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重检者的梁漱溟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受蔡元培之聘，于北大做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这期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梁先生说道：“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这个变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我以前虽反对大家做佛家生活，却是自己还要作佛家生活，因为我反对佛家生活，是我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虽然属于梁先生早年的著作，但是成就他在中西方文化比较领域的多数结论性的东西，在那时已经趋于成熟。这里笔者想提示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民国十年十月，以梁先生生辰推算，写出这本书并且决定重新入世、暂时告别佛家的沉潜，重新获得对儒学的热情，都是在他将近三十岁时候的事情，由此可见这位中国本土哲学家思想意识的早萌。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梁先生当时及至后来其实都没有真的告别自己佛家的身份，也没有真的彻底否定佛家生活对个人的意义。当年他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有很深层次的原因。他在这篇序里接着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我们不妨揣测下这句话的意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西风东渐，西方工业技术和学术特别是社会思想通过译介大量涌入；陈仲甫、胡博士、浙东“二周”为代表人物的“新文化运动”思潮经过早期的喷发，正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形成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今天最常见的即“向儒家学说猛烈开火，打倒孔家店；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儒学当时受到的冲击最猛烈，其思想根基在社会环境从上至下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以致国人耻谈，“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国力的衰弱，国防力量的落后，民间旧道德体系的紊乱，民生的凋敝，民族命运的何去何从，究其原因，反思历史，国民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深重的失望。或许正是这个时候，目睹这一切的梁漱溟，内心受到强烈的震动，他的出世修行变得难以为继；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放弃长期的佛家生活，开始做起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来，目标很明确：通过中西方文化之比较，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找回文化自信。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仍然需从儒家开始，壮年的民国知识人梁漱溟，转入儒家思想研究，“做起孔家生活”。
现在这本新出版《中国文化的命运》，据编者所云，收录内容多数属于首次面世。查梁先生著述年表，没有明确的单行本行世的记载，应当是集遗稿而成。而此次所集之稿，仍然侧重于中西文化之比较，在比较之中侧重讨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走向问题，关照的依然是中国文化的前景。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相比较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基本上概括了梁先生关于上述这些母题的基本观点和见识，是了解梁先生这方面思想的入门著作。其实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之态度，当年的民国知识分子（三代人，即“五四黄金一代”以及同其有前后师承关系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分作很多造型：其一是在旧学基础上深造传统学术，努力发见新材料，采用部分西学的方法，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二是接受西学和新世界，做文化比较，挖掘旧学潜力；还有一种是保留旧学素养，基本上接受西学，承认西学的主要地位。梁先生显然是上述第二种造型，他的文化比较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近年来以《思考中医》为代表的讨论中医思想的热潮方兴未艾，事实上，梁先生当年就已经给予中医较高的学术地位评价，并且对中医西医进行过比较研究，他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师走玄学的路。……中医是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与地位；惜其莫能自明。中西医学现在实无法沟通。能沟通，亦须在较远的将来始有可能。而此可能之机在西医，在其能慢慢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相近，将中医收容进来；中医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梁先生认为中医西医差异的情形正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他。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无办法，自己亦无办法。中医讲求系统性的观点，缺点是不注意体制和病菌力量的此消彼长；西医讲求局部的技术性，缺乏整体联系，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中医西医比较的情况，今天人们都知道可以拿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来讨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梁先生谈论这个问题要早得多。
梁先生针对当时普遍的对中国社会落后引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失望，重检历史，总结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两大古怪，其中一个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他对此说，“中国民族在今日好比七十老翁，而西洋人只是十七八岁小伙。如果简单地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不及西洋进步；那就如说七十老翁身体心理的发育开展太慢，慢至不及十七八岁的孩子阶段！社会生命或不可以个体生命相似；然而这一类‘进步太慢，落后不及’的流俗浅见，则非纠正不可。’”（参见本书25页）我们今天常说，早熟必然伴随着晚熟，不是进步太慢，而是根本停滞不前，是过度过早发育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梁先生的思路和用意，还是在批驳文化优劣论，但是梁先生的好处是并不避讳现实情况。他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洋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他将永此终古，岂止落后而已！……他非是迟慢落后；他是停滞在某一状态而不能进。
中国文化和社会另一个古怪点，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先生认为，“中国几乎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有人即以孔子之教化为宗教；这就弄乱了宗教固有的范型（没有独断、迷信及出世倾向，不能判断为宗教）。”但是孔子的教化，同时又与世界其他伟大宗教同样对人生具有等量的安慰作用，他又有类似宗教的仪式。 因为宗教的缺位，即形成了以孔学教化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成为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绝大部分特质的重要因素，这一客观差异的存在，是未来我们仍然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谈中美文化与社会发展之比较，就必须解决新教伦理同我们历史上宗教的缺位问题。从宗教维度来描述中国文化和社会历史，是梁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很醒目的地方。
在厘清中西文化为完全不同形态的同时，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缺点有很好的重新诠释，特别是他对自由的看法上，显然结合了西方社会思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自由是一种理念，产生于西洋历史，曾被认为自明之理，俨若神圣而不可犯。伦理是另一种理念，产生于中国历史，其若为自明与神圣相同。中国人因为先有伦理，后有自由，所以后一种理念起不来，虽起不来，而中国人未尝不自由。害就害在这“未尝不自由”上，从此便难得有明确之自由。（参见本书71页）这“未尝不自由，从此便难得有明确之自由”和“个人永不被发现”都是今天人们才开始频繁讨论的问题，现在读来实在有金石之声。梁先生当年的思考和观察留下的不只是知识分子冷峻的眼神，更是巨人的肩膀。
儒家在五四之后，每有新研究所出，必然伴随着重申儒学地位和厘清儒学史的重影，学人努力向前，争取其在学界的地位。但梁漱溟先生却自不同，他是少见的有自己完整哲学理论体系的文化比较者。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这位“最后的儒家”，给人印象最深刻及至有“定格”意味的，是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言：我很乐观。——一语道尽老先生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态度，这位始终对中国文化饱含自信的中国本土哲学家，他当年的声音，除了接受种种质疑，在今天已经很难再有回声，渐渐成了遥远的绝响。
2011-1-8
刊于2011年1月13日法制周末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虽然属于梁先生早年的著作，但是成就他在中西方文化比较领域的多数结论性的东西，在那时已经趋于成熟。这里笔者想提示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民国十年十月，以梁先生生辰推算，写出这本书并且决定重新入世、暂时告别佛家的沉潜，重新获得对儒学的热情，都是在他将近三十岁时候的事情，由此可见这位中国本土哲学家思想意识的早萌。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梁先生当时及至后来其实都没有真的告别自己佛家的身份，也没有真的彻底否定佛家生活对个人的意义。当年他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有很深层次的原因。他在这篇序里接着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我们不妨揣测下这句话的意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西风东渐，西方工业技术和学术特别是社会思想通过译介大量涌入；陈仲甫、胡博士、浙东“二周”为代表人物的“新文化运动”思潮经过早期的喷发，正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形成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今天最常见的即“向儒家学说猛烈开火，打倒孔家店；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儒学当时受到的冲击最猛烈，其思想根基在社会环境从上至下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以致国人耻谈，“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国力的衰弱，国防力量的落后，民间旧道德体系的紊乱，民生的凋敝，民族命运的何去何从，究其原因，反思历史，国民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深重的失望。或许正是这个时候，目睹这一切的梁漱溟，内心受到强烈的震动，他的出世修行变得难以为继；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放弃长期的佛家生活，开始做起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来，目标很明确：通过中西方文化之比较，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找回文化自信。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仍然需从儒家开始，壮年的民国知识人梁漱溟，转入儒家思想研究，“做起孔家生活”。
现在这本新出版《中国文化的命运》，据编者所云，收录内容多数属于首次面世。查梁先生著述年表，没有明确的单行本行世的记载，应当是集遗稿而成。而此次所集之稿，仍然侧重于中西文化之比较，在比较之中侧重讨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走向问题，关照的依然是中国文化的前景。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相比较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基本上概括了梁先生关于上述这些母题的基本观点和见识，是了解梁先生这方面思想的入门著作。其实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之态度，当年的民国知识分子（三代人，即“五四黄金一代”以及同其有前后师承关系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分作很多造型：其一是在旧学基础上深造传统学术，努力发见新材料，采用部分西学的方法，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二是接受西学和新世界，做文化比较，挖掘旧学潜力；还有一种是保留旧学素养，基本上接受西学，承认西学的主要地位。梁先生显然是上述第二种造型，他的文化比较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近年来以《思考中医》为代表的讨论中医思想的热潮方兴未艾，事实上，梁先生当年就已经给予中医较高的学术地位评价，并且对中医西医进行过比较研究，他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师走玄学的路。……中医是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与地位；惜其莫能自明。中西医学现在实无法沟通。能沟通，亦须在较远的将来始有可能。而此可能之机在西医，在其能慢慢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相近，将中医收容进来；中医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梁先生认为中医西医差异的情形正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他。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无办法，自己亦无办法。中医讲求系统性的观点，缺点是不注意体制和病菌力量的此消彼长；西医讲求局部的技术性，缺乏整体联系，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中医西医比较的情况，今天人们都知道可以拿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来讨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梁先生谈论这个问题要早得多。
梁先生针对当时普遍的对中国社会落后引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失望，重检历史，总结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两大古怪，其中一个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他对此说，“中国民族在今日好比七十老翁，而西洋人只是十七八岁小伙。如果简单地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不及西洋进步；那就如说七十老翁身体心理的发育开展太慢，慢至不及十七八岁的孩子阶段！社会生命或不可以个体生命相似；然而这一类‘进步太慢，落后不及’的流俗浅见，则非纠正不可。’”（参见本书25页）我们今天常说，早熟必然伴随着晚熟，不是进步太慢，而是根本停滞不前，是过度过早发育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梁先生的思路和用意，还是在批驳文化优劣论，但是梁先生的好处是并不避讳现实情况。他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洋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他将永此终古，岂止落后而已！……他非是迟慢落后；他是停滞在某一状态而不能进。
中国文化和社会另一个古怪点，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先生认为，“中国几乎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有人即以孔子之教化为宗教；这就弄乱了宗教固有的范型（没有独断、迷信及出世倾向，不能判断为宗教）。”但是孔子的教化，同时又与世界其他伟大宗教同样对人生具有等量的安慰作用，他又有类似宗教的仪式。 因为宗教的缺位，即形成了以孔学教化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成为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绝大部分特质的重要因素，这一客观差异的存在，是未来我们仍然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谈中美文化与社会发展之比较，就必须解决新教伦理同我们历史上宗教的缺位问题。从宗教维度来描述中国文化和社会历史，是梁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很醒目的地方。
在厘清中西文化为完全不同形态的同时，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缺点有很好的重新诠释，特别是他对自由的看法上，显然结合了西方社会思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自由是一种理念，产生于西洋历史，曾被认为自明之理，俨若神圣而不可犯。伦理是另一种理念，产生于中国历史，其若为自明与神圣相同。中国人因为先有伦理，后有自由，所以后一种理念起不来，虽起不来，而中国人未尝不自由。害就害在这“未尝不自由”上，从此便难得有明确之自由。（参见本书71页）这“未尝不自由，从此便难得有明确之自由”和“个人永不被发现”都是今天人们才开始频繁讨论的问题，现在读来实在有金石之声。梁先生当年的思考和观察留下的不只是知识分子冷峻的眼神，更是巨人的肩膀。
儒家在五四之后，每有新研究所出，必然伴随着重申儒学地位和厘清儒学史的重影，学人努力向前，争取其在学界的地位。但梁漱溟先生却自不同，他是少见的有自己完整哲学理论体系的文化比较者。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这位“最后的儒家”，给人印象最深刻及至有“定格”意味的，是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言：我很乐观。——一语道尽老先生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态度，这位始终对中国文化饱含自信的中国本土哲学家，他当年的声音，除了接受种种质疑，在今天已经很难再有回声，渐渐成了遥远的绝响。
2011-1-8
刊于2011年1月13日法制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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