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自传（综合稿，非原创）

    1920年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是三名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们搬了好几次家，而我也因此拥有了十分国际化的教育。我在瑞士和加拿大完成了小学教育，1933年搬回美国后，在那里完成了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与第七名。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开始了大学生活，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我原本打算进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在船上我成为一名领航员并乐在其中。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后，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做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我似乎没有学到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我从事第一份工作，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借着和高登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我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在棋艺上我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
   然而，上述两本书仍然存在一些缺陷。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我们生了三个儿子，他们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我始终没有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有两所农场，我学会了驾驶飞机，佳肴、美酒、音乐也一直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