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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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纪念李长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尧育飞
1978年12月13日，夙愿未偿的李长之先生驾鹤西去，享年69岁。生前的飞扬与落寞，死去的沉寂与夫随后的“出土”，在李长之身上绝对戏剧。我曾长久地伫立在西单武功卫，看那繁华与喧嚣的背后，是否漂浮着中国文艺复兴的游魂。想二十余年家居此地的李长之，眼睁睁见自己绝大的热望都归于虚无，那是何等的扼腕和叹息。清华园的意气，黄叶居的寂寥，原来李长之早就料中了天才的结局。在1933年写定的《<红楼梦>批判》中，他为曹雪芹描画的身后遭遇几乎一语成谶，“在百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国这唯一的大作家，在创作了那部惊天动地的唯一的大著作《红楼梦》之后，贡献给我国一般醉生梦死、毫无感觉的畸形读者，果然获得了淡淡的冷遇和乌烟瘴气的误解，就在这情形之下，寂寞地穷愁地依然怀了哀戚地只好无精打采地去了！”我惭愧，我无法冲决一切束缚的罗网，去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不知为什么，读《李长之文集》，我常废书而叹，拍案惊起：历史为何老让明珠蒙尘、黑铁放光。时耶？命耶？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民国学界的满天星辰中，李长之算不得光耀万丈，然而才力与学识、见地与境界原不与名气挂钩。他是单打的才子，只被少数人默默而强烈地怀念着。幸好今时满天飞的“著名的XX们”并不能遮蔽我的眼，浮云过后，我更爱我私淑的李长之。他勤奋、高产，十卷本《李长之文集》俨然他卓然自立的丰碑。文集所载，皇皇五六百万余言，既有《鲁迅批判》、《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广为人知的名著，也有鲜为今世人知晓的各种报刊评论，而如《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古典精神》、《西洋哲学史》一流的著作在大陆确乎是第一次全面的钩沉。斯人已去，文集犹存；言犹在耳，敢不传达？
一、 巧啭岂能无本意
一般人眼中的李长之，纯然是一个批评的才子，他敢写、能写，洋洋万言而倚马可待。所以无论是所谓的“清华四才子”（陈铨、李长之、张荫麟和钱钟书），还是所谓的“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和吴组缃），李长之都能名列其中。甚而鲁迅也不忘“揶揄”他为“李天才”。然而，那种援笔立就千言的才子，在民国学界风云录中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中国人本就讳言天才，推崇老成持重，所以江淹、王勃一类的人物往往传为子弟戒。年少轻狂，在中国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于是有所谓的“悔其少作”，于是有所谓的“五十岁之前不著书”之说，然而李长之偏不为这些所蛊惑、所窒碍。他要写，他每常看见《歌德文集》厚厚几十卷，就警觉起老人们的话来——“什么‘悔其少作’，不过是偷懒罢了”。他在24岁时写的《告青年文艺者——当心你的二十四岁》中以歌德24岁完成《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24岁写定《穷人》等事例为证，力劝青年朋友不要推脱，不要世故，不要偷懒，他甚而愤言道“世故的人们又劝人不要多写，这完全是欺哄人的，没有这回事！我们该说的话实在太多了，言论不自由，我们当有话争，盲从和奴性还在弥漫，我们当有话扫除，许多同是人类的同胞还在过非人类的生活，我们当有话呼吁……”。他并不空言，自己实在也勤勉地去实践，京津乃至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都排满着他的文章，从《自由评论》到《益世报》，从《北平晨报》到《大公报》再到《宇宙风》再到《中央日报》，据李长之自己估计，仅抗战前发表的就有二百余万字。
他是如此地笔耕不辍，收获颇丰自然就不在话下了。24岁，诗集《夜宴》出版，26岁，《鲁迅批判》结集出版，27岁，《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写定。到了抗战期间，李长之的著译更是迎来高峰，我们试看：1940年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1是《波兰兴亡鉴》和《西洋哲学史》，1942年是《批评精神》、《星的颂歌》，1943年是《苦雾集》、《德国的古典精神》及译著《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1944年则有《韩愈》、《北欧文学史》和《我教你读书》（今亡）问世，1945年，却又是《梦雨集》、《<文史通义>删存》（今亡）和译著《歌德童话集》。实际上他抗战时孕育的雄文巨著远不止此，1948年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大体也完成于这个时期。此后，他传世的作品还有《李白》、《大理石的小菩萨》（童话集）、《龙伯国》（童话集）、《李白》、《陶渊明传论》、《司马迁》、《<诗经>试译》、《中国文学史略稿（三卷）》、《孔子的故事》以及译著《强盗》等。此外，他抨击时政、批点教育、阐发文艺的单篇文字更是密密如雨。他曾自言“要以文字之力，和社会环境去恶战”，因此他之四处出击、到处立言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品众多，成果繁杂，这是值得褒扬的，然而如果只是即兴式的应和，那么这作者决计算不得伟大的批评家。“诵其诗，读其书”，我们不难发现，李长之决非那种随风起舞的时评者，也断不然是那种取巧的聪明学者。“巧啭岂能无本意”，他的批评和创作原有他一贯的立场在，有他宏伟的理想和抱负在。他高扬“批评精神”，热望新中国新文化，他乃是一个执拗的文化守灵人——毕生的愿力和心血都灌注于批评的伟业，满腔的热忱和意气都倾洒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伟大的理想中！他“巧啭”的本心在此，他批评的目的在此，他一以贯之的批评精神正为此而来！
不知道李长之的人根本地漠视着他的学术贡献，不理解李长之的人喜欢偶尔地拿他的只言片语来做学术的佐料，这两类人我只当他们是学问一途的路人甲，除了昧己，危害总是小的。最可恨的是这样一等人，他们偏要把李先生“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构想挖出来充当求官问名的终南道，去构建当今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照理说，学问并非不能用于政治，并非不能拿来经邦济世，然而囫囵吞枣和生搬硬套的腾挪，不但害了政治，更会污了学问。借着李长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我愿意略陈鄙见，将我所认识的李长之呈现给读者。知我罪我，愿诸君以《李长之文集》为准绳。
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2年，李长之在是书序言中如此写道。再明显不过了，李长之这本书的意图就是要给“五四”来一个总结，给未来画一个草图！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李长之并不存在学衡派那样的质疑，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否必要的疑问，在李长之是没有的。 “五四”，在李长之眼中俨然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却是过去了的，是不够的！在《五四运动之文化意义及其评价》一文中，李长之高调宣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是这一个时代的精神”。在他眼中，新文化运动是移植的，是启蒙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远够不上文艺复兴。这时代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一言以蔽之，这只是“启蒙运动”，而非文艺复兴。照李长之的看法，文艺复兴乃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他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乃是要对过去的中国文化有一种认识、觉醒和发扬。立足于批判“五四”以建立自己的文艺复兴构想，是李长之对“五四”自觉之后的必然产物，本书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要谈中国文艺的文艺复兴，方法是必须说明的。李长之所谈的文化并非我们如今大而无当的文化，他看重的乃是最高层次的文化，他说我们不谈文化则已，谈就必须就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吴道子、王羲之、朱熹、倪云林、王阳明等人的成就看，像内山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这样的书，简直荒谬之极。他又希望谈文化的人具备才、学、识、德，免得“鱼目混珠”，贻误后人。他这样说，也便这样做，我们试看李长之用力精勤的所在：歌德、康德、席勒、狄尔泰、荷尔德林、玛尔霍兹、托尔斯泰、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王国维……无一不是文化的顶峰！他呼吁着，也实践着！
方法和要求都具备了，倘若按照当前的文法，恐怕是要直接文艺复兴了。然而处乎“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中，立乎“古今之变”与“中西之争”的十字路口，李长之不能不有强烈的救世情怀，他得给当时中国的文化运动把脉，得给战时的文化开处方。于是他不能不迸发国族的情怀，不能不对过去几十年的“中西文化之争”来一个了断。可即便这样，他还是不能忘情于人类永久的文化价值，因此他要的是“文化国防”而非“国防文化”，前者自文化而发，是由文化而想到国防；后者由国防而出，是从国防而想到文化，他希望学者们能够勉为“文化长城”！（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许许多多谈文艺复兴的人，或者为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或者为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其实都是斤斤于“国防”的，他们的目光所及，决不在李先生所谓的文化上。）李长之的国族情怀是这样磅礴，古今的情怀又何尝殊异呢？他不能遏制对德国古典的向往，也无法停止对希腊的倾慕，然而他也并不能忘怀周秦。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高峰本没有高下（他与同时代及以后那种认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拯救世界的人有根本的区别）。他希望更好的认识中国的传统，同时不忘更高质量、更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在他看来，“凡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吸收上最猛烈的时代，也往往是在创造气魄上最雄厚的时代”。因为这，他时时不忘翻译的工作，二十余万字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便是极好的证明，是书仅注释就近六万，于此可见他翻译的严谨。他热爱德国，学术源头的一支便是日耳曼，我们试看他批评的方法，对“完人”理想的热衷，对中国古人人生观之发掘，哪一处不流淌着德国的血液呢？然而他的世界主义情怀是永远地扎根于中华大地的，他热爱着秦砖汉瓦，赞叹着晋字宋画，他以近乎唐人的胸怀呈现出批评的课题——“照西洋的方法，开中国的宝藏，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义务”（见《苦雾集》），我们试看《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极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一系列批评著作，又何处不散见他这种融通中西的努力和胸怀呢！
我们现在看李长之的批评课题，不免要疑心这是胡适“整理国故”的翻版。老实说，胡适的口号如果百分百成功，那么李长之的批评任务的确多余，然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明变”、“求因”和“批判”这三大治史目的究竟没有完成，基本达到的恐怕只有“明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长之所谓“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拥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所谓的文艺复兴是接着传统而来，而非照着传统去做。在李长之看来“接着，而不是照着，这话极有意义。接着者，就是的确产生自中国本土营养的根深蒂固的产物了，然而不是照着者，就并不是一时的开倒车和复古。只有接着中国的文化讲，才是真正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他在高度评价冯友兰《新理学》时如是说。我们从他认为他老师冯氏所著《新理学》为抗战前学术进步中最有意义两件成果之一（另一成果为梁思成等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见《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和评价》），就可见他是何等的注重学问的一脉相承，也可见他之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原由。因为他对前此学问是不满的，所以他希望后此研究和批判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能够更深入、更精细。至于方法，它却不能寄望于乾嘉一流的“国术”。这里面的原因，李长之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说明，他说中国文化的宝藏譬如埋藏于地下的元宝，并非没有价值，然而现在世界上流通的都是纸币，倘若我们抱着元宝买卖，肯定是行不通的，然而一旦我们学会将元宝转换成纸币，那么元宝的价值不啻重放光芒！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发现了中国儒家的根本精神，发掘出一个健朗而古典的“刚性”孔子；他发扬出中国古代的审美教育，认为那种“玉文化”实在是中国古代美育发达、审美成功的代表；他也确乎精辟的指出了中国人人生观的缺点，希望召回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免得孔孟二老在地下寂寞并伤心了。
他对于过去的总结既是这样的清晰而简净，他对未来建设的愿景便也要直率的呼出了。1942年冬，中国政府收回英美等国在华特权，这在李长之看来，“百年国耻”是基本过去了。虽然日寇仍盘踞着中国的广大河山，然而李长之和当时几乎所有乐观的中国人都预料到抗战即将胜利！而他们要做的，便是那激动人心的大业——“抗战建国”！是的，“抗战建国”这曾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口号在当时简直是启明星。李长之自惭自己是“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人，似乎至少应该对文化建设的问题贡献一点自己的意见”。他由是想到了战后的建设，“在那百废待举之际，文化的建设岂是可以忽略的”，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提出了自己复兴中国文化的建设方案。他的建设途分三道，分别是精神建设、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以精神论，他呼吁强化国家民族意识；以舆论论，他主张那种有限度的自由；以思想论，他希望人们思想不偷懒，学者有大气魄，大学教育能从“大”从“学”。书生议政 ，多半天真，李先生也不例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最后一章《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的结尾，他深情的展望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
以《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为界标，李长之的学术生涯一分为二。前此，是致力于批评，致力于汲取古今中西，从而形成了自觉的文化构想；后此，他的批评和学术求索是以批评实践他的构想。从此，他知道他的批评不单是寻求文化的永久价值，同时担当了复兴中国文化生命力和精神的担子。他的笔耕，之前和之后，其实一脉相承，不过经由抗战的巨大民族和压迫，而催生出强烈的国族意识。然而国家范畴内的“中西之争”，在李长之心中，永远只是一个持续泛起的波涛。他毕生的学问，始终交锋的乃是“古今之变”：古如何变今？今如何续古？古今一脉相承的永久的价值是什么？国仇家恨的“救亡”在他看来仍然不过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就地域看，新文化运动固是西化运动，而就时代看，则是现代化运动。在现代交通情况之下，地域的疆界本已难划，时代的巨浪更难抵抗”。他乃是把“中西之争”纳入“古今之变”中去了！我们看抗战之后李长之的文章，《李白》、《孔子的故事》、《司马迁》、《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除去内战三年抨击时政、教育的，他简直沉湎在古代文化的再发扬和再普及中了。至今出版的两本研究李长之的著作《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和《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依我看，都过分高估了抗战救亡对李长之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李长之抗战时“挖掘”出的那个刚性、健朗的孔子，认为中国绘画是男性的等观点都是是一时之需，是环境压迫下文化焦虑的表现。然而我们试看1956年出版的《孔子的故事》，那时总不至于有抗战那种压迫吧，然而李长之笔下的孔子仍然是古典、健朗而刚强的啊！他和宗白华先生谈论瓷器、玉器仍是赞不绝口，以为那是中国文化精粹的典范（据李长之女儿李书回忆）。的确，李长之不能忘情国家民族，然而他最钟情的仍然要数古今都不能磨灭的永久的文化价值！
我们读他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如果把书中内在的古今张力与中西张力置于同一高度，恐怕会误解李先生的本意。他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对“完人”理想的追求，都是他消解中西而进入古今角力的有力证明。然而那些倚靠本书指点江山，为当代中国文化复兴把脉的人，恐怕是把这书当政论看，仍执拗于他们的“国防文化”战略吧。可是李长之在序言中已明言“我的朋友吴组缃兄劝我不要写这类的‘政论’文章，是的，我这一套意思发表完了以后，我就一定告结束，还是专治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了，然而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热情却是绝不会冷却的”。李先生并不以为这是政论，而他的热情也的确不集中于政治。如果有人不幸误读，那么我劝他重温此书；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曲解，那么我希望他能回过头去多为“文化国防”做些事，这样庶几不让李先生在泉下哽咽了。
三、勉为“文化长城”的背后
抗战建国，多么动人的字眼！昭示着少年中国虽身处抗战的炮火而逆流勇进的昂扬志向，举国的热情是那样的青春，那样的奋发！这样的青春志气，这样的百折不挠到李长之那里便是“勉为‘文化长城’”的雄心，也就是我们刚才申言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37年平津文化机关南迁时，《大公报》在社论中劝当时的学者“勉为‘文化长城’”，李长之深以为然。他直言道“在悲愤不能自抑之中，我所要说的，也无非仍是‘文化长城’四个大字而已。不过这个长城也不只是地理的，更重要的，乃是心理的，这个长城也不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永久的”（《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他说“倘若我们再不要只是瓶中的插花了，那就必须是衔接（不是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后可。为保卫中国这种文化传统而奋斗，就是我所谓文化国防。在抗战中建国，在建设我们的国防文化中，建设我们的文化国防！”他要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承接；他之所以要倡言文艺复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希望能够藉由国防文化而达到文化的国防。他要建设中国文化的长城——那不是什么封闭而保守的屏障，而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值得我们民族去保卫，也能保卫我们民族传统的永久的文化！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雄心，何等的抱负！
倘若我们要推究其源，就不能不说说李长之的个性。“A man's character is his fate” Heraclitus这句名言是李长之所喜欢的，他自己也往往成为这话的注脚。他对任何事都不能平庸，他向往人类的天才，他礼赞那些艺术的巅峰。在他心中，屈原是浪漫的高峰，而孔子是古典的极致。他能欣赏司马迁的浪漫，也能深味李白内心的寂寞，他是把自己勃发的情感倾注于批评的对象了！所以他提倡“感情的型”的批评！他本质上乃是近于诗人的！然而浪漫的他（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曾妙语劝李长之放弃追求诗人徐芳，因二人都太浪漫），钦慕的却是和谐、庄重的古典。在中国，他最爱的是孔子，在德国，他最喜的是歌德！将浪漫纳之于古典，是李长之毕生努力的方向！——他少年时，是直然要做孔子的（见《社会与时代》），他读书清华时，是能够跑去西山黄叶居写《<红楼梦>批判》的，他写李白时，是时常泪流满面的！他的感情是这样浓烈，却又走进了德国古典精神的宏阔天空！于是，他的抱负就越发大起来了，他多次提到“有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雄心，就有亚里士多德囊括宇宙间学问的抱负，有汉武帝征服天下的雄心，就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民国时期，照我们现在看，似乎都是兵荒马乱的光景。然而乐观浪漫的李长之却得出了“大时代当有大学者”的判断。他不否认梁启超所言“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也认同张君劢所说“这是民族自信力的大检验期”（见《明日之中国文化》），然而他是乐观而自信的，也因此他意气飞扬地认为抗战之后的文化将迎来一个大创造、大繁荣时期！他说“在一个民族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接吗？”
然而个人的抱负终究离不开时代的背景，离不开历史的羁绊。李长之之提出这绝大的愿景，也并非纯是个人意气使然。“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伟大愿景和历史命题，更大的基础是近代中国数次大规模的文化论争，更深的背景则是近代多灾多难的国运民生。
中西文化论争，在清末民国绵延起彼伏，从未消停。在李长之之前，张君劢在1936年初版的《明日之中国文化》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自今日上溯漱溟先生书出版之时，已十余年已，国家形势愈危岌矣！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文化之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某方面提出一种口号者，曰德谟克拉西，曰塞恩斯，曰苏俄主义，曰法西斯主义，犹之病者命已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唯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尔！”张先生对“东西方文化论争”以来国人文化求索的梳理堪称详备，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也未见得十全十美，他说“吾族文化之出路有一个总纲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类似的药方在当时几乎到了满天飞的程度，然而姑且不论这些药方是否有效。为民族文化诊脉开方的众多学人的焦虑点却基本相同，用张君劢的话来讲那就是“吾侪生于今日之中国，有至痛心之事焉，则四千年旧文化行将由衰败而进于灭亡是矣”（《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无论复古还是革新抑或折衷调和，都是不得不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急迫的命题。于是，最早有张之洞们倡言“中体西用”，其后梁漱溟等人掀起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嗣后又有胡适、陈序经等人大呼“全盘西化”，然后是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的宣言劈头就问“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领域是消失了”，在他们看来，时局已经危到如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地步了。事急矣，势迫矣！他们希望文化能够满足“此时此地的需要”，希望“使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恢复昔日的荣光”。然而胡适（论争后期胡适希望以“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陈序经因此把胡适归为“折衷派”，然在“全盘西化”观点上两人大体接近。）和陈序经等人的判断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中国本位”完全是多余的担心，陈先生甚而引郭嵩焘之言“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力证“全盘西化”才是“一个较为完整、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全盘西化的辩护》）。然而此期的文化论争到此仍然只能算是态度的争论，文化的根本问题其实何尝触及呢？两边举例的反驳都无非是琐碎的吃穿住行，是点滴的文化流露而非文化最高层面的对垒。他们的流于态度之争，是李长之所不满的。李长之与他们的不同处乃是他心中隐约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样子，他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有确实的可供参照的对象在，有所要复兴的古代宝藏和现代方法在。在1942年写定的《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中李长之针对“中体西用”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是不是‘真’觉得中是体，西是用？第二是中国的体到底是什么？西洋的用到底是什么？第三是，对一种文化是否可以只取其体而不取其用，对另一种文化只取其用而不取其体？”在对这四个问题一一澄清之后，他认为中体西用实际并无可厚非。针对“全盘西化”，他不能认同完全抹杀中国文化的解释（不论是否为全盘西化的本意），然而如果说对文化的吸收要整个而彻底，他则完全赞同，因为吸收未必放弃自己的立场（这里，他举辜鸿铭为例），以此，他并不以为这和“中体西用”有什么冲突。最后说到中国本位，他认为这的确代表了一种觉醒，只要不矫枉过正，只要不成为反动复古者的借口，那么这和前此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道理只有一个，真正的建国途径也只有一个。所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未尝不可通。”然而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已经消解了这三个名词的激烈竞争了，于是李长之提出自己的名词：“文化……就其接受传统而言，就其需要原来的土壤而言，则中国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乃是一个‘文艺复兴’！路没有白走，百年来‘试行错误’，就是这文艺复兴的长期准备！我们愿意文化与国运并隆！”（《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中国”，再盯紧“长城”，我们就不难发现李长之这一文化命题的背后是有着强烈的国家情怀在的！实际上，如同以上思索中国文化出路的前辈们一样，李长之对国仇家恨也有切肤之痛！1928年“济南惨案”时，18岁的李长之在济南城门第一次见识了日本人的硝烟和炮火，尸体和血腥。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李长之也亲眼领略。他不是漠然的书斋人，虽然早年他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也痛恨庸俗的爱国主义，然而他忘的是流俗的情，大节大义，他恩怨分明。衷心深处，他何尝一日忘了他那“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可爱中国呢！他少年时受家庭影响，是信仰基督的。然而“济南惨案”之后就读教会学校齐鲁大学附中时，他却毅然反对起教会学校和基督教来了，他以为政治上已然受了帝国主义压迫，文化上又何必再受他人的麻醉呢？于是他立定主意“必学医，以解除人身体上的痛苦；必能文，以解放人精神上的镣铐；必从事革命，以图根本改善人之生活”。然而，究其一生，他不过是太受政治环境的支配了，实际的，他并不热心政治！(见《社会与时代》)所以他看战争，最多的是以人类和世界的眼光看，例如他评“济南惨案”，是“人类的愚妄在扮演这一切”，他谈抗战，虽也有愤言，然而最终的落脚点却在人类，在文明和文化。这种“世界情怀”在当时的思想界，在李长之的前辈甚至同代人中实际上普遍存在，然而中经抗战，这样的情怀实际大大的萎缩了。虽然此后毛泽东等人放乎四海的理想中仍存大同的影子，但显然已不那么有力了。相对的，在当时的西南大后方，强烈的民族认同观念才是鲜明融进学人们著述的一支。“战国策”派的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正论述“战国时代”，提倡激进的国家主义，倡导“力”的文化，明辨“知”与“行”之关系；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宗白华的美学探寻，闻一多的《离骚》考证，朱自清的经典再谈，梁宗岱的屈原研究……无一不饱含着浓烈的的国家民族情感，他们试图重新发觉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不同方向去超越“五四”，去重新求得文化上的中国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中，战时的知识分子履行了他们“铁肩担道义”的承诺！此期，李长之的名文《孔子与屈原》热烈地礼赞了孔子和屈原，他说“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我们民族是幸福的。”在文中，孔子是“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想的古典主义者，屈原呢？则是“为理想奋斗”的“与愚妄战”的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孔子是刚性，屈原是纯粹的。他们连同《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中对中国绘画永久价值的褒扬！是李长之处乎抗战“以文字为战”的力证！然而，我并不能同意夏中义、张蕴艳断言李长之因为抗战而出现学术裂变，靠拢国家的说法。的确，在1942年前后，战时的思想界发生着巨大的分野，李长之的朋友吴晗“左倾”了，他的老师闻一多也由诗人而变为“斗士”了。然而，李长之向往自由的信念真的因为战时巨大的压迫就消解了吗？李长之发掘出“刚性健朗”孔子纯粹是断章取义的一时之需么？李长之向往自由的人本精神真的在此期裂变并造成之后坎坷的命运么？诚然他的《波兰兴亡鉴》是直指当时的国难，是为当时的抗战提供殷鉴的。然而我们不能忘了，李长之的国家主义只是一个不断泛起的意识，本质上，他是一个文化永久主义者，具乎的是四海情怀！他言“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预存凌驾他国文化的欲望，他言中国本位并不认可中国代替一切，实际的自由平等他何尝忘记！他乃是和鲁迅一样，热爱自由，但并不崇拜“自由主义”！
实际上，李长之与那些的前辈们的不同出还在于他乃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他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由“崇尚英美派”（胡适、陈序经、萨孟武等人）内部关于吸收文化的态度之争，而变为“德国派”（张君劢等人）与“英美派”之间的对垒。相较于“英美派”之重在实际的态度，重在文化点滴的计较，“德国派”是有宏大的构想，有可操作的切实的路线在（胡适之就认为文化的吸收没有标准）。这是德国学术的优长，然而也蕴含着危险（李长之其后的命运与这联系其实不小）。他成功的将“中西之争”纳于“古今之变”的框架里。在文艺复兴的古今置换生成中，他成功的瓦解了“中西之争”天然的不可调和性。他有浓郁的故国情怀，但并不能忘情于西洋的精粹。他之爱周秦，是与爱希腊，爱德国的古典时代平等的。他之反宿命主义，反虚无主义，反唯物主义，也是置于古今的立场，并不分什么中外。在他看来，“道家是虚无主义，宿命主义，一切悲观，一切讥讽……道家有什么呢？空造下数千年来冷淡的人生观……其斵丧中国民族的元气处，完全是不可挽赎的罪孽”，而西洋的唯物主义，文学界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在李长之都是不能接受的。置于中国的学术史，李长之容或是一个新派人物，然而放乎世界学术史，他简直是个极度的保守分子。他说“唯物，宿命，虚无，三者往往相邻，我也不管是今人，是古人，是外人，是国人，是上智，是下愚，凡是这种思想，我就一律憎恶”。——我不否认李长之扎根的是中国的文化土壤，然而国之大，放乎世界，又何尝不是一种四海情怀呢？——他热望的乃是古典，他终于没有被国家笼罩住！尽管受张君劢等人影响，他曾大力倡导费希特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中对民族主义、国民自信和民族复兴的号召，但是就如他早年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一样，他终于是跳出了个人的成见，时代的偏见，走进了古今紧张的对垒里！
生于1910年左右的学人，我敢说，是中国最后一批真正在古今中西之间具有选择余地的一代。我们看钱钟书、季羡林、林庚、牟宗三、张舜徽、启功等人的学术分野，就能看出他们在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之间分道扬镳的侧影。李长之又何尝不是处于这关口呢。他起初受的是白话文影响，后来因为张宗昌在山东复古以及老师张次山的影响，却又掉入文言的大海，我们试看他升高中的作文《士先志》，就可见他当时的文言修养“语云，士先志。志何谓哉？志者，心之所定也，譬如行路，适燕者北其辕，适越者南其楫，非是则目的弗达。为学何独不然？先贤教人，首以言义利之别，志乎义，君子也，志乎利，小人也……国家濒于危亡……士乌不可先辨志哉”。这俨然是一篇八股的策论，难怪他的举人老师张次山说如果科举不废，李长之也是可以中举的。然而文言在当时的是脆弱的，“济南惨案”促使李长之重温“五四”的解放精神，1929年他入北大预科读理科，两年后考入清华读生物学，旋即又转入清华哲学系。在此期的转变中，中国德语文学界的前辈人物杨丙辰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他曾撰万字长文《杨丙辰先生论》详叙自己所得益于杨先生的。是杨先生教他进入德国古典的天空，给他指引出批评的通途大道。于此，李长之的学术有了两个“古”，两个“今”，西洋的“古”、中国的“古”于是为他所仰慕着！在他读罢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康德、席勒、玛尔霍兹、洪堡等人的批评著作后，他是不能满意与中国的古典批评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伟大的批评家不过孔子、孟子、刘勰、王国维等少数几人。少理论、少体系、零碎而不成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留给他最初的印象，然而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美育思想以及随后罗素等人对中国古人人生观的发掘，使他重新审视起中国绵远而伟岸的文化传统来！“郁郁乎文哉”的皇皇古国文明，他没法漠视！然而如何“重温一温我们锦绣的文化”，却仍是挡在李长之面前的大难题！
古今文论的转换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焦点话题，古典文化的再阐释也同样如此，然而民国学人老早就面临这样的焦虑。以古今为轴，学者王一川将民国批评家大致分成三类：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朱光潜、李长之、梁宗岱、李健吾等），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钱钟书等），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宗白华等）。毫无疑问，这些批评家和美学家在古今之变的洪流中都做出了自己可贵的探索，然而其中最成功的却仍要数第一类批评家。他们从西洋的方法入手，从中看到了重构中国文学经典、续接中国文化传统的的希望！在古今的隔膜中，李长之们发现了生成大批评、铸就大文学理论的契机。我们试看他随后纪念蔡元培的文章，看他发扬孔孟美育成功的思想，看他批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至李白、李商隐、李清照、章学诚、刘熙载、王国维，就可见他于古今之变的碰撞中获得了两条“复兴”的路子：一是重寻古代诗人和作家的生命力和精神；二是探讨古代文论思想的现代阐释。至于重寻和探讨的工具，却几乎全来自西洋。这种现代意识夹杂古典遗韵成就了近世批评的一道亮丽风景！李长之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批评实践和理论构建上都有突出表现），就不能不引起当代人的关注！——他的批评实践如何？他的批评精神是什么？他的批评精神何为？他宣扬的批评精神和批评理论可曾实现？
要言之，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基础是“中西文化之争”与“古今文化之变”，然而是“古今之变”是容括了“中西之争”的，其诱发点乃是抗战，至于学术切入点，则是对“五四”的文化评价和深刻反思。
四、批评精神
李长之与批评结缘一生，从1932年的《请教八股的唯物辩证法》到1957年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一生都未曾缺席批评的事业。他的师友也是关乎批评的居多：以师长辈论，则有周作人、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杨丙辰、冯友兰、宗白华、郭绍虞等，以朋友相称的，则是老舍、梁实秋、沈从文、臧克家、李广田、李健吾、曹禺、常任侠、林庚、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他因为参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朋友，又因为主编《益世报》文学副刊、《北平晨报》文学副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和评论家，再加上他执着的书评实践，使得当时文坛的大部分作家都成为他的朋友和批评对象。就批评的实践而言，李长之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就批评的理论构建而言，他办《益世报》时结识的郭绍虞，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同事罗根泽，以及当时积聚中央大学的画坛人物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他的批评理论建设。就李长之本人的个性而言，是浪漫而喜欢“评头品足”的。一切的一切，都助益着他的批评事业。而因着杨丙辰先生的影响，他毅然放弃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机遇，决意为批评事业献身。也因此，李长之本人宁自喜欢以批评家自居，他说“如果有人称我为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在1942年结集出版的《批评精神》中李长之系统的阐释了他的“批评构想”，集中热烈地呼吁批评精神，推崇感情的型的批评。因为这批评精神，使他能自觉提出那样伟大的文化命题，又因为那感情的激越，使他的批评激情四射，魅力非常。我们甚而可以这样说，离了这“批评精神”和“感情的型”，李长之对文化决不能有那样如炬的目光，也不能在1943年之后产生如此丰富的批评实践来为他的文艺复兴添砖加瓦。
当然，要进入李长之的批评世界，首先得触及他的批评观。他的批评是并不局限在文艺批评的，他曾声辩道“有的朋友觉得我搞得杂，铺的摊子太大，甚而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我是在搞批评，批评涉及的面本来广。我现在搞古典文学，但我认为这仅是应用批评的一个方面，我主观上却还是在搞批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要求批评的范围乃是一切的文化，因此他要求批评家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社会的理想、艺术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他希望文艺批评家具备三种学识：基本知识（语言学和文艺史学），专门知识（文艺美学），辅助知识（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也即所谓‘社会科学’）（《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因为他所要求批评家的是如此的深广，所以他看重的批评家就绝不限于文学，而重在他们的批评精神和批评方法。以此，孔子、孟子、荀子、王充、朱熹等人在他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他眼中，孟子直然是儒家最富批评精神的人。那种“王何必曰利”的反功利立场，那种“充实之谓美”的见解，那种“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先验的纯粹标准，那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在李长之而言，都是欣赏着、学习着的。然而他最钟爱的乃是孟子作为大批评家所具备的伟大性格——那就是批评精神！
“什么是批评精神呢？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反之，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进无退地战斗着，也领导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批评家的孟轲》）李长之是这样地钦慕于孟子，并从中总结出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的“批评精神”。也因此，他自己也一面要做战士，要“知言”，要和人辩，一面也要做积极的建设事业，那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深切的了解，能平等的欣赏，全力地拥护，热忱地宣扬，有谁破坏就全力打击之！他简直浑身散发起原始儒家那种昂扬激切的理想光芒，高扬道德理想的批判大旗，“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因此，他所谓的批评又在反奴性。他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生平志向的源头，他说“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悼季鸾先生》），“与愚妄战”，是为正道直行，“虽千万人吾往矣”，“为理性争自由”，乃是要为科学而理性的批评事业开拓自由的天空。
他之高扬理性，使他对构建文艺科学极度热衷。他希望能将科学的方法引入文学的研究，尽管他知道二者之间存在距离，但他不能放弃“文学成为科学”的抱负。他固执的认为“文学科学之成为科学，在其科学精神，而不在其仅仅利用科学精神”（《文学研究中之科学精神》），他受玛尔霍兹《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影响太深，总觉得文学研究可以成为独立的科学。在他自己的批评实践里，则有《<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等文章致力于寻找文艺的普遍规律。时至今日，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警惕李长之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构想。然而不预存科学的偏见，不预存普遍规律的厌弃，我们是不能完全否认他这种顽强的求索的。况且，李长之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框和公式，他喜欢浓烈的情绪，爱好极端的思想，他衷心深处的这种感情高喊出来便是“感情的批评主义”——以态度论，它要求批评者能摒弃个性，而吟咏于作品的世界中；以批评论，它要求批评者以“感情的型”（“假乎艺术的形式而超乎艺术的形式”，“是抽去了对象，又可溶入任何的对象的。它已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为标准；以理解论，它要求批评者能提出正面的主张，得出作品的真面目。（见《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
他的批评精神是这样的激越和不妥协，他批评的对象，也就不能不具有绵绵的生命力了。正如他评价鲁迅一样“诗人的鲁迅，是有他永久的价值的；战士的鲁迅，是有他时代的价值的”，他作战士，但更希望当诗人！我们试看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看他的《陶渊明传论》，看他的《李义山论纲》，是不难发现他对永久价值的追寻，他乃是在以批评实践着完成续接文化传统的使命。他的文笔虽然犀利，分析虽然透彻，然而绝非没有温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他就对大学教育、对青年有热烈的鼓舞。他的笔锋原是有力而温暖的。周作人曾这样写道“李君的学力与性格去做文学批评的工作总是很适当能胜任的……我读李君的文章留下最深的一点是他对于儿童的关切”（《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的确，李长之以批评为武器去建设新文化，确实要破，然而他对于建设的立更看重：我们读他关于儿童和教育的批评，读他关于大学改革的评论，不能不感到他对教育的殷殷期望，对幼辈的拳拳呵护。为了商务版《小学生文库》的不合适宜，他不惜与王云五论战，对此，老舍不禁赞道“与王老板战，如常山赵子龙，浑身是胆”。他内心深处涌动不息的生命感情原是温暖、真挚而源源不断的，因为这，他的批评绝没有人身的攻击和无聊的谩骂，在他看来，“一切不学无术的人们,是在点缀着、支持着中国贫乏寂寞枯窘的文坛了,假设他们从事于创作,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批评者的缘故,其肤浅、空虚、诞妄是稍稍可以掩饰的,一旦而冒充理论家,弱点遂完全暴露无遗了。狗咬狗似的论战,是在充斥着了,然而谁也咬不着谁,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臭架子,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他们所以咬,是因为所见的太小,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他神往的乃是勃兰兑斯，他说“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温暖而照亮人心！
五、良辰未必有佳期
《流莺》
李商隐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晨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愿景不可谓不大，努力不可谓不多，“奈何赋命不辰，天不假年，绝大的愿力，罕见的才华，终归于虚无！”（郜元宝《追忆李长之》）抗战时期他不能满意于“五四”的成绩，然而到了1947年，他却只能失望道“我绝没想到（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这么一副样子。我虽然不后悔我那种热望，然而究竟我那期待还太早了……现在号称复员，但起码的‘复员’——恢复战前是不必说了，就说能够继续战时的精神——也没有做到……在种种之中，最悲惨的是文化……我们老百姓能说什么？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这几乎是幻影；再谈起我们所不满意的‘五四’，也已经像‘发思古之幽情’。所以，我不能不在‘不放弃文艺复兴的热望’之外，重弹一点低调，重作一点起码的呼求：起码要保卫‘五四’吧，起码要再从‘五四’出发，发扬发扬‘五四’吧……起码要回到那么一个世界……要科学，要民主！”（《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李长之的一生，历史并没有给予任何实现的可能！他一生的命运，背景都是革命和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济南惨案”，再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战，然后是三年内战，然后是批胡适、批《武训》，再后是“反右”，至此，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49岁，在一个即将“知天命”的年龄李长之沉默了，凝固了！此后包括“文革”在内李长之度过了20载漫长等待，春天来了，“右派”的帽子摘了，然而他的生命也凋零了。去世前，他的同事聂石樵先生去探望他，他坐在椅子上说“王安石六十九岁死的，汤显祖也是六十九岁死的，我今年六十九岁了”，说完，凄然泪下（见聂石樵《怀念李长之先生》）。生不逢时！在李长之从前是不以为然的，他总埋怨国人偷懒、不努力，以为黑暗的封建时代都能产生《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难道今天我们不能奋发有为吗？然而，在历史面前，个人的命运往往微不足道！
“中国的文艺复兴”，多么鼓舞人心的号召啊！梁启超、胡适一干人等莫不钟情于此，北伐成功后不久的1930年，学者陈安仁在《中国文化复兴之基本问题》一书中也满怀期待地向往着“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嗣后全国上下当努力于建设一途，建设之道，千端万绪，在国家立场上以云建设，当完成中国自由平等之地位……在文化之立场上以云建设，当使物质的文明与精神的文明平行并进，与欧美文化共竞于天择优劣之场……国民革命成功……中国之文化必有复兴之可能与机会！”这样的憧憬和李长之的热望在精神上何其相似！然而近代中国史在给国人以升腾的希望时，总缓缓扼杀那希望成为现实的可能！在解放初期，李长之是期待新中国的，他满心以为学术抱负能够在新中国新文化中统统实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李长之在1949年代表北师大教授会起草《迎接解放》宣言，后又起草《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和《向新政协致敬》了。新中国的新气象确乎鼓舞人心，加上彼时北师大中文系因为拥有刘盼遂、黎锦熙、陆宗达、王汝弼等先生而形成的优良学术氛围，李长之达成他伟大的愿望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终于只是“似乎”而已。早在1946年，他曾发愿“假如再给我20年时间，我将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五十年代初期，他的确写成风靡一时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只给了他十余年时间，而且是特定的。1978年当他为这本文学史写新版题记时，不惟精力不够，思想也已面目全非了！——沉默二十年，宝剑也难免生锈，更何况人的精神和思想呢！
今天，有人以为盛世重启，李先生的愿望我们可以帮忙实现。对此，我存疑不少。让我们再温习下历史吧，1946年，学者顾毓琇也曾撰《中国的文艺复兴》呼应李长之的号召，随后顾先生多在海外及台湾谈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这热望也同归虚无。1962年，胡适之去世前后，台湾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论战”，论战的本意是推动“新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然而中途“质变”，最后竟以双方藉“诽谤罪”互控于法庭而“偃旗息鼓”。古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难道唯有毛泽东一流的人物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革新运动么？“我敢拆穿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焚书坑儒的倾向的，只要这书不是自己一派的书，儒不是自己一派的儒。知识分子不能容纳知识分子，比什么都厉害……秦始皇不过做了李斯的傀儡而已。”(《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 李长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根性是至为痛心疾首的！记得去年11月份，以“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为主题的“2009•学术前沿论坛”在北师大召开，张颐武以李长之先生的构想为框架侃侃而谈“文化软实力”，以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我就质问他：这火候果然到了么？你这“国防文化”果然是李先生所谓的“文化国防”么？这输出去的“中华文化”究竟是不是民国学人讨论的文化，是不是李先生意图复兴的文化呢？限于时间问题，张颐武当时并未正面回答，这是颇可遗憾的。诚然，我举双手赞同国人高扬民族文化，饱含民族情感，然则学问的事情，说明是说明，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可否仿效，如何仿效……这些完全不是一回事！混淆事实、价值和可否效仿势必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究竟是历史延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还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了历史的遗憾？我辈当深思！
李长之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究竟如何？他一生的遭遇和学术建树究竟怎样支持着他的伟大抱负？他的文艺复兴思想究竟有那些贡献，又存在哪些纰漏？他的批评精神是万世不易的么？他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真的能够“接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么？对于中国文学经典的阐释还有其他较优的路径么？……李长之毕生都不愿多与政治打交道，然而回望李长之的一生，他的学问——人生实在太受政治的左右了。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焦虑自然和李先生有别，然而关乎政治、关乎文化的永久价值，似乎仍有相通之处。但是这些相通之处是今天重提文艺复兴的理由么？近几年刘军宁等人也放言“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内容或有殊异，价值或有高低，然而本文无意评价其妥当与否、可能与否，只是希望中国的学问能够“接着”从前的传统来，“照着”或者移植都不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而惘然不知。学问事，本该如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一样，鲜血淋漓，明明白白！玄虚要不得，嫁接也不可取。时移世易，今时的中国，政事、环境、民心、学术取向与民国比皆已形同沧海，照着李长之的思路再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斟酌和考量。那么，怎么办？愚以为，学术的进步的确有赖前人的铺垫，然而照搬甚而误读前人的成果以资当道的建设，不但偷懒而且无赖！“一掴一掌血，一鞭一道痕”，接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所有学人一步一个脚印，齐心协力为其营造“佳期”，为其充实内涵，为其拓展成行的“可能性”。此外，学问的难题，当在学问内解决，寄望外界的干预，实与蟊贼无异！愿普天下有志学人共勉为中国的“文化长城”！
行文至此，收笔自不在话下。就以李长之先生在1942年悼念张季鸾先生的话作结吧！“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先生往矣，先生之人格，将时时予吾以信心和勇气。汉时李将军死，天下识与不识，皆为痛苦。吾不幸，未能于先生生前接杯酒之欢，今姑置于不识之列，为先生哭！”（《悼季鸾先生》）
二〇一〇年清明节改定于铁狮子坟
——纪念李长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尧育飞
1978年12月13日，夙愿未偿的李长之先生驾鹤西去，享年69岁。生前的飞扬与落寞，死去的沉寂与夫随后的“出土”，在李长之身上绝对戏剧。我曾长久地伫立在西单武功卫，看那繁华与喧嚣的背后，是否漂浮着中国文艺复兴的游魂。想二十余年家居此地的李长之，眼睁睁见自己绝大的热望都归于虚无，那是何等的扼腕和叹息。清华园的意气，黄叶居的寂寥，原来李长之早就料中了天才的结局。在1933年写定的《<红楼梦>批判》中，他为曹雪芹描画的身后遭遇几乎一语成谶，“在百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国这唯一的大作家，在创作了那部惊天动地的唯一的大著作《红楼梦》之后，贡献给我国一般醉生梦死、毫无感觉的畸形读者，果然获得了淡淡的冷遇和乌烟瘴气的误解，就在这情形之下，寂寞地穷愁地依然怀了哀戚地只好无精打采地去了！”我惭愧，我无法冲决一切束缚的罗网，去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不知为什么，读《李长之文集》，我常废书而叹，拍案惊起：历史为何老让明珠蒙尘、黑铁放光。时耶？命耶？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民国学界的满天星辰中，李长之算不得光耀万丈，然而才力与学识、见地与境界原不与名气挂钩。他是单打的才子，只被少数人默默而强烈地怀念着。幸好今时满天飞的“著名的XX们”并不能遮蔽我的眼，浮云过后，我更爱我私淑的李长之。他勤奋、高产，十卷本《李长之文集》俨然他卓然自立的丰碑。文集所载，皇皇五六百万余言，既有《鲁迅批判》、《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广为人知的名著，也有鲜为今世人知晓的各种报刊评论，而如《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古典精神》、《西洋哲学史》一流的著作在大陆确乎是第一次全面的钩沉。斯人已去，文集犹存；言犹在耳，敢不传达？
一、 巧啭岂能无本意
一般人眼中的李长之，纯然是一个批评的才子，他敢写、能写，洋洋万言而倚马可待。所以无论是所谓的“清华四才子”（陈铨、李长之、张荫麟和钱钟书），还是所谓的“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和吴组缃），李长之都能名列其中。甚而鲁迅也不忘“揶揄”他为“李天才”。然而，那种援笔立就千言的才子，在民国学界风云录中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中国人本就讳言天才，推崇老成持重，所以江淹、王勃一类的人物往往传为子弟戒。年少轻狂，在中国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于是有所谓的“悔其少作”，于是有所谓的“五十岁之前不著书”之说，然而李长之偏不为这些所蛊惑、所窒碍。他要写，他每常看见《歌德文集》厚厚几十卷，就警觉起老人们的话来——“什么‘悔其少作’，不过是偷懒罢了”。他在24岁时写的《告青年文艺者——当心你的二十四岁》中以歌德24岁完成《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24岁写定《穷人》等事例为证，力劝青年朋友不要推脱，不要世故，不要偷懒，他甚而愤言道“世故的人们又劝人不要多写，这完全是欺哄人的，没有这回事！我们该说的话实在太多了，言论不自由，我们当有话争，盲从和奴性还在弥漫，我们当有话扫除，许多同是人类的同胞还在过非人类的生活，我们当有话呼吁……”。他并不空言，自己实在也勤勉地去实践，京津乃至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都排满着他的文章，从《自由评论》到《益世报》，从《北平晨报》到《大公报》再到《宇宙风》再到《中央日报》，据李长之自己估计，仅抗战前发表的就有二百余万字。
他是如此地笔耕不辍，收获颇丰自然就不在话下了。24岁，诗集《夜宴》出版，26岁，《鲁迅批判》结集出版，27岁，《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写定。到了抗战期间，李长之的著译更是迎来高峰，我们试看：1940年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1是《波兰兴亡鉴》和《西洋哲学史》，1942年是《批评精神》、《星的颂歌》，1943年是《苦雾集》、《德国的古典精神》及译著《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1944年则有《韩愈》、《北欧文学史》和《我教你读书》（今亡）问世，1945年，却又是《梦雨集》、《<文史通义>删存》（今亡）和译著《歌德童话集》。实际上他抗战时孕育的雄文巨著远不止此，1948年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大体也完成于这个时期。此后，他传世的作品还有《李白》、《大理石的小菩萨》（童话集）、《龙伯国》（童话集）、《李白》、《陶渊明传论》、《司马迁》、《<诗经>试译》、《中国文学史略稿（三卷）》、《孔子的故事》以及译著《强盗》等。此外，他抨击时政、批点教育、阐发文艺的单篇文字更是密密如雨。他曾自言“要以文字之力，和社会环境去恶战”，因此他之四处出击、到处立言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品众多，成果繁杂，这是值得褒扬的，然而如果只是即兴式的应和，那么这作者决计算不得伟大的批评家。“诵其诗，读其书”，我们不难发现，李长之决非那种随风起舞的时评者，也断不然是那种取巧的聪明学者。“巧啭岂能无本意”，他的批评和创作原有他一贯的立场在，有他宏伟的理想和抱负在。他高扬“批评精神”，热望新中国新文化，他乃是一个执拗的文化守灵人——毕生的愿力和心血都灌注于批评的伟业，满腔的热忱和意气都倾洒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伟大的理想中！他“巧啭”的本心在此，他批评的目的在此，他一以贯之的批评精神正为此而来！
不知道李长之的人根本地漠视着他的学术贡献，不理解李长之的人喜欢偶尔地拿他的只言片语来做学术的佐料，这两类人我只当他们是学问一途的路人甲，除了昧己，危害总是小的。最可恨的是这样一等人，他们偏要把李先生“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构想挖出来充当求官问名的终南道，去构建当今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照理说，学问并非不能用于政治，并非不能拿来经邦济世，然而囫囵吞枣和生搬硬套的腾挪，不但害了政治，更会污了学问。借着李长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我愿意略陈鄙见，将我所认识的李长之呈现给读者。知我罪我，愿诸君以《李长之文集》为准绳。
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2年，李长之在是书序言中如此写道。再明显不过了，李长之这本书的意图就是要给“五四”来一个总结，给未来画一个草图！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李长之并不存在学衡派那样的质疑，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否必要的疑问，在李长之是没有的。 “五四”，在李长之眼中俨然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却是过去了的，是不够的！在《五四运动之文化意义及其评价》一文中，李长之高调宣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是这一个时代的精神”。在他眼中，新文化运动是移植的，是启蒙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远够不上文艺复兴。这时代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一言以蔽之，这只是“启蒙运动”，而非文艺复兴。照李长之的看法，文艺复兴乃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他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乃是要对过去的中国文化有一种认识、觉醒和发扬。立足于批判“五四”以建立自己的文艺复兴构想，是李长之对“五四”自觉之后的必然产物，本书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要谈中国文艺的文艺复兴，方法是必须说明的。李长之所谈的文化并非我们如今大而无当的文化，他看重的乃是最高层次的文化，他说我们不谈文化则已，谈就必须就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吴道子、王羲之、朱熹、倪云林、王阳明等人的成就看，像内山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这样的书，简直荒谬之极。他又希望谈文化的人具备才、学、识、德，免得“鱼目混珠”，贻误后人。他这样说，也便这样做，我们试看李长之用力精勤的所在：歌德、康德、席勒、狄尔泰、荷尔德林、玛尔霍兹、托尔斯泰、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王国维……无一不是文化的顶峰！他呼吁着，也实践着！
方法和要求都具备了，倘若按照当前的文法，恐怕是要直接文艺复兴了。然而处乎“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中，立乎“古今之变”与“中西之争”的十字路口，李长之不能不有强烈的救世情怀，他得给当时中国的文化运动把脉，得给战时的文化开处方。于是他不能不迸发国族的情怀，不能不对过去几十年的“中西文化之争”来一个了断。可即便这样，他还是不能忘情于人类永久的文化价值，因此他要的是“文化国防”而非“国防文化”，前者自文化而发，是由文化而想到国防；后者由国防而出，是从国防而想到文化，他希望学者们能够勉为“文化长城”！（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许许多多谈文艺复兴的人，或者为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或者为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其实都是斤斤于“国防”的，他们的目光所及，决不在李先生所谓的文化上。）李长之的国族情怀是这样磅礴，古今的情怀又何尝殊异呢？他不能遏制对德国古典的向往，也无法停止对希腊的倾慕，然而他也并不能忘怀周秦。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高峰本没有高下（他与同时代及以后那种认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拯救世界的人有根本的区别）。他希望更好的认识中国的传统，同时不忘更高质量、更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在他看来，“凡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吸收上最猛烈的时代，也往往是在创造气魄上最雄厚的时代”。因为这，他时时不忘翻译的工作，二十余万字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便是极好的证明，是书仅注释就近六万，于此可见他翻译的严谨。他热爱德国，学术源头的一支便是日耳曼，我们试看他批评的方法，对“完人”理想的热衷，对中国古人人生观之发掘，哪一处不流淌着德国的血液呢？然而他的世界主义情怀是永远地扎根于中华大地的，他热爱着秦砖汉瓦，赞叹着晋字宋画，他以近乎唐人的胸怀呈现出批评的课题——“照西洋的方法，开中国的宝藏，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义务”（见《苦雾集》），我们试看《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极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一系列批评著作，又何处不散见他这种融通中西的努力和胸怀呢！
我们现在看李长之的批评课题，不免要疑心这是胡适“整理国故”的翻版。老实说，胡适的口号如果百分百成功，那么李长之的批评任务的确多余，然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明变”、“求因”和“批判”这三大治史目的究竟没有完成，基本达到的恐怕只有“明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长之所谓“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拥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所谓的文艺复兴是接着传统而来，而非照着传统去做。在李长之看来“接着，而不是照着，这话极有意义。接着者，就是的确产生自中国本土营养的根深蒂固的产物了，然而不是照着者，就并不是一时的开倒车和复古。只有接着中国的文化讲，才是真正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他在高度评价冯友兰《新理学》时如是说。我们从他认为他老师冯氏所著《新理学》为抗战前学术进步中最有意义两件成果之一（另一成果为梁思成等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见《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和评价》），就可见他是何等的注重学问的一脉相承，也可见他之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原由。因为他对前此学问是不满的，所以他希望后此研究和批判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能够更深入、更精细。至于方法，它却不能寄望于乾嘉一流的“国术”。这里面的原因，李长之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说明，他说中国文化的宝藏譬如埋藏于地下的元宝，并非没有价值，然而现在世界上流通的都是纸币，倘若我们抱着元宝买卖，肯定是行不通的，然而一旦我们学会将元宝转换成纸币，那么元宝的价值不啻重放光芒！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发现了中国儒家的根本精神，发掘出一个健朗而古典的“刚性”孔子；他发扬出中国古代的审美教育，认为那种“玉文化”实在是中国古代美育发达、审美成功的代表；他也确乎精辟的指出了中国人人生观的缺点，希望召回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免得孔孟二老在地下寂寞并伤心了。
他对于过去的总结既是这样的清晰而简净，他对未来建设的愿景便也要直率的呼出了。1942年冬，中国政府收回英美等国在华特权，这在李长之看来，“百年国耻”是基本过去了。虽然日寇仍盘踞着中国的广大河山，然而李长之和当时几乎所有乐观的中国人都预料到抗战即将胜利！而他们要做的，便是那激动人心的大业——“抗战建国”！是的，“抗战建国”这曾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口号在当时简直是启明星。李长之自惭自己是“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人，似乎至少应该对文化建设的问题贡献一点自己的意见”。他由是想到了战后的建设，“在那百废待举之际，文化的建设岂是可以忽略的”，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提出了自己复兴中国文化的建设方案。他的建设途分三道，分别是精神建设、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以精神论，他呼吁强化国家民族意识；以舆论论，他主张那种有限度的自由；以思想论，他希望人们思想不偷懒，学者有大气魄，大学教育能从“大”从“学”。书生议政 ，多半天真，李先生也不例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最后一章《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的结尾，他深情的展望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
以《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为界标，李长之的学术生涯一分为二。前此，是致力于批评，致力于汲取古今中西，从而形成了自觉的文化构想；后此，他的批评和学术求索是以批评实践他的构想。从此，他知道他的批评不单是寻求文化的永久价值，同时担当了复兴中国文化生命力和精神的担子。他的笔耕，之前和之后，其实一脉相承，不过经由抗战的巨大民族和压迫，而催生出强烈的国族意识。然而国家范畴内的“中西之争”，在李长之心中，永远只是一个持续泛起的波涛。他毕生的学问，始终交锋的乃是“古今之变”：古如何变今？今如何续古？古今一脉相承的永久的价值是什么？国仇家恨的“救亡”在他看来仍然不过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就地域看，新文化运动固是西化运动，而就时代看，则是现代化运动。在现代交通情况之下，地域的疆界本已难划，时代的巨浪更难抵抗”。他乃是把“中西之争”纳入“古今之变”中去了！我们看抗战之后李长之的文章，《李白》、《孔子的故事》、《司马迁》、《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除去内战三年抨击时政、教育的，他简直沉湎在古代文化的再发扬和再普及中了。至今出版的两本研究李长之的著作《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和《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依我看，都过分高估了抗战救亡对李长之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李长之抗战时“挖掘”出的那个刚性、健朗的孔子，认为中国绘画是男性的等观点都是是一时之需，是环境压迫下文化焦虑的表现。然而我们试看1956年出版的《孔子的故事》，那时总不至于有抗战那种压迫吧，然而李长之笔下的孔子仍然是古典、健朗而刚强的啊！他和宗白华先生谈论瓷器、玉器仍是赞不绝口，以为那是中国文化精粹的典范（据李长之女儿李书回忆）。的确，李长之不能忘情国家民族，然而他最钟情的仍然要数古今都不能磨灭的永久的文化价值！
我们读他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如果把书中内在的古今张力与中西张力置于同一高度，恐怕会误解李先生的本意。他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对“完人”理想的追求，都是他消解中西而进入古今角力的有力证明。然而那些倚靠本书指点江山，为当代中国文化复兴把脉的人，恐怕是把这书当政论看，仍执拗于他们的“国防文化”战略吧。可是李长之在序言中已明言“我的朋友吴组缃兄劝我不要写这类的‘政论’文章，是的，我这一套意思发表完了以后，我就一定告结束，还是专治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了，然而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热情却是绝不会冷却的”。李先生并不以为这是政论，而他的热情也的确不集中于政治。如果有人不幸误读，那么我劝他重温此书；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曲解，那么我希望他能回过头去多为“文化国防”做些事，这样庶几不让李先生在泉下哽咽了。
三、勉为“文化长城”的背后
抗战建国，多么动人的字眼！昭示着少年中国虽身处抗战的炮火而逆流勇进的昂扬志向，举国的热情是那样的青春，那样的奋发！这样的青春志气，这样的百折不挠到李长之那里便是“勉为‘文化长城’”的雄心，也就是我们刚才申言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37年平津文化机关南迁时，《大公报》在社论中劝当时的学者“勉为‘文化长城’”，李长之深以为然。他直言道“在悲愤不能自抑之中，我所要说的，也无非仍是‘文化长城’四个大字而已。不过这个长城也不只是地理的，更重要的，乃是心理的，这个长城也不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永久的”（《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他说“倘若我们再不要只是瓶中的插花了，那就必须是衔接（不是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后可。为保卫中国这种文化传统而奋斗，就是我所谓文化国防。在抗战中建国，在建设我们的国防文化中，建设我们的文化国防！”他要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承接；他之所以要倡言文艺复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希望能够藉由国防文化而达到文化的国防。他要建设中国文化的长城——那不是什么封闭而保守的屏障，而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值得我们民族去保卫，也能保卫我们民族传统的永久的文化！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雄心，何等的抱负！
倘若我们要推究其源，就不能不说说李长之的个性。“A man's character is his fate” Heraclitus这句名言是李长之所喜欢的，他自己也往往成为这话的注脚。他对任何事都不能平庸，他向往人类的天才，他礼赞那些艺术的巅峰。在他心中，屈原是浪漫的高峰，而孔子是古典的极致。他能欣赏司马迁的浪漫，也能深味李白内心的寂寞，他是把自己勃发的情感倾注于批评的对象了！所以他提倡“感情的型”的批评！他本质上乃是近于诗人的！然而浪漫的他（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曾妙语劝李长之放弃追求诗人徐芳，因二人都太浪漫），钦慕的却是和谐、庄重的古典。在中国，他最爱的是孔子，在德国，他最喜的是歌德！将浪漫纳之于古典，是李长之毕生努力的方向！——他少年时，是直然要做孔子的（见《社会与时代》），他读书清华时，是能够跑去西山黄叶居写《<红楼梦>批判》的，他写李白时，是时常泪流满面的！他的感情是这样浓烈，却又走进了德国古典精神的宏阔天空！于是，他的抱负就越发大起来了，他多次提到“有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雄心，就有亚里士多德囊括宇宙间学问的抱负，有汉武帝征服天下的雄心，就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民国时期，照我们现在看，似乎都是兵荒马乱的光景。然而乐观浪漫的李长之却得出了“大时代当有大学者”的判断。他不否认梁启超所言“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也认同张君劢所说“这是民族自信力的大检验期”（见《明日之中国文化》），然而他是乐观而自信的，也因此他意气飞扬地认为抗战之后的文化将迎来一个大创造、大繁荣时期！他说“在一个民族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接吗？”
然而个人的抱负终究离不开时代的背景，离不开历史的羁绊。李长之之提出这绝大的愿景，也并非纯是个人意气使然。“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伟大愿景和历史命题，更大的基础是近代中国数次大规模的文化论争，更深的背景则是近代多灾多难的国运民生。
中西文化论争，在清末民国绵延起彼伏，从未消停。在李长之之前，张君劢在1936年初版的《明日之中国文化》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自今日上溯漱溟先生书出版之时，已十余年已，国家形势愈危岌矣！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文化之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某方面提出一种口号者，曰德谟克拉西，曰塞恩斯，曰苏俄主义，曰法西斯主义，犹之病者命已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唯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尔！”张先生对“东西方文化论争”以来国人文化求索的梳理堪称详备，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也未见得十全十美，他说“吾族文化之出路有一个总纲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类似的药方在当时几乎到了满天飞的程度，然而姑且不论这些药方是否有效。为民族文化诊脉开方的众多学人的焦虑点却基本相同，用张君劢的话来讲那就是“吾侪生于今日之中国，有至痛心之事焉，则四千年旧文化行将由衰败而进于灭亡是矣”（《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无论复古还是革新抑或折衷调和，都是不得不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急迫的命题。于是，最早有张之洞们倡言“中体西用”，其后梁漱溟等人掀起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嗣后又有胡适、陈序经等人大呼“全盘西化”，然后是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的宣言劈头就问“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领域是消失了”，在他们看来，时局已经危到如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地步了。事急矣，势迫矣！他们希望文化能够满足“此时此地的需要”，希望“使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恢复昔日的荣光”。然而胡适（论争后期胡适希望以“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陈序经因此把胡适归为“折衷派”，然在“全盘西化”观点上两人大体接近。）和陈序经等人的判断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中国本位”完全是多余的担心，陈先生甚而引郭嵩焘之言“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力证“全盘西化”才是“一个较为完整、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全盘西化的辩护》）。然而此期的文化论争到此仍然只能算是态度的争论，文化的根本问题其实何尝触及呢？两边举例的反驳都无非是琐碎的吃穿住行，是点滴的文化流露而非文化最高层面的对垒。他们的流于态度之争，是李长之所不满的。李长之与他们的不同处乃是他心中隐约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样子，他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有确实的可供参照的对象在，有所要复兴的古代宝藏和现代方法在。在1942年写定的《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中李长之针对“中体西用”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是不是‘真’觉得中是体，西是用？第二是中国的体到底是什么？西洋的用到底是什么？第三是，对一种文化是否可以只取其体而不取其用，对另一种文化只取其用而不取其体？”在对这四个问题一一澄清之后，他认为中体西用实际并无可厚非。针对“全盘西化”，他不能认同完全抹杀中国文化的解释（不论是否为全盘西化的本意），然而如果说对文化的吸收要整个而彻底，他则完全赞同，因为吸收未必放弃自己的立场（这里，他举辜鸿铭为例），以此，他并不以为这和“中体西用”有什么冲突。最后说到中国本位，他认为这的确代表了一种觉醒，只要不矫枉过正，只要不成为反动复古者的借口，那么这和前此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道理只有一个，真正的建国途径也只有一个。所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未尝不可通。”然而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已经消解了这三个名词的激烈竞争了，于是李长之提出自己的名词：“文化……就其接受传统而言，就其需要原来的土壤而言，则中国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乃是一个‘文艺复兴’！路没有白走，百年来‘试行错误’，就是这文艺复兴的长期准备！我们愿意文化与国运并隆！”（《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中国”，再盯紧“长城”，我们就不难发现李长之这一文化命题的背后是有着强烈的国家情怀在的！实际上，如同以上思索中国文化出路的前辈们一样，李长之对国仇家恨也有切肤之痛！1928年“济南惨案”时，18岁的李长之在济南城门第一次见识了日本人的硝烟和炮火，尸体和血腥。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李长之也亲眼领略。他不是漠然的书斋人，虽然早年他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也痛恨庸俗的爱国主义，然而他忘的是流俗的情，大节大义，他恩怨分明。衷心深处，他何尝一日忘了他那“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可爱中国呢！他少年时受家庭影响，是信仰基督的。然而“济南惨案”之后就读教会学校齐鲁大学附中时，他却毅然反对起教会学校和基督教来了，他以为政治上已然受了帝国主义压迫，文化上又何必再受他人的麻醉呢？于是他立定主意“必学医，以解除人身体上的痛苦；必能文，以解放人精神上的镣铐；必从事革命，以图根本改善人之生活”。然而，究其一生，他不过是太受政治环境的支配了，实际的，他并不热心政治！(见《社会与时代》)所以他看战争，最多的是以人类和世界的眼光看，例如他评“济南惨案”，是“人类的愚妄在扮演这一切”，他谈抗战，虽也有愤言，然而最终的落脚点却在人类，在文明和文化。这种“世界情怀”在当时的思想界，在李长之的前辈甚至同代人中实际上普遍存在，然而中经抗战，这样的情怀实际大大的萎缩了。虽然此后毛泽东等人放乎四海的理想中仍存大同的影子，但显然已不那么有力了。相对的，在当时的西南大后方，强烈的民族认同观念才是鲜明融进学人们著述的一支。“战国策”派的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正论述“战国时代”，提倡激进的国家主义，倡导“力”的文化，明辨“知”与“行”之关系；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宗白华的美学探寻，闻一多的《离骚》考证，朱自清的经典再谈，梁宗岱的屈原研究……无一不饱含着浓烈的的国家民族情感，他们试图重新发觉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不同方向去超越“五四”，去重新求得文化上的中国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中，战时的知识分子履行了他们“铁肩担道义”的承诺！此期，李长之的名文《孔子与屈原》热烈地礼赞了孔子和屈原，他说“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我们民族是幸福的。”在文中，孔子是“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想的古典主义者，屈原呢？则是“为理想奋斗”的“与愚妄战”的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孔子是刚性，屈原是纯粹的。他们连同《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中对中国绘画永久价值的褒扬！是李长之处乎抗战“以文字为战”的力证！然而，我并不能同意夏中义、张蕴艳断言李长之因为抗战而出现学术裂变，靠拢国家的说法。的确，在1942年前后，战时的思想界发生着巨大的分野，李长之的朋友吴晗“左倾”了，他的老师闻一多也由诗人而变为“斗士”了。然而，李长之向往自由的信念真的因为战时巨大的压迫就消解了吗？李长之发掘出“刚性健朗”孔子纯粹是断章取义的一时之需么？李长之向往自由的人本精神真的在此期裂变并造成之后坎坷的命运么？诚然他的《波兰兴亡鉴》是直指当时的国难，是为当时的抗战提供殷鉴的。然而我们不能忘了，李长之的国家主义只是一个不断泛起的意识，本质上，他是一个文化永久主义者，具乎的是四海情怀！他言“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预存凌驾他国文化的欲望，他言中国本位并不认可中国代替一切，实际的自由平等他何尝忘记！他乃是和鲁迅一样，热爱自由，但并不崇拜“自由主义”！
实际上，李长之与那些的前辈们的不同出还在于他乃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他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由“崇尚英美派”（胡适、陈序经、萨孟武等人）内部关于吸收文化的态度之争，而变为“德国派”（张君劢等人）与“英美派”之间的对垒。相较于“英美派”之重在实际的态度，重在文化点滴的计较，“德国派”是有宏大的构想，有可操作的切实的路线在（胡适之就认为文化的吸收没有标准）。这是德国学术的优长，然而也蕴含着危险（李长之其后的命运与这联系其实不小）。他成功的将“中西之争”纳于“古今之变”的框架里。在文艺复兴的古今置换生成中，他成功的瓦解了“中西之争”天然的不可调和性。他有浓郁的故国情怀，但并不能忘情于西洋的精粹。他之爱周秦，是与爱希腊，爱德国的古典时代平等的。他之反宿命主义，反虚无主义，反唯物主义，也是置于古今的立场，并不分什么中外。在他看来，“道家是虚无主义，宿命主义，一切悲观，一切讥讽……道家有什么呢？空造下数千年来冷淡的人生观……其斵丧中国民族的元气处，完全是不可挽赎的罪孽”，而西洋的唯物主义，文学界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在李长之都是不能接受的。置于中国的学术史，李长之容或是一个新派人物，然而放乎世界学术史，他简直是个极度的保守分子。他说“唯物，宿命，虚无，三者往往相邻，我也不管是今人，是古人，是外人，是国人，是上智，是下愚，凡是这种思想，我就一律憎恶”。——我不否认李长之扎根的是中国的文化土壤，然而国之大，放乎世界，又何尝不是一种四海情怀呢？——他热望的乃是古典，他终于没有被国家笼罩住！尽管受张君劢等人影响，他曾大力倡导费希特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中对民族主义、国民自信和民族复兴的号召，但是就如他早年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一样，他终于是跳出了个人的成见，时代的偏见，走进了古今紧张的对垒里！
生于1910年左右的学人，我敢说，是中国最后一批真正在古今中西之间具有选择余地的一代。我们看钱钟书、季羡林、林庚、牟宗三、张舜徽、启功等人的学术分野，就能看出他们在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之间分道扬镳的侧影。李长之又何尝不是处于这关口呢。他起初受的是白话文影响，后来因为张宗昌在山东复古以及老师张次山的影响，却又掉入文言的大海，我们试看他升高中的作文《士先志》，就可见他当时的文言修养“语云，士先志。志何谓哉？志者，心之所定也，譬如行路，适燕者北其辕，适越者南其楫，非是则目的弗达。为学何独不然？先贤教人，首以言义利之别，志乎义，君子也，志乎利，小人也……国家濒于危亡……士乌不可先辨志哉”。这俨然是一篇八股的策论，难怪他的举人老师张次山说如果科举不废，李长之也是可以中举的。然而文言在当时的是脆弱的，“济南惨案”促使李长之重温“五四”的解放精神，1929年他入北大预科读理科，两年后考入清华读生物学，旋即又转入清华哲学系。在此期的转变中，中国德语文学界的前辈人物杨丙辰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他曾撰万字长文《杨丙辰先生论》详叙自己所得益于杨先生的。是杨先生教他进入德国古典的天空，给他指引出批评的通途大道。于此，李长之的学术有了两个“古”，两个“今”，西洋的“古”、中国的“古”于是为他所仰慕着！在他读罢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康德、席勒、玛尔霍兹、洪堡等人的批评著作后，他是不能满意与中国的古典批评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伟大的批评家不过孔子、孟子、刘勰、王国维等少数几人。少理论、少体系、零碎而不成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留给他最初的印象，然而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美育思想以及随后罗素等人对中国古人人生观的发掘，使他重新审视起中国绵远而伟岸的文化传统来！“郁郁乎文哉”的皇皇古国文明，他没法漠视！然而如何“重温一温我们锦绣的文化”，却仍是挡在李长之面前的大难题！
古今文论的转换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焦点话题，古典文化的再阐释也同样如此，然而民国学人老早就面临这样的焦虑。以古今为轴，学者王一川将民国批评家大致分成三类：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朱光潜、李长之、梁宗岱、李健吾等），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钱钟书等），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宗白华等）。毫无疑问，这些批评家和美学家在古今之变的洪流中都做出了自己可贵的探索，然而其中最成功的却仍要数第一类批评家。他们从西洋的方法入手，从中看到了重构中国文学经典、续接中国文化传统的的希望！在古今的隔膜中，李长之们发现了生成大批评、铸就大文学理论的契机。我们试看他随后纪念蔡元培的文章，看他发扬孔孟美育成功的思想，看他批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至李白、李商隐、李清照、章学诚、刘熙载、王国维，就可见他于古今之变的碰撞中获得了两条“复兴”的路子：一是重寻古代诗人和作家的生命力和精神；二是探讨古代文论思想的现代阐释。至于重寻和探讨的工具，却几乎全来自西洋。这种现代意识夹杂古典遗韵成就了近世批评的一道亮丽风景！李长之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批评实践和理论构建上都有突出表现），就不能不引起当代人的关注！——他的批评实践如何？他的批评精神是什么？他的批评精神何为？他宣扬的批评精神和批评理论可曾实现？
要言之，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基础是“中西文化之争”与“古今文化之变”，然而是“古今之变”是容括了“中西之争”的，其诱发点乃是抗战，至于学术切入点，则是对“五四”的文化评价和深刻反思。
四、批评精神
李长之与批评结缘一生，从1932年的《请教八股的唯物辩证法》到1957年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一生都未曾缺席批评的事业。他的师友也是关乎批评的居多：以师长辈论，则有周作人、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杨丙辰、冯友兰、宗白华、郭绍虞等，以朋友相称的，则是老舍、梁实秋、沈从文、臧克家、李广田、李健吾、曹禺、常任侠、林庚、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他因为参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朋友，又因为主编《益世报》文学副刊、《北平晨报》文学副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和评论家，再加上他执着的书评实践，使得当时文坛的大部分作家都成为他的朋友和批评对象。就批评的实践而言，李长之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就批评的理论构建而言，他办《益世报》时结识的郭绍虞，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同事罗根泽，以及当时积聚中央大学的画坛人物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他的批评理论建设。就李长之本人的个性而言，是浪漫而喜欢“评头品足”的。一切的一切，都助益着他的批评事业。而因着杨丙辰先生的影响，他毅然放弃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机遇，决意为批评事业献身。也因此，李长之本人宁自喜欢以批评家自居，他说“如果有人称我为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在1942年结集出版的《批评精神》中李长之系统的阐释了他的“批评构想”，集中热烈地呼吁批评精神，推崇感情的型的批评。因为这批评精神，使他能自觉提出那样伟大的文化命题，又因为那感情的激越，使他的批评激情四射，魅力非常。我们甚而可以这样说，离了这“批评精神”和“感情的型”，李长之对文化决不能有那样如炬的目光，也不能在1943年之后产生如此丰富的批评实践来为他的文艺复兴添砖加瓦。
当然，要进入李长之的批评世界，首先得触及他的批评观。他的批评是并不局限在文艺批评的，他曾声辩道“有的朋友觉得我搞得杂，铺的摊子太大，甚而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我是在搞批评，批评涉及的面本来广。我现在搞古典文学，但我认为这仅是应用批评的一个方面，我主观上却还是在搞批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要求批评的范围乃是一切的文化，因此他要求批评家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社会的理想、艺术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他希望文艺批评家具备三种学识：基本知识（语言学和文艺史学），专门知识（文艺美学），辅助知识（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也即所谓‘社会科学’）（《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因为他所要求批评家的是如此的深广，所以他看重的批评家就绝不限于文学，而重在他们的批评精神和批评方法。以此，孔子、孟子、荀子、王充、朱熹等人在他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他眼中，孟子直然是儒家最富批评精神的人。那种“王何必曰利”的反功利立场，那种“充实之谓美”的见解，那种“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先验的纯粹标准，那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在李长之而言，都是欣赏着、学习着的。然而他最钟爱的乃是孟子作为大批评家所具备的伟大性格——那就是批评精神！
“什么是批评精神呢？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反之，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进无退地战斗着，也领导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批评家的孟轲》）李长之是这样地钦慕于孟子，并从中总结出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的“批评精神”。也因此，他自己也一面要做战士，要“知言”，要和人辩，一面也要做积极的建设事业，那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深切的了解，能平等的欣赏，全力地拥护，热忱地宣扬，有谁破坏就全力打击之！他简直浑身散发起原始儒家那种昂扬激切的理想光芒，高扬道德理想的批判大旗，“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因此，他所谓的批评又在反奴性。他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生平志向的源头，他说“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悼季鸾先生》），“与愚妄战”，是为正道直行，“虽千万人吾往矣”，“为理性争自由”，乃是要为科学而理性的批评事业开拓自由的天空。
他之高扬理性，使他对构建文艺科学极度热衷。他希望能将科学的方法引入文学的研究，尽管他知道二者之间存在距离，但他不能放弃“文学成为科学”的抱负。他固执的认为“文学科学之成为科学，在其科学精神，而不在其仅仅利用科学精神”（《文学研究中之科学精神》），他受玛尔霍兹《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影响太深，总觉得文学研究可以成为独立的科学。在他自己的批评实践里，则有《<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等文章致力于寻找文艺的普遍规律。时至今日，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警惕李长之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构想。然而不预存科学的偏见，不预存普遍规律的厌弃，我们是不能完全否认他这种顽强的求索的。况且，李长之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框和公式，他喜欢浓烈的情绪，爱好极端的思想，他衷心深处的这种感情高喊出来便是“感情的批评主义”——以态度论，它要求批评者能摒弃个性，而吟咏于作品的世界中；以批评论，它要求批评者以“感情的型”（“假乎艺术的形式而超乎艺术的形式”，“是抽去了对象，又可溶入任何的对象的。它已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为标准；以理解论，它要求批评者能提出正面的主张，得出作品的真面目。（见《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
他的批评精神是这样的激越和不妥协，他批评的对象，也就不能不具有绵绵的生命力了。正如他评价鲁迅一样“诗人的鲁迅，是有他永久的价值的；战士的鲁迅，是有他时代的价值的”，他作战士，但更希望当诗人！我们试看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看他的《陶渊明传论》，看他的《李义山论纲》，是不难发现他对永久价值的追寻，他乃是在以批评实践着完成续接文化传统的使命。他的文笔虽然犀利，分析虽然透彻，然而绝非没有温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他就对大学教育、对青年有热烈的鼓舞。他的笔锋原是有力而温暖的。周作人曾这样写道“李君的学力与性格去做文学批评的工作总是很适当能胜任的……我读李君的文章留下最深的一点是他对于儿童的关切”（《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的确，李长之以批评为武器去建设新文化，确实要破，然而他对于建设的立更看重：我们读他关于儿童和教育的批评，读他关于大学改革的评论，不能不感到他对教育的殷殷期望，对幼辈的拳拳呵护。为了商务版《小学生文库》的不合适宜，他不惜与王云五论战，对此，老舍不禁赞道“与王老板战，如常山赵子龙，浑身是胆”。他内心深处涌动不息的生命感情原是温暖、真挚而源源不断的，因为这，他的批评绝没有人身的攻击和无聊的谩骂，在他看来，“一切不学无术的人们,是在点缀着、支持着中国贫乏寂寞枯窘的文坛了,假设他们从事于创作,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批评者的缘故,其肤浅、空虚、诞妄是稍稍可以掩饰的,一旦而冒充理论家,弱点遂完全暴露无遗了。狗咬狗似的论战,是在充斥着了,然而谁也咬不着谁,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臭架子,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他们所以咬,是因为所见的太小,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他神往的乃是勃兰兑斯，他说“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温暖而照亮人心！
五、良辰未必有佳期
《流莺》
李商隐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晨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愿景不可谓不大，努力不可谓不多，“奈何赋命不辰，天不假年，绝大的愿力，罕见的才华，终归于虚无！”（郜元宝《追忆李长之》）抗战时期他不能满意于“五四”的成绩，然而到了1947年，他却只能失望道“我绝没想到（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这么一副样子。我虽然不后悔我那种热望，然而究竟我那期待还太早了……现在号称复员，但起码的‘复员’——恢复战前是不必说了，就说能够继续战时的精神——也没有做到……在种种之中，最悲惨的是文化……我们老百姓能说什么？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这几乎是幻影；再谈起我们所不满意的‘五四’，也已经像‘发思古之幽情’。所以，我不能不在‘不放弃文艺复兴的热望’之外，重弹一点低调，重作一点起码的呼求：起码要保卫‘五四’吧，起码要再从‘五四’出发，发扬发扬‘五四’吧……起码要回到那么一个世界……要科学，要民主！”（《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李长之的一生，历史并没有给予任何实现的可能！他一生的命运，背景都是革命和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济南惨案”，再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战，然后是三年内战，然后是批胡适、批《武训》，再后是“反右”，至此，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49岁，在一个即将“知天命”的年龄李长之沉默了，凝固了！此后包括“文革”在内李长之度过了20载漫长等待，春天来了，“右派”的帽子摘了，然而他的生命也凋零了。去世前，他的同事聂石樵先生去探望他，他坐在椅子上说“王安石六十九岁死的，汤显祖也是六十九岁死的，我今年六十九岁了”，说完，凄然泪下（见聂石樵《怀念李长之先生》）。生不逢时！在李长之从前是不以为然的，他总埋怨国人偷懒、不努力，以为黑暗的封建时代都能产生《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难道今天我们不能奋发有为吗？然而，在历史面前，个人的命运往往微不足道！
“中国的文艺复兴”，多么鼓舞人心的号召啊！梁启超、胡适一干人等莫不钟情于此，北伐成功后不久的1930年，学者陈安仁在《中国文化复兴之基本问题》一书中也满怀期待地向往着“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嗣后全国上下当努力于建设一途，建设之道，千端万绪，在国家立场上以云建设，当完成中国自由平等之地位……在文化之立场上以云建设，当使物质的文明与精神的文明平行并进，与欧美文化共竞于天择优劣之场……国民革命成功……中国之文化必有复兴之可能与机会！”这样的憧憬和李长之的热望在精神上何其相似！然而近代中国史在给国人以升腾的希望时，总缓缓扼杀那希望成为现实的可能！在解放初期，李长之是期待新中国的，他满心以为学术抱负能够在新中国新文化中统统实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李长之在1949年代表北师大教授会起草《迎接解放》宣言，后又起草《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和《向新政协致敬》了。新中国的新气象确乎鼓舞人心，加上彼时北师大中文系因为拥有刘盼遂、黎锦熙、陆宗达、王汝弼等先生而形成的优良学术氛围，李长之达成他伟大的愿望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终于只是“似乎”而已。早在1946年，他曾发愿“假如再给我20年时间，我将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五十年代初期，他的确写成风靡一时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只给了他十余年时间，而且是特定的。1978年当他为这本文学史写新版题记时，不惟精力不够，思想也已面目全非了！——沉默二十年，宝剑也难免生锈，更何况人的精神和思想呢！
今天，有人以为盛世重启，李先生的愿望我们可以帮忙实现。对此，我存疑不少。让我们再温习下历史吧，1946年，学者顾毓琇也曾撰《中国的文艺复兴》呼应李长之的号召，随后顾先生多在海外及台湾谈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这热望也同归虚无。1962年，胡适之去世前后，台湾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论战”，论战的本意是推动“新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然而中途“质变”，最后竟以双方藉“诽谤罪”互控于法庭而“偃旗息鼓”。古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难道唯有毛泽东一流的人物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革新运动么？“我敢拆穿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焚书坑儒的倾向的，只要这书不是自己一派的书，儒不是自己一派的儒。知识分子不能容纳知识分子，比什么都厉害……秦始皇不过做了李斯的傀儡而已。”(《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 李长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根性是至为痛心疾首的！记得去年11月份，以“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为主题的“2009•学术前沿论坛”在北师大召开，张颐武以李长之先生的构想为框架侃侃而谈“文化软实力”，以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我就质问他：这火候果然到了么？你这“国防文化”果然是李先生所谓的“文化国防”么？这输出去的“中华文化”究竟是不是民国学人讨论的文化，是不是李先生意图复兴的文化呢？限于时间问题，张颐武当时并未正面回答，这是颇可遗憾的。诚然，我举双手赞同国人高扬民族文化，饱含民族情感，然则学问的事情，说明是说明，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可否仿效，如何仿效……这些完全不是一回事！混淆事实、价值和可否效仿势必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究竟是历史延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还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了历史的遗憾？我辈当深思！
李长之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究竟如何？他一生的遭遇和学术建树究竟怎样支持着他的伟大抱负？他的文艺复兴思想究竟有那些贡献，又存在哪些纰漏？他的批评精神是万世不易的么？他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真的能够“接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么？对于中国文学经典的阐释还有其他较优的路径么？……李长之毕生都不愿多与政治打交道，然而回望李长之的一生，他的学问——人生实在太受政治的左右了。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焦虑自然和李先生有别，然而关乎政治、关乎文化的永久价值，似乎仍有相通之处。但是这些相通之处是今天重提文艺复兴的理由么？近几年刘军宁等人也放言“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内容或有殊异，价值或有高低，然而本文无意评价其妥当与否、可能与否，只是希望中国的学问能够“接着”从前的传统来，“照着”或者移植都不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而惘然不知。学问事，本该如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一样，鲜血淋漓，明明白白！玄虚要不得，嫁接也不可取。时移世易，今时的中国，政事、环境、民心、学术取向与民国比皆已形同沧海，照着李长之的思路再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斟酌和考量。那么，怎么办？愚以为，学术的进步的确有赖前人的铺垫，然而照搬甚而误读前人的成果以资当道的建设，不但偷懒而且无赖！“一掴一掌血，一鞭一道痕”，接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所有学人一步一个脚印，齐心协力为其营造“佳期”，为其充实内涵，为其拓展成行的“可能性”。此外，学问的难题，当在学问内解决，寄望外界的干预，实与蟊贼无异！愿普天下有志学人共勉为中国的“文化长城”！
行文至此，收笔自不在话下。就以李长之先生在1942年悼念张季鸾先生的话作结吧！“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先生往矣，先生之人格，将时时予吾以信心和勇气。汉时李将军死，天下识与不识，皆为痛苦。吾不幸，未能于先生生前接杯酒之欢，今姑置于不识之列，为先生哭！”（《悼季鸾先生》）
二〇一〇年清明节改定于铁狮子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