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之：细节构成的世界(【读品】104辑)
有时游记写作颇似一个圈套。就算不那么刻薄地看，它至少也会动用一些手段，是为了让读者心甘情愿地听从同样是初次造访的作者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历史或许是与初见之处建立联系的一种最正当的手段。地理上相隔万里，却并妨碍不在另一个时空神交已久。早在80年代末，余秋雨便怀着崇高的想象开始印证他心中的“文化苦旅”，“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台湾学者赖瑞和人到中年终于来到大陆，开始“坐着火车游盛唐”，走访长久以来一直只存在于史料之中的“杜甫的五城”。文学也是好手段。我们曾跟随约翰•伯格想象中的眼在里斯本的丝柏树下与故人相遇，在日内瓦窥看博尔赫斯的童年；或是跟随德波顿在现代交通工具的频繁更迭中，历数波德莱尔式的新型的浪漫乡愁。
在另一种游记中，情感性的记忆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纳博科夫毫不讳言，摩涅莫绪涅（Mnemosyne，记忆女神）是个不称职的女神，总是在偷偷地篡改过去。他笔下童年的居所维拉庄园风景如画，圣彼得堡白雪飘摇，夏日苍穹是钴蓝色的，蝴蝶扑闪着美丽的鳞翅与各色曼妙的生物寄居山林，这自由的成长之地，是作家情感永不枯竭源泉。
我不知道简•莫里斯这位英国著名的旅游文学作家可以属于哪一类。她从50年代开始便以记者的身份游历世界，从二战初歇到千禧年结束，半个世纪的行走让她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参加过艾希曼的审判，在维多利亚港守候香港回归；她游走美国、中东、南非，在改革开放之时来到中国，她甚至对一些被遗忘之地着墨颇多，的里雅特斯、里约热内卢。她看到世界在不断修正自我：二战的余绪紧接着是冷战阴影，从享乐主义的复萌再到全球化的不确定性。而她内在也随着身体不停行走，终于在卡萨布兰卡经由手术从“他”变作“她”。
简•莫里斯的游记一目了然却又晦暗不明。她是个优秀的作家，却似乎从不动用自己过分的想象；她也常常是初访者，但她的眼睛穿过历史穿透灵魂，但从不落在当下以外的地方。如果正如纳博科夫所说的“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简•莫里斯的那种游记就好象那道短小的光，它明亮、短暂、充斥了密集的细节，她善于把这个世界描述成一面多棱镜，折射着各种细节、矛盾、微妙的情感，永远在选择的记忆与理智的抵触间摇摆，维持着自身独特的价值。
简•莫里斯或许是最实诚的旅游文学作者，然而这种诚实的价值亦要待到几十年后才有分晓。1983年，她在屡次申请后终于获准进入中国。她从香港坐着一艘汽船经由水路来到上海：
“那么这是中国么？我必须掐自己一下。偶尔有戴眼镜的解放军士兵驾驶咔咔作响的边斗摩托穿过城市，市政府（原来的汇丰银行大楼）外面，两个看上去颇为修长的士兵正羞怯地站着岗。若非如此，权力机构就一点也不显眼。交通乐呵呵、乱糟糟地流过交叉路口；横穿马路者激增，老城区皱巴巴的后街小巷里，针对提着一桶桶桃子、一袋袋橘子汁自个儿做生意的兜售小贩和货摊坛主。”
我的眼前闪过安东尼奥尼在《中国》中记录的上海，一个以西方标准被构建出来的现代城市与东方式的前现代生活的怪异组合。为什么莫里斯在83年访问的上海竟然与10年前的影像如出一辙？这是一个西方外来者在半封闭的上海第一眼所获得的一致印象么? 还是中国在这十年间都在持续对外展现相似的形象？针灸麻醉、杂技表演、湖心亭的茶客和人口密度意义上的现代化。不过有一些是十年前的安东尼奥尼所不知的——那些在外滩伺机等候外国人以“苦练”英语的年轻人——他们被简•莫里斯捕捉下来。
“在外滩，一个立着颓废小胡子的年轻人推开人群，将以卷档案递到我面前。我能帮他检查这份试卷并修改他的错误么？但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下午已经尽够了文法方面的义务。‘不，’我说，‘我不能’。”
1982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到上海，他在自传《两个幸福的人》中记录了与莫里斯相近的见闻：
“我们最不寻常的经历之一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在上海散步，没有罗教授和小林陪着。两个年青人走过来，说他们想练习英语。很快就看出来他们是想通过某种方法让我们帮助他们出国……年青的一个干脆直接问我们是否愿意收养他做儿子。我们总算找到借口让他走开，夺路回到饭店。”
三十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历史中戏剧性的变迁，把这些荒诞的生活片段，都归结为现代化快速进入市民生活后的特殊形态。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莫里斯当年的记录，它像奇迹般穿过光阴，却没有蒙尘。它不涉及历史观念的变迁，没有冷战阴影的恐惧、没有东方主义的绮思，没有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化的种种纠结。莫里斯仍然只是描述，纪录片一样写实地复制。她似乎满足于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繁复的笔墨中，用文风微妙的变化来描绘一种由社会行为所反映的精神状态——一种意欲突围的骚动和异变。
可以说，除了对城市的经典描摹，简•莫里斯的游记作品一直可以堪称历史精神的佐证，正如她描绘的艾希曼的审判，“我们疑惑历史是否中就有一个样本，我们把自己置入艾希曼谜一般的姿态中，推测他是否曾经在最可怕的梦魇中想象过，自己会这样被禁闭，坐在一个大型的玻璃标本盒里，犹太民族的力量无所不在的围绕着他”，她几乎没有鲜明的表态与令人侧目的观点，但那张“憔悴而平凡的脸”与阿伦特笔下“平庸的恶”却如此合拍地重叠在一起。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是莫里斯对自己50年漫游生活的总结，是各种年代作品的荟萃。在看罢这些好似由局外人带着某种情感所写成的作品中，我开始有理由相信，莫里斯是在尽力模糊自己选择的痕迹。与其用强硬的态度刻画一个个人的世界，她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情绪掩藏在一系列的对街头随景的细致描画中。可以说，在莫里斯那里，正是细节构成了世界。
本文刊于【读品】10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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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许是与初见之处建立联系的一种最正当的手段。地理上相隔万里，却并妨碍不在另一个时空神交已久。早在80年代末，余秋雨便怀着崇高的想象开始印证他心中的“文化苦旅”，“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台湾学者赖瑞和人到中年终于来到大陆，开始“坐着火车游盛唐”，走访长久以来一直只存在于史料之中的“杜甫的五城”。文学也是好手段。我们曾跟随约翰•伯格想象中的眼在里斯本的丝柏树下与故人相遇，在日内瓦窥看博尔赫斯的童年；或是跟随德波顿在现代交通工具的频繁更迭中，历数波德莱尔式的新型的浪漫乡愁。
在另一种游记中，情感性的记忆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纳博科夫毫不讳言，摩涅莫绪涅（Mnemosyne，记忆女神）是个不称职的女神，总是在偷偷地篡改过去。他笔下童年的居所维拉庄园风景如画，圣彼得堡白雪飘摇，夏日苍穹是钴蓝色的，蝴蝶扑闪着美丽的鳞翅与各色曼妙的生物寄居山林，这自由的成长之地，是作家情感永不枯竭源泉。
我不知道简•莫里斯这位英国著名的旅游文学作家可以属于哪一类。她从50年代开始便以记者的身份游历世界，从二战初歇到千禧年结束，半个世纪的行走让她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参加过艾希曼的审判，在维多利亚港守候香港回归；她游走美国、中东、南非，在改革开放之时来到中国，她甚至对一些被遗忘之地着墨颇多，的里雅特斯、里约热内卢。她看到世界在不断修正自我：二战的余绪紧接着是冷战阴影，从享乐主义的复萌再到全球化的不确定性。而她内在也随着身体不停行走，终于在卡萨布兰卡经由手术从“他”变作“她”。
简•莫里斯的游记一目了然却又晦暗不明。她是个优秀的作家，却似乎从不动用自己过分的想象；她也常常是初访者，但她的眼睛穿过历史穿透灵魂，但从不落在当下以外的地方。如果正如纳博科夫所说的“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简•莫里斯的那种游记就好象那道短小的光，它明亮、短暂、充斥了密集的细节，她善于把这个世界描述成一面多棱镜，折射着各种细节、矛盾、微妙的情感，永远在选择的记忆与理智的抵触间摇摆，维持着自身独特的价值。
简•莫里斯或许是最实诚的旅游文学作者，然而这种诚实的价值亦要待到几十年后才有分晓。1983年，她在屡次申请后终于获准进入中国。她从香港坐着一艘汽船经由水路来到上海：
“那么这是中国么？我必须掐自己一下。偶尔有戴眼镜的解放军士兵驾驶咔咔作响的边斗摩托穿过城市，市政府（原来的汇丰银行大楼）外面，两个看上去颇为修长的士兵正羞怯地站着岗。若非如此，权力机构就一点也不显眼。交通乐呵呵、乱糟糟地流过交叉路口；横穿马路者激增，老城区皱巴巴的后街小巷里，针对提着一桶桶桃子、一袋袋橘子汁自个儿做生意的兜售小贩和货摊坛主。”
我的眼前闪过安东尼奥尼在《中国》中记录的上海，一个以西方标准被构建出来的现代城市与东方式的前现代生活的怪异组合。为什么莫里斯在83年访问的上海竟然与10年前的影像如出一辙？这是一个西方外来者在半封闭的上海第一眼所获得的一致印象么? 还是中国在这十年间都在持续对外展现相似的形象？针灸麻醉、杂技表演、湖心亭的茶客和人口密度意义上的现代化。不过有一些是十年前的安东尼奥尼所不知的——那些在外滩伺机等候外国人以“苦练”英语的年轻人——他们被简•莫里斯捕捉下来。
“在外滩，一个立着颓废小胡子的年轻人推开人群，将以卷档案递到我面前。我能帮他检查这份试卷并修改他的错误么？但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下午已经尽够了文法方面的义务。‘不，’我说，‘我不能’。”
1982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到上海，他在自传《两个幸福的人》中记录了与莫里斯相近的见闻：
“我们最不寻常的经历之一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在上海散步，没有罗教授和小林陪着。两个年青人走过来，说他们想练习英语。很快就看出来他们是想通过某种方法让我们帮助他们出国……年青的一个干脆直接问我们是否愿意收养他做儿子。我们总算找到借口让他走开，夺路回到饭店。”
三十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历史中戏剧性的变迁，把这些荒诞的生活片段，都归结为现代化快速进入市民生活后的特殊形态。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莫里斯当年的记录，它像奇迹般穿过光阴，却没有蒙尘。它不涉及历史观念的变迁，没有冷战阴影的恐惧、没有东方主义的绮思，没有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化的种种纠结。莫里斯仍然只是描述，纪录片一样写实地复制。她似乎满足于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繁复的笔墨中，用文风微妙的变化来描绘一种由社会行为所反映的精神状态——一种意欲突围的骚动和异变。
可以说，除了对城市的经典描摹，简•莫里斯的游记作品一直可以堪称历史精神的佐证，正如她描绘的艾希曼的审判，“我们疑惑历史是否中就有一个样本，我们把自己置入艾希曼谜一般的姿态中，推测他是否曾经在最可怕的梦魇中想象过，自己会这样被禁闭，坐在一个大型的玻璃标本盒里，犹太民族的力量无所不在的围绕着他”，她几乎没有鲜明的表态与令人侧目的观点，但那张“憔悴而平凡的脸”与阿伦特笔下“平庸的恶”却如此合拍地重叠在一起。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是莫里斯对自己50年漫游生活的总结，是各种年代作品的荟萃。在看罢这些好似由局外人带着某种情感所写成的作品中，我开始有理由相信，莫里斯是在尽力模糊自己选择的痕迹。与其用强硬的态度刻画一个个人的世界，她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情绪掩藏在一系列的对街头随景的细致描画中。可以说，在莫里斯那里，正是细节构成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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