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君非诸侯。

这本书本来是打算好好做一下读书笔记的，然而因为过年的缘故——也许很多人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个借口——不仅没有心态和书桌记录，连阅读进度也一拖再拖。在回老家前不多的时间里记下来的仅有这几句：
“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
“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民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只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
“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

然而仅仅是这一些就足够显示出作者的态度了：这是一本讲述历史的书，却并非帝王将相史；这是一本为小人物立传的书，却从这些小的角度颠覆了我来源渠道狭窄的历史印象；这是一本从增量历史观入手的书，却不拘泥于增量，也揭示同一个人的丑恶面。

所谓非帝王将相史。开篇作者即引用伏尔泰的话，讲政治家不过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然而历史，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我们所见的历史，却恰恰多是帝王将相史。这看来合理得很：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述下来？然而我们一样可以反问：我们漏掉的不是正是过往的年代里最精彩、生动的部分？除却政治以外，值得关注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古代史里这样的东西被叫做野史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那么更为纷繁复杂、容易被带上党派色彩的近代史里，小人物的历史也许正能折射出更多的真相，更需要被揭开被保留。
所谓颠覆。读这本书的过程于我而言是颇有些新奇却又多少有些枯燥的。这源于我历史知识的缺乏，尤其近代史。这种缺乏很大部分是主观上的原因，因为觉得其复杂混乱而不愿去细读，却也有着不可抹杀的客观原因：对一个少年而言，能轻易找寻到的史料实在太少。就如百日维新而言，历史课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有那么一块豆腐干，顶多有语文课本上一些散文、回忆文章做补，我们所接触的那段历史，往往是从幸存者那里得到的，这里即是康有为、梁启超。“成王败寇”，这句话的应用面绝对不止战场，在政道与史书上的作用尤为精妙。康、梁在多数人心中的地位全然是正面的，包括无知的我。我们当然不能抹杀他们的功绩，然而从另一些时人留存下来的资料看，他们或许也正是失败的导致者。我从来不曾细细了解当时改革、革命、立宪等诸多派系的立场与行动，只能凭最终的结果有个模糊印象。因此这本书的前几篇给我的感觉便是颠覆性的。翔实的史料、平实的论述让人不得不承认主流史带来的误导。历史与新闻一样，都是一门选择的艺术。真实二字在这一现世、一过去的两门学科中，绝不仅仅是不说谎就够了的，那么多的现象、事件，不同的选择性记述便可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不敢说这本书所说的历史就是经过不偏不倚的选择了的，但是起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所谓不拘泥与增量。即是公正地评述人物，褒贬同存。这一特点予我印象最深的是邵飘萍一篇。同时展示了两个不同方面的声音：一是其为报业、为自由而死；一是其实则为金钱而亡。“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邵飘萍也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不归路是他人生一个突如其来的句点，却封存了“真伪”。这也让我想到了张居正，想到了他改革政绩与几十人抬的大轿的奢侈生活的同存。也许是专业学习的原因，我对于不同角度意见的同时展示很是敏感，也认为这很是重要。本篇便罗列了当时不同党派、不同界别人士对邵飘萍的评价，也不作过多的评述辨析，留与读者和时间来评判。

在长长的近代史、这个时间上的片段中，本书截取空间上的一个节点——杭州，来剖析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不得不算是一个不错的横断面。也许有人会说把这许多“知名的‘小’人物”联系在西子湖畔牵强了些，然而就出发点而言，作者想必只是为了从一个较小的切入点缀连一些史料、并使之具象化些，而绝非是要夸大一座城市的历史意义。
而作者这么做的原因，除却他本身是耶稣堂弄附近的一名杭州人外，也许还因为杭州是个适宜生活、颇有闲情雅致，却远离政治与官场的城市。也只有从这样一座城市入手，才能写出一部“非君非诸侯”的历史来——这是我私自的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