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鹿民族的“百年孤独”
自从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出奇的发现许多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有它的影子——不知道是错觉，抑或是自己神经过敏？但也许是因为，它确实太有开创性了，凡是看过的人，不管作者或者读者，都难免要受到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中国的作家太想在国际文坛出人头地了，以为只要披上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什么东西都必然能走向世界——殊不知，那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旧玩意儿，现在早已过了那样的时代。
由此可以想见，中国文坛对于世界文学体系内文本领域的开拓，就像中国足球对于世界足坛的贡献一样，实在是乏善可陈。
先发这么段牢骚，实在是因为觉得有点不吐不快。
但这只是牢骚。即使单纯是模仿，同样也可能创造出好的东西。而且所有文化上的创新或传承无不是在全盘继承和完全叛逆两条平行线之间的空间摸索前行。
我想说的是关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小说通过一个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口吻，以对民族文化不可挽回的即将消失感到痛心以及对民族个体未来生活的迷茫等种种复杂心态，讲述了最近一百年来一个小小的鄂温克部族群落的兴衰往事。小说文本设置为讲述者的部族即将迁往山下那天的清晨、正午、黄昏以及半个月亮（我理解为通过夜晚来作为尾声）四个部分的讲述，通过一天的各个时段来配合部族兴衰以及讲述者个人的生命状态。这个文本设置在我看来还是相当精妙的，具有很强的独创性。按时间顺序铺展开来的讲述者回忆着情节脉络和讲述者即将搬迁的这一天的活动相交织，其转换文字不无牵强，但整体脉络非常清晰，不会造成任何影响阅读的问题。
而造成我想说它是“百年孤独”的原因不是以上那些文本因素，而其与“百年孤独”的相似性在我看来至少表现的如下一些方面：坚强、长寿的家族女主人（鄂温克酋长妻子和乌苏拉），复杂多样的家族人物（名字多得同样让人难以记住，少数民族及外国人的名字和红楼梦那种望文生义的名字相比要难记得多），多舛的人物命运（死人几乎都为常事，一个还没记住名字的人死了，马上又有了更多的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奇——至少在我们这些整天生活在高楼大厦中的人来说多少有些离奇——去世，即使是活着，几乎每个人物身上总有些离奇的事情），种种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萨满跳神和百年孤独中吉普赛先知的种种奇思妙想等等），百年家族变迁，以及简练急促的叙述风格。
就像有人从《百年孤独》中看到了拉美历史的变迁，我也毫无意外的从《右岸》中看到了一个驯鹿游牧民族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变迁，甚至看到所有的少数民族乃至几千年以来一直处于统一国家政治边缘地位的中国乡村社会在这差不多一百年以来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说是“数百年来所未尝有也”的政治文化移植而致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也可以说是所有边缘地带、个人安宁生活被胁迫卷入国家宏大叙事的艰难旅程。作为和农耕文明相对立的游牧文明，多年以来始终游离于我们大多数人的视线之外。当我们想当然的以为所有游牧民族都是像当年的匈奴和蒙古一样，所向披靡、风卷残云似的在欧亚大陆驰骋，那么那些早期的成吉思汗时代之前的小型游牧部落的生活就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而《右岸》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微型聚落的日常生活。前几天刚看的一个研究，据说早期蒙古人的祖先其实也是驯鹿民族，生活于靠近草原的林地之中，地理位置其实相当靠北。而《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也说自己的祖先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所以我有不成熟的推测：这些游牧民族部落早些时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直到成吉思汗时期，一个席卷而来的部落融合迅速构建出一个大的民族，有些游离的部落就成为现在的一些小的民族。这些小的部落没有接受统一的宗教，所以还停留在萨满宗教阶段。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萨满宗教的各种隐性形式一直存在在国家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且不说我自己生活经历以及听到同学、亲戚、同事关于自己周围生活的传闻，包括看一些著作，描述高度物质化的城市社会，也有某些类似萨满的人从事着类似的工作。只不过小说中描述的萨满活动更具有传奇色彩，不过我个人使有些怀疑的，因为表现出来的形式多少有些单一。不过我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既不是鄂温克人，也不能主观臆断来否认别人的文学表现手法。不过看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多少有些感受到，并觉得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被现代科学思想“怯魅”后的日常生活，多少是有些无趣的。
当定居生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向驯鹿民族袭来，作者描述的部落成员的新生活毫无疑问发生了相当程度的不适应，甚至有些人就完全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我猜测是他们的内心有强制性的排斥感和负罪感，因为觉得是对自己前身和祖先的背叛。就好像一个民族突然在西化的路上义无反顾、无法回头、彷徨失措，就好像《我的名字是红》里面的细密画师面对涌动的透视法则的内心恐慌。就像我曾经想到过的，也许所有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得描述时代变迁带给个人的恐慌，因为作品要么凝固时间，要么再现时间，“与意义固有的溃散特性”进行没有结果的博斗。时间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作者说的是百年，其实从游牧到定居，差不多是整个人类用了几千年，互相博斗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是舒适和稳定战胜了所有的人。
自然还有人怀念那种激情，就像怀念狼，怀念狼图腾。但这似乎也停留在说说而已。逝去了的东西总有人会怀念。
迟子建，是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的作家，来自于从旧书摊买的旧的《小说选刊》。虽然只看了她的一篇《白银那》，但看了就记住了她的名字。也许不过是因为“白银那”这小说名字多少有些奇怪而且给人以遐想，但更可能是因为她独到的叙事功底，让那篇情节平淡的故事让人过目不忘。但我总感觉她的文字还是缺少某些成为经典之作的亮点（虽然就我看的当代中国小说而言，确实都极少具备能够成为经典的素质，也许所谓经典这东西也不过都是事后诸葛亮！）。不过要我具体说什么是成为经典的必备素质，但我又好像有点说不出来。
我此时突然觉得困倦，打了个哈欠，有眼泪在眼角涌动，恍然中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感动。
由此可以想见，中国文坛对于世界文学体系内文本领域的开拓，就像中国足球对于世界足坛的贡献一样，实在是乏善可陈。
先发这么段牢骚，实在是因为觉得有点不吐不快。
但这只是牢骚。即使单纯是模仿，同样也可能创造出好的东西。而且所有文化上的创新或传承无不是在全盘继承和完全叛逆两条平行线之间的空间摸索前行。
我想说的是关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小说通过一个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口吻，以对民族文化不可挽回的即将消失感到痛心以及对民族个体未来生活的迷茫等种种复杂心态，讲述了最近一百年来一个小小的鄂温克部族群落的兴衰往事。小说文本设置为讲述者的部族即将迁往山下那天的清晨、正午、黄昏以及半个月亮（我理解为通过夜晚来作为尾声）四个部分的讲述，通过一天的各个时段来配合部族兴衰以及讲述者个人的生命状态。这个文本设置在我看来还是相当精妙的，具有很强的独创性。按时间顺序铺展开来的讲述者回忆着情节脉络和讲述者即将搬迁的这一天的活动相交织，其转换文字不无牵强，但整体脉络非常清晰，不会造成任何影响阅读的问题。
而造成我想说它是“百年孤独”的原因不是以上那些文本因素，而其与“百年孤独”的相似性在我看来至少表现的如下一些方面：坚强、长寿的家族女主人（鄂温克酋长妻子和乌苏拉），复杂多样的家族人物（名字多得同样让人难以记住，少数民族及外国人的名字和红楼梦那种望文生义的名字相比要难记得多），多舛的人物命运（死人几乎都为常事，一个还没记住名字的人死了，马上又有了更多的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奇——至少在我们这些整天生活在高楼大厦中的人来说多少有些离奇——去世，即使是活着，几乎每个人物身上总有些离奇的事情），种种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萨满跳神和百年孤独中吉普赛先知的种种奇思妙想等等），百年家族变迁，以及简练急促的叙述风格。
就像有人从《百年孤独》中看到了拉美历史的变迁，我也毫无意外的从《右岸》中看到了一个驯鹿游牧民族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变迁，甚至看到所有的少数民族乃至几千年以来一直处于统一国家政治边缘地位的中国乡村社会在这差不多一百年以来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说是“数百年来所未尝有也”的政治文化移植而致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也可以说是所有边缘地带、个人安宁生活被胁迫卷入国家宏大叙事的艰难旅程。作为和农耕文明相对立的游牧文明，多年以来始终游离于我们大多数人的视线之外。当我们想当然的以为所有游牧民族都是像当年的匈奴和蒙古一样，所向披靡、风卷残云似的在欧亚大陆驰骋，那么那些早期的成吉思汗时代之前的小型游牧部落的生活就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而《右岸》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微型聚落的日常生活。前几天刚看的一个研究，据说早期蒙古人的祖先其实也是驯鹿民族，生活于靠近草原的林地之中，地理位置其实相当靠北。而《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也说自己的祖先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所以我有不成熟的推测：这些游牧民族部落早些时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直到成吉思汗时期，一个席卷而来的部落融合迅速构建出一个大的民族，有些游离的部落就成为现在的一些小的民族。这些小的部落没有接受统一的宗教，所以还停留在萨满宗教阶段。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萨满宗教的各种隐性形式一直存在在国家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且不说我自己生活经历以及听到同学、亲戚、同事关于自己周围生活的传闻，包括看一些著作，描述高度物质化的城市社会，也有某些类似萨满的人从事着类似的工作。只不过小说中描述的萨满活动更具有传奇色彩，不过我个人使有些怀疑的，因为表现出来的形式多少有些单一。不过我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既不是鄂温克人，也不能主观臆断来否认别人的文学表现手法。不过看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多少有些感受到，并觉得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被现代科学思想“怯魅”后的日常生活，多少是有些无趣的。
当定居生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向驯鹿民族袭来，作者描述的部落成员的新生活毫无疑问发生了相当程度的不适应，甚至有些人就完全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我猜测是他们的内心有强制性的排斥感和负罪感，因为觉得是对自己前身和祖先的背叛。就好像一个民族突然在西化的路上义无反顾、无法回头、彷徨失措，就好像《我的名字是红》里面的细密画师面对涌动的透视法则的内心恐慌。就像我曾经想到过的，也许所有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得描述时代变迁带给个人的恐慌，因为作品要么凝固时间，要么再现时间，“与意义固有的溃散特性”进行没有结果的博斗。时间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作者说的是百年，其实从游牧到定居，差不多是整个人类用了几千年，互相博斗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是舒适和稳定战胜了所有的人。
自然还有人怀念那种激情，就像怀念狼，怀念狼图腾。但这似乎也停留在说说而已。逝去了的东西总有人会怀念。
迟子建，是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的作家，来自于从旧书摊买的旧的《小说选刊》。虽然只看了她的一篇《白银那》，但看了就记住了她的名字。也许不过是因为“白银那”这小说名字多少有些奇怪而且给人以遐想，但更可能是因为她独到的叙事功底，让那篇情节平淡的故事让人过目不忘。但我总感觉她的文字还是缺少某些成为经典之作的亮点（虽然就我看的当代中国小说而言，确实都极少具备能够成为经典的素质，也许所谓经典这东西也不过都是事后诸葛亮！）。不过要我具体说什么是成为经典的必备素质，但我又好像有点说不出来。
我此时突然觉得困倦，打了个哈欠，有眼泪在眼角涌动，恍然中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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