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小波先生生前曾说过一句让我无法忘怀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是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一流作家只有三流的名声，而三流的作家往往享有一流的声誉。小波先生生前一直不被国内的主流话语体系接纳，著作无法在大陆出版，死后才声名鹊起，但此前他早已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圈中家喻户晓。以小波先生的睿智和洞察力，他不会不明白其中原委。由他嘴里说出这些话，总让人感到无奈、悲愤和凄凉。作家如此，学术界也差不多。那些只知道上奏折的御用
文人，那些只知图解上司文件和政策的"理论家"，不是到处被人请去作"辅导报告"，成为某些达官贵人坐上宾吗？不也是报纸上留名，电台上留声，电视上留影的名人吗？而那些坐得十年冷板凳，一心想学术立国，再艰难也要为国家"留一点自由思想种子"的真正学人，除了在圈子里为人所知外，大都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先生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学者。
最初了解王学泰先生是在报刊上零零星星的读到他的一些文章，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我才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忽略了学泰先生。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它让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游民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中国学人对其关注一直不够。据学泰先生考证，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但杜亚泉先生的研究在90年代才由王元化先生表达出来。杜先生虽然对游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大概在1988年，学泰先生开始了对游民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我们现在终于见到了这本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关注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按照学泰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止，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学泰先生认为：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次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在两宋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少，所以以农村游民为主，而且数量少。宋朝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城市规模大，城市数量多，这样大批的游民就集中在城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社会。
由于游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正统思想和行为显得格格不入。例如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游民的典型代表关羽和张飞与刘备结拜，为永绝后念各自约定杀光对方的家人。反社会，反正统可以说是游民和游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反社会仅仅是破坏而已。他们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愿望和能力。正如杜亚泉先生所论述的，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的20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他说，这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社会不是靠制度、伦理、道德来维持的，而是靠"义气"支撑的，结拜是他们最常见的形式。没有取得政权之前，他们是兄弟，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一旦排了座次，那就严格有序，丝毫也不能马虎。他们崇尚大碗喝酒、大盘吃肉，大秤分金银。对于他们自己人，他们是讲"义气"的，"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原同年同月同日死。"但对于外人，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可能会杀贪官污吏，但对平民百姓也从来没有客气过。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远比反抗官府的时候多。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崇尚："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杀谁呢？当然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了。十字坡上的包子，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的人肉馅？江州劫法场，李逵的一排排板斧砍向的大都是无辜者的人头。
对于游民问题，过去有种看法，正如学泰先生所说，有些人一见史书上"盗"、"贼"、"匪"之类的记载就说成是农民起义。学泰先生对这种解释模式坚决予以拒绝。他明确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水浒》、《三国》之类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
学泰先生对所谓的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的农民。这样他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观点。
学泰先生的书中还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可惜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指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买一本阅读，你一定可以收获很多。
文人，那些只知图解上司文件和政策的"理论家"，不是到处被人请去作"辅导报告"，成为某些达官贵人坐上宾吗？不也是报纸上留名，电台上留声，电视上留影的名人吗？而那些坐得十年冷板凳，一心想学术立国，再艰难也要为国家"留一点自由思想种子"的真正学人，除了在圈子里为人所知外，大都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先生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学者。
最初了解王学泰先生是在报刊上零零星星的读到他的一些文章，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我才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忽略了学泰先生。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它让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游民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中国学人对其关注一直不够。据学泰先生考证，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但杜亚泉先生的研究在90年代才由王元化先生表达出来。杜先生虽然对游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大概在1988年，学泰先生开始了对游民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我们现在终于见到了这本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关注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按照学泰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止，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学泰先生认为：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次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在两宋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少，所以以农村游民为主，而且数量少。宋朝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城市规模大，城市数量多，这样大批的游民就集中在城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社会。
由于游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正统思想和行为显得格格不入。例如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游民的典型代表关羽和张飞与刘备结拜，为永绝后念各自约定杀光对方的家人。反社会，反正统可以说是游民和游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反社会仅仅是破坏而已。他们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愿望和能力。正如杜亚泉先生所论述的，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的20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他说，这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社会不是靠制度、伦理、道德来维持的，而是靠"义气"支撑的，结拜是他们最常见的形式。没有取得政权之前，他们是兄弟，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一旦排了座次，那就严格有序，丝毫也不能马虎。他们崇尚大碗喝酒、大盘吃肉，大秤分金银。对于他们自己人，他们是讲"义气"的，"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原同年同月同日死。"但对于外人，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可能会杀贪官污吏，但对平民百姓也从来没有客气过。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远比反抗官府的时候多。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崇尚："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杀谁呢？当然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了。十字坡上的包子，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的人肉馅？江州劫法场，李逵的一排排板斧砍向的大都是无辜者的人头。
对于游民问题，过去有种看法，正如学泰先生所说，有些人一见史书上"盗"、"贼"、"匪"之类的记载就说成是农民起义。学泰先生对这种解释模式坚决予以拒绝。他明确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水浒》、《三国》之类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
学泰先生对所谓的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的农民。这样他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观点。
学泰先生的书中还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可惜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指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买一本阅读，你一定可以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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