学是其中提纲挈领者。
    金字塔也可以成长得很高大，外人远远看去也可能会产生敬仰，但一座死人的坟墓再优美，也不如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给人的滋养来得重要。欧洲通过尼采等众多的思想家，彻底与中世纪告别，而中国在这方面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