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兴衰》有感

才疏学浅，这里能说的只是自己的疑问和粗浅的想法，篇幅也不敢写得太长。想说的就是两点，一个是本书对于“自由放任”的挑战；一个是关于作者的胸怀与人格。

首先，这本书是对“自由放任”的挑战。去年上半年跟随韦森老师学习制度经济学，老师倡导的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听了课、看了参考书，开始笃信自发秩序的理论和应用。自发秩序的意义在于，各个经济体或社会，通过自发的方式形成各自的秩序和制度，而不同文明之间或这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自发的竞争，优胜劣汰之下，优秀的制度就会显现出来。经济就是在制度的创新和竞争之中向前演进。
然而，根据奥尔森的观点，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自发地形成各种特殊利益团体，而这些团体会要求通过再分配而要求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会偏离最优。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些因为特殊利益团体过多而造成较差制度的国家还有可能在战争威胁中被迫转型，那么目前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严格保障意味着劣等制度可能会持续存在。
但是，从经济历史的发展路径来看，对于制度的外部干扰显然令经济偏离帕累托效率。因此，经济的演进是否应该“自由放任”成为了一个悖论。

其次，我想说的是奥尔森在书中所显示的高人一等的人格。在我看过的大家名著中，《国家的兴衰》所表现出的谦逊和胸怀是非常少有的。奥尔森在书中反复提到，他的理论不过是站在经济学巨人的肩膀上写出的。而在批评前人论点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地谨慎，比如对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批评非常委婉。
这里也想说两个反面典型。第一个是马克思，看过《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其中马克思对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做过毫不留情的批判，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许多观点是来自于亚当·斯密。殊不知，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核心的劳动价值论是斯密最早提出的。而如果没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是不可能产生的。第二个是卡尔·波普。我看了他的《历史主义贫困论》，这本书对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不经区分就批判一通，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批判，更是“毫不留情”。虽然前面说到马克思在著作中所表现出的狭隘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它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著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敢绕过马克思。总之，胸怀与人格在此中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