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欲望的旗帜》
在这样一个晚上，假如你偶尔回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遥远的午后，想起自己梦中的爱情，想象着愿望如何变成呆板的记忆，你在震惊之中，也许只能感到自惭形秽。
——格非 《欲望的旗帜》
从我来到美国开始研究生生涯的时候，我就没再享受过阅读小说的乐趣。一方面是因为不得不进行的对举着 “学术”大旗的垃圾书的阅读挤压了我读小说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便有的课程要求阅读小说，往往也是不大对我兴趣的“可分析性”比“可读性”强的作品。印象中唯一让我体会到一点乐趣的一次小说阅读是刘恒的《黑的雪》，但那乐趣很快就被写论文的压力所遮蔽过去了。就连读李渔的短篇小说我都没能够从容地在那些奇情乐境中朗声大笑，而是时刻要想着如何从那本来就是为了挣钱维生而写的文本中挖掘出教授所欣赏的“意义”。 后来教了一门文学课，也无非是被人当作便于使用的劳动力来用，在工作的重压当中硬挤时间来看那些要教给学生的作品。在那几个月里，阅读小说没给我任何愉悦的体验，只给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在教课间歇的几个钟头里手捧一卷书从图书馆的沙发上醒来时困倦的感觉。
今天中午，当我在周末午睡前的阅读中读到了格非小说里的这段话——上面引用的这段——的时候，我知道，我重新已经找回了那种自由无拘束的读小说的乐趣。其实那是一种很难言说的状态，你感到自己在一段方向未知的路上行走，那些沿途的惊喜和秘密都无法事先预知，却又都悄悄地藏在语言的丛林里，在一些平淡无奇的时刻将自己绽放给你看，于是那一个个时间坐标上的点都由于它们而辉煌地亮了起来，同时被照亮的还有时间的整个坐标轴。格非的话描述的是他的小说人物的一种比较隐秘的个人经验，我被这段话唤起的却是那些曾经被一些书中不期而遇的字句照亮的午后，它们的美好的确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了一种呆板的记忆，使原本的美好也失掉水分而风干了似的。然而在看到这段话的一刹那，那些时刻又带着它们原有的美好感觉回来了。而同时在震惊中让我感到自惭形秽的，是过去几年里时间坐标上的触目惊心的黯淡空白。
从今年春天开始，我才陆续读到格非的作品。《人面桃花》我谈不上喜欢，但是一篇题为《相遇》的讲述20世纪初英国人在西藏的探险的短篇以它行文中的一种奇特的疏离感征服了我。在值得被读者认真对待的中国作家中，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能用最普通的文字来描述切近的生活但又处处带出疏离感——比如格非，始终让人觉得在雾里看花，而读者的焦距是被作家控制着的，想让你看清的时候你才能看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能为读者所熟悉的场景也被表现得像一幕幕悬在虚空中的戏剧。另一种作家是王安忆那样的，把对细节的追求发挥到极致，当你以为他要继续进行他的叙述的时候，他又退回一两步来铺陈一些描写，因此，辅以适当技巧之后，那些离读者的现实遥远的场景被不断拉近了，反而让人以为是一种普通的家长里短。这两种作家各有所长，我都能接受，但我更稍稍喜欢前者一点。说到我所不太能欣赏的《人面桃花》，格非在其中也把平实的语句都化作了腾云般的阅读体验——这是需要功力的。可我觉得它本不该是这样一本云山雾罩的作品，虽然格非显然查阅了大量史料来使小说尽量显得真实，我还是觉得他的写法不太对这个“革命女性”题材的路子。
我对《欲望的旗帜》的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要归结于我对热衷于哲思的昆德拉的热爱。在《欲望的旗帜》里，格非个人的哲学性思考也贯穿在字里行间。小说主人公们哲学系教授/学生的身份和作为故事主线的哲学年会又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昆德拉往往选择一个主题进行间断地反复论述不同，这本小说中，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没落、情感的苍白、交流的困顿等现代哲学命题都作为线索出现在小说里，形成一张网，笼罩了人物们的生活。小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主人公，叙述角度不断在曾山、宋子衿、张末等几个主要人物之间转换着。在小说中段，有一个大的叙事段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连续的叙事在相似场景的转换中把主人公从一个变成另外一个，却变得不留痕迹。作为一个经验读者，读懂这样的段落并不太费力气，但是仍然需要在阅读中偶尔停顿下来以梳理一些线索。这似乎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大忌，也作为一个反证证明了格非是需要读者认真对待的作家。
读到上面引用的段落时，故事已经进行到了173页（一共250页），小说的后半部。虽然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一个我自十八岁起就基本再未离开的地方，这个故事还是时时让我感到陌生。格非固然对学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是我的陌生感来自于被他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里的人性的基本问题。读到与虚空搏斗的故事，对照自己的虚空，感到的不是熟悉而是被他人的虚空映照出来的一种陌生。学院是知识和商业进行“交媾”的最佳场所，我猜测这是他把他的故事放在一所大学里的原因；如果说他对社会有所批判，那么他的批判是有浓厚知识分子气和寓言气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然而直到多年以后的最近，我才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与它相逢，正好是一个虚空的人，遇到了一本关于虚空的书。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
2008年11月16日
——格非 《欲望的旗帜》
从我来到美国开始研究生生涯的时候，我就没再享受过阅读小说的乐趣。一方面是因为不得不进行的对举着 “学术”大旗的垃圾书的阅读挤压了我读小说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便有的课程要求阅读小说，往往也是不大对我兴趣的“可分析性”比“可读性”强的作品。印象中唯一让我体会到一点乐趣的一次小说阅读是刘恒的《黑的雪》，但那乐趣很快就被写论文的压力所遮蔽过去了。就连读李渔的短篇小说我都没能够从容地在那些奇情乐境中朗声大笑，而是时刻要想着如何从那本来就是为了挣钱维生而写的文本中挖掘出教授所欣赏的“意义”。 后来教了一门文学课，也无非是被人当作便于使用的劳动力来用，在工作的重压当中硬挤时间来看那些要教给学生的作品。在那几个月里，阅读小说没给我任何愉悦的体验，只给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在教课间歇的几个钟头里手捧一卷书从图书馆的沙发上醒来时困倦的感觉。
今天中午，当我在周末午睡前的阅读中读到了格非小说里的这段话——上面引用的这段——的时候，我知道，我重新已经找回了那种自由无拘束的读小说的乐趣。其实那是一种很难言说的状态，你感到自己在一段方向未知的路上行走，那些沿途的惊喜和秘密都无法事先预知，却又都悄悄地藏在语言的丛林里，在一些平淡无奇的时刻将自己绽放给你看，于是那一个个时间坐标上的点都由于它们而辉煌地亮了起来，同时被照亮的还有时间的整个坐标轴。格非的话描述的是他的小说人物的一种比较隐秘的个人经验，我被这段话唤起的却是那些曾经被一些书中不期而遇的字句照亮的午后，它们的美好的确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了一种呆板的记忆，使原本的美好也失掉水分而风干了似的。然而在看到这段话的一刹那，那些时刻又带着它们原有的美好感觉回来了。而同时在震惊中让我感到自惭形秽的，是过去几年里时间坐标上的触目惊心的黯淡空白。
从今年春天开始，我才陆续读到格非的作品。《人面桃花》我谈不上喜欢，但是一篇题为《相遇》的讲述20世纪初英国人在西藏的探险的短篇以它行文中的一种奇特的疏离感征服了我。在值得被读者认真对待的中国作家中，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能用最普通的文字来描述切近的生活但又处处带出疏离感——比如格非，始终让人觉得在雾里看花，而读者的焦距是被作家控制着的，想让你看清的时候你才能看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能为读者所熟悉的场景也被表现得像一幕幕悬在虚空中的戏剧。另一种作家是王安忆那样的，把对细节的追求发挥到极致，当你以为他要继续进行他的叙述的时候，他又退回一两步来铺陈一些描写，因此，辅以适当技巧之后，那些离读者的现实遥远的场景被不断拉近了，反而让人以为是一种普通的家长里短。这两种作家各有所长，我都能接受，但我更稍稍喜欢前者一点。说到我所不太能欣赏的《人面桃花》，格非在其中也把平实的语句都化作了腾云般的阅读体验——这是需要功力的。可我觉得它本不该是这样一本云山雾罩的作品，虽然格非显然查阅了大量史料来使小说尽量显得真实，我还是觉得他的写法不太对这个“革命女性”题材的路子。
我对《欲望的旗帜》的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要归结于我对热衷于哲思的昆德拉的热爱。在《欲望的旗帜》里，格非个人的哲学性思考也贯穿在字里行间。小说主人公们哲学系教授/学生的身份和作为故事主线的哲学年会又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昆德拉往往选择一个主题进行间断地反复论述不同，这本小说中，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没落、情感的苍白、交流的困顿等现代哲学命题都作为线索出现在小说里，形成一张网，笼罩了人物们的生活。小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主人公，叙述角度不断在曾山、宋子衿、张末等几个主要人物之间转换着。在小说中段，有一个大的叙事段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连续的叙事在相似场景的转换中把主人公从一个变成另外一个，却变得不留痕迹。作为一个经验读者，读懂这样的段落并不太费力气，但是仍然需要在阅读中偶尔停顿下来以梳理一些线索。这似乎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大忌，也作为一个反证证明了格非是需要读者认真对待的作家。
读到上面引用的段落时，故事已经进行到了173页（一共250页），小说的后半部。虽然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一个我自十八岁起就基本再未离开的地方，这个故事还是时时让我感到陌生。格非固然对学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是我的陌生感来自于被他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里的人性的基本问题。读到与虚空搏斗的故事，对照自己的虚空，感到的不是熟悉而是被他人的虚空映照出来的一种陌生。学院是知识和商业进行“交媾”的最佳场所，我猜测这是他把他的故事放在一所大学里的原因；如果说他对社会有所批判，那么他的批判是有浓厚知识分子气和寓言气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然而直到多年以后的最近，我才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与它相逢，正好是一个虚空的人，遇到了一本关于虚空的书。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
2008年11月16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