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主要观点及一些问题

商伟老师这本书似乎还没有译本，在图书馆也不是很好找到。不揣浅陋，简单地做一些笔记，供参阅。

此书结构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从“礼”的角度出发，认为前三十回着意讽刺流于表面文章(discourse)的“叙述之礼”(narrative ritual)，造成言行不一的恶果；第三十一至三十七回，在儒学传统内部提出一种复兴先王礼乐的救赎之道，以泰伯祠祭祀为转折点。三十七回之后，则描写一系列人物试图通过行动(practice)来实现“禁欲之礼”(ascetic ritual)却不得偿其所愿，最终祠庙倾圮，风流云散。商伟将问题的根基归结于作为理想社会模型的“礼”的概念与维护既有权力结构的“礼”的概念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亦即史华慈所说的“儒家礼仪秩序的二元性”(dualism of the Confucian ritualistic order)。无论是重文辞还是重修行，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世俗中的“功名富贵”扯上干系。

第二部分讨论“外史”与“正史”的紧张关系，以及小说叙事的时间性。《外史》印证所谓“稗官为史之支流”者有三：小说原序题为乾隆元年(1736)，与官修《明史》告成时间相近，而“儒林”又是向来正史传统中为士人作传的题眼，此其一；小说开头于元末王冕，结尾于万历，中间几代学人，对有明一朝史事多有涉及，此其二；劝善惩恶，以正世道人心，鲁迅所谓“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此其三。然而《外史》之所以“外”于正史者亦有三：跳出纪传体刻板套路，对人物忠奸不下定论，此其一；人物出场退场，都看似出于偶然，不叙生平，也无从推测结局，此其二；对燕王逐建文帝迁都北京、方孝孺灭十族这些公案，由不同人物口中给予或褒或贬的评论，打破正史的单一叙事，此其三。真正能称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的，只有永是流逝的时间。

第三部分接着探讨《外史》的叙事技巧。与此前的通俗小说相比，它缺少一个以道德权威形象出现的说书人形象；并且有意避免用诗词套语，写人写景纯用白描，比如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杜慎卿初到南京一段，都是极好的文章。传承前人的痕迹也很明显：很多段子来源于笔记不说，整体结构的设计也与《水浒》极其类似。以星宿降世开头，以列榜定论收尾；最先出场的两个同名人物（周进与范进）实在不能不让人想起王进与史进；泰伯祠祭祀与忠义堂排座次，都是仪式感极强的大场面，出现在全书约三分之二处。

商伟认为，这些较为传统的结构考量与小说本身新颖的叙事节奏构成内在的紧张关系。如果把反讽和自省的逻辑推到极致，就不应该有对少数人物的钟爱和例外。特别是最后一回，所谓“幽榜”追封进士的写法更是离奇，形近伪作。但在没有充足证据的前提下，不该把创作意图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强加到作者头上，而应立足于文本，尽可能细致地寻找这些相互矛盾的段落被赋予的含义，作可能的阐释。我本来极其不喜最后一回，现在勉强被他说服。

第四部分继续追问“破”与“立”的紧张关系：既坚持讽刺与批判的视角，又无法放弃寻找一种救赎之道的努力。太敏锐地察觉到言语和行为之间的罅隙，却又不得不依赖于“言”－－《外史》的写作本身－－来暗示一种更好的“行”。这种随处可见的自省，不断地怀疑和拆解着小说内部自己建立起来的道德想象；泰伯祠最终倾塌，连作者最为称赏的几个人物也不能免于批评。因此《外史》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它首先抽空了使讽刺得以成立的道德确定性。寻找儒者精神家园的旅程，到最后仍没有个坚实的落脚处。

Epilogue又引出一个新问题：在这部刻意减少韵文套路的小说中，诗性(lyricism，该怎么翻译？)的地位究竟为何？没讲透彻就收尾了，其实足可以自成一章。这也是我对本书谋篇布局不太理解的一处。

顺便说，中学课本和相关读物里选入范进中举和严监生临终挑灯芯两段，基本上是把一部长篇小说当成许多个短篇来解读的，只取其讽刺意味最露骨的段落，以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早年间胡适和夏志清似乎也持相似态度，批评它缺少一个稳定的叙事核心。但时过境迁，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实在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商伟说十八世纪章回小说里只有一部《石头记》可以在智识和文字上与它相提并论，这一点我相当同意。

还有一些问题想记下来。

读完全书之后，对“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转型”具体所指为何，仍然没有清晰的印象。作者在第一和第二部分里，着重讨论了吴敬梓与清初颜李学派的关系，考证出当时在南京确实存在一个讲求礼乐兵农，批评八股科举之学的士人群体，但缺少进一步的论述把这个小圈子的思想取向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勾连起来，以致于“文化转型”这样的大词显得有点空。

其实日文里「変容」这个词，似乎是transformation更好的翻译。早年间关于“文化变容”的讨论，很重要的一块来源于文化人类学。至迟在Margaret Mead 1956年出版的New Lives for Ol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s, 1928-1953 已经作为中心议题出现。其不言自明的假设大概就在于：文化，尤其是primitive society的那种，假如不遭遇非同寻常的外力，是不会出现剧烈变化的。因此后来凡是标题里出现"cultural transformation"字样的著作，都或多或少跟现代性、异文化冲击与融合、技术革命这样的断裂性命题有关。

要作这样的论断很容易，用合适的证据将它充实却不简单。一提到中华帝国晚期，很容易就把从十六世纪以降的社会变迁拿来做任何文化现象的注解；商品化、税制改革、越洋贸易、朴学兴起，都属于此类具体内涵其实相当空洞的大词。究竟晚明和盛清之间，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与此相关的制度变迁又如何在不同的地方语境下展开？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

我想作者的用意应该是将《外史》的文本及其诞生的时代思潮更切实地放在一起解读，但在后者的全景图像还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似乎还是宁可把视野收窄一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