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时刻——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读后感 by :裴明宪
“新自由主义”道路：减税、私有化、削弱工会以及全球化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一大成果是重建了阶级力量，尤其是顶尖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呢？不必借助经济学理论，我们就可以迅速作出回答：减税（准确的说是“非对称减税”），私有化（加上“去管制”），削弱工会势力以及全球化（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减税：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从70%降低到了28%，而最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仍然维持在10%左右，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对称减税”；几乎在同一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掌握的资产比例从20%上升到了35%。里根的减税政策还包括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等“资本性”收入的大幅度减免，而这些收入大部分都归于上层阶级。里根减税政策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克林顿在八年执政期间都没有撼动（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共和党掌握了六年的国会多数），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只是稍微上升到35%。在2001-2009年的布什执政时期，减税政策再次得到了巨大的加强，甚至连遗产税都被暂时取消，这次包括巴菲特在内的许多超级富豪都觉得做的太过分了。与此同时，为了拉拢选票，政府又不敢对公共开支进行过分的削减，21世纪爆发的“反恐战争”更是消耗了巨大的财政资源，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无一例外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财政处于破产边缘。
私有化和去管制：私有化浪潮主要出现在英国、北欧、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国有企业曾经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多数。在美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是主流，但是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仍然坚持了“去管制”的政策，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为金融服务业“松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是大卫-哈维的观点）。为了避免1929年经济危机重演，美国对金融业的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分地区经营并严厉防范风险；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混业经营和全国性银行逐渐成为主流，华尔街巨头日益倾向于用自有资本实行大范围的投机活动，直到20多年之后终于酿成了次贷危机。私有化和去管制的支持者成功地说服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即使是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和北欧各国的社会党人，也无法再坚持走国有化和国家高度干预经济的道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投降。
削弱工会：强大的工会势力始终是上层阶级挥之不去的噩梦，20世纪的历史证明，工会不但能够以组织革命的形式夺取政权，还可以在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框架内夺取政权，“左翼”或“中间偏左”政权在1950-1970年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之后，动用了一切力量削弱工会：首先，通过舆论宣传，挑拨中产阶级和工会的关系，营造“好吃懒做、仅仅依靠政府福利过活”的工会成员形象，使工会失去道德制高点；其次，通过铁腕政策，甚至不惜出动军警，镇压工会的罢工等活动；再次，通过消灭某些产业、促进某些产业向外地或海外转移的方式，釜底抽薪地消灭工会势力。例如，撒切尔夫人几乎消灭了英国的煤炭工业，而里根则将一部分美国汽车工业转移到了南部。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政府不但打击劳工阶级，还打击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技术工人），例如里根政府对航运管理组织(PATCO)罢工的镇压。结果，在西方国家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阶级妥协局面，不得不让位于上层阶级的一枝独秀。
全球化：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一般经济学家大多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亚洲四小龙”带来的示范效应和亚非拉人民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等，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了“美帝国主义”在促进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美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金融贷款的方式榨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剩余价值，因为美国控制了国际货币供给和利率，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多以美元计价，这无异于将金融命脉拱手交给美国。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沃克尔紧缩”时期，美元利率飙升，拉美国家纷纷被逼到破产边缘，不得不向美国出让大量资产。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纽约的投资银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向全世界收取“贡金”。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美国自己也在向全球不断借债，21世纪的金融天平逐渐转向了对美国不利的一面。或许正因为“金融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足以维持统治，布什和布莱尔才不得不求助于传统的“军事帝国主义”，用飞机和战舰去谋求帝国利益。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里根、撒切尔和中国领导人的“新自由主义”成功经验，左翼势力的呼声被长期压制，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抗。即使是在克林顿和布莱尔等人执政期间，他们也不敢对“新自由主义”原则做出根本性的修改，所以克林顿政府无法通过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而布莱尔在上台之前就放弃了国有化原则。在上层阶级的力量得到重建之后，由于他们控制了国家机器、政党机器、金融机构和舆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想要在根本上驳倒“新自由主义”就十分困难了。大卫-哈维无奈地指出，虽然全球各地都有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社会不公正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是零散的，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在上层阶级的阴影之下，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反击。
“新自由主义”的功绩：消灭通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自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主要国家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究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益处，产生了哪些优秀成果？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消灭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之外，“新自由主义”几乎一无是处，经常被提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和促进技术进步等，都是虚幻的表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新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的分歧，下面就“新自由主义”的功绩进行一些探讨。
消灭通货膨胀：1970年代是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而且主要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了所谓的“滞胀”，这是违反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以铁腕货币政策消灭了通货膨胀，并且奠定了19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当然，铁腕货币政策是否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联合体的努力，1970年代的滞胀可能会持续多年。1920-1930年代的通货膨胀曾经摧毁了德国经济，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并未引发任何流血冲突，这不能不说是“新自由主义”执政时期的一大功绩。当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认同的。
促进技术进步：19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发源地正是美国。根据亨伍德(Henwood)的统计，1970年代信息技术投资只占全球生产性投资的25%，而到2000年已经上升到45%，这一期间崛起的大部分新兴企业都是信息技术企业。“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财产权、知识产权、企业经营自由权和资本市场的保护，无疑是促进信息技术革命的一大引擎。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产业革命像信息技术革命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扩展到全球各个主要国家，并深入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大卫-哈维就认为“信息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从信息技术中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大企业和上层阶级。某些学者甚至认为，信息技术投资的上升，反衬着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对广大劳工阶级并不是好事。我很难赞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即便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民工，也享受到了一部分信息技术的好处；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革命，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肯定会更加艰难。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说法，认为19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较为缓慢的时期。根据日内瓦的国际劳工总署的统计，1970年代全球真实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1980年代下降到1.4%，1990年代仅为1.1%。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为什么1980-1990年代全球GDP的增速下降了？关键原因是苏联和东欧进入了“转型期”，许多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例如朝鲜）也进入了困难时期。根据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统计，从1973年到2003年，前苏联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约10%，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只上升了约30%；与此同时，西欧12个主要工业国的人均GDP却上升了约70%，美国的人均GDP上升了约80%，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更是上升了约180%！与其说“新自由主义”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了，倒不如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过于困难，宝贵的20年光阴仍然没有换来持续的高速增长。
缩小区域差距：虽然“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是它在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身上。根据麦迪逊的统计，197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约20%，2003年已经上升到约75%；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上升到33%，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30%上升到60%。当然，拉美和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下滑了，可是它们的人均GDP本来就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现在也还在全球平均水平附近。在这三十年中，最大的输家是非洲，其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简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抬头的三十年里，美国与日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西欧的地位稍有下降，中国和印度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联、东欧和拉美的地位有所下滑，而非洲则成为被遗忘的阴影。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使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更加平均，虽然某些国家（例如美国、中国和印度）受益更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差距缩小的基调。
消费文化的兴起：除了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之外，全球大部分地区在过去三十年都经历了“消费化、娱乐化”的趋势，消费手段大大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向消费倾斜。现在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消费方式，大部分是我们的祖辈想象不到的；即便在农村也是如此（例如中国最大的网游消费群体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信息技术创造了更多的消费手段，另一方面则应该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提前消费、透支消费的潮流。消费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当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是次贷危机之类的事件；但是提倡消费、提供消费选择，无疑提高了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质量。对于这一点，新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否认，认为在消费文化中受益最多的还是上层阶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中劳动的人民根本享受不到。在这里我必须反驳：在“新自由主义”上台之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难道就有很多消费和娱乐的选择吗？虽然消费文化的受益分配不均，但是最底层的人民仍然得到了一些好处。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每一个主要成果，几乎都存在严重的争议。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这些成果，但是认为这些成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得富人受益，并且对于环境、健康和人类幸福造成了弊病。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大量搜集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动进行详细的、反复的、中立的统计，得出一些站的住脚的结论，这样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功过。
“新自由主义”的功绩：消灭通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自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主要国家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究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益处，产生了哪些优秀成果？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消灭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之外，“新自由主义”几乎一无是处，经常被提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和促进技术进步等，都是虚幻的表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新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的分歧，下面就“新自由主义”的功绩进行一些探讨。
消灭通货膨胀：1970年代是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而且主要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了所谓的“滞胀”，这是违反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以铁腕货币政策消灭了通货膨胀，并且奠定了19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当然，铁腕货币政策是否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联合体的努力，1970年代的滞胀可能会持续多年。1920-1930年代的通货膨胀曾经摧毁了德国经济，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并未引发任何流血冲突，这不能不说是“新自由主义”执政时期的一大功绩。当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认同的。
促进技术进步：19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发源地正是美国。根据亨伍德(Henwood)的统计，1970年代信息技术投资只占全球生产性投资的25%，而到2000年已经上升到45%，这一期间崛起的大部分新兴企业都是信息技术企业。“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财产权、知识产权、企业经营自由权和资本市场的保护，无疑是促进信息技术革命的一大引擎。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产业革命像信息技术革命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扩展到全球各个主要国家，并深入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大卫-哈维就认为“信息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从信息技术中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大企业和上层阶级。某些学者甚至认为，信息技术投资的上升，反衬着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对广大劳工阶级并不是好事。我很难赞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即便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民工，也享受到了一部分信息技术的好处；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革命，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肯定会更加艰难。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说法，认为19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较为缓慢的时期。根据日内瓦的国际劳工总署的统计，1970年代全球真实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1980年代下降到1.4%，1990年代仅为1.1%。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为什么1980-1990年代全球GDP的增速下降了？关键原因是苏联和东欧进入了“转型期”，许多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例如朝鲜）也进入了困难时期。根据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统计，从1973年到2003年，前苏联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约10%，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只上升了约30%；与此同时，西欧12个主要工业国的人均GDP却上升了约70%，美国的人均GDP上升了约80%，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更是上升了约180%！与其说“新自由主义”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了，倒不如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过于困难，宝贵的20年光阴仍然没有换来持续的高速增长。
缩小区域差距：虽然“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是它在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身上。根据麦迪逊的统计，197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约20%，2003年已经上升到约75%；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上升到33%，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30%上升到60%。当然，拉美和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下滑了，可是它们的人均GDP本来就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现在也还在全球平均水平附近。在这三十年中，最大的输家是非洲，其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简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抬头的三十年里，美国与日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西欧的地位稍有下降，中国和印度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联、东欧和拉美的地位有所下滑，而非洲则成为被遗忘的阴影。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使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更加平均，虽然某些国家（例如美国、中国和印度）受益更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差距缩小的基调。
消费文化的兴起：除了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之外，全球大部分地区在过去三十年都经历了“消费化、娱乐化”的趋势，消费手段大大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向消费倾斜。现在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消费方式，大部分是我们的祖辈想象不到的；即便在农村也是如此（例如中国最大的网游消费群体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信息技术创造了更多的消费手段，另一方面则应该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提前消费、透支消费的潮流。消费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当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是次贷危机之类的事件；但是提倡消费、提供消费选择，无疑提高了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质量。对于这一点，新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否认，认为在消费文化中受益最多的还是上层阶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中劳动的人民根本享受不到。在这里我必须反驳：在“新自由主义”上台之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难道就有很多消费和娱乐的选择吗？虽然消费文化的受益分配不均，但是最底层的人民仍然得到了一些好处。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每一个主要成果，几乎都存在严重的争议。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这些成果，但是认为这些成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得富人受益，并且对于环境、健康和人类幸福造成了弊病。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大量搜集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动进行详细的、反复的、中立的统计，得出一些站的住脚的结论，这样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功过。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一大成果是重建了阶级力量，尤其是顶尖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呢？不必借助经济学理论，我们就可以迅速作出回答：减税（准确的说是“非对称减税”），私有化（加上“去管制”），削弱工会势力以及全球化（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减税：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从70%降低到了28%，而最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仍然维持在10%左右，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对称减税”；几乎在同一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掌握的资产比例从20%上升到了35%。里根的减税政策还包括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等“资本性”收入的大幅度减免，而这些收入大部分都归于上层阶级。里根减税政策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克林顿在八年执政期间都没有撼动（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共和党掌握了六年的国会多数），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只是稍微上升到35%。在2001-2009年的布什执政时期，减税政策再次得到了巨大的加强，甚至连遗产税都被暂时取消，这次包括巴菲特在内的许多超级富豪都觉得做的太过分了。与此同时，为了拉拢选票，政府又不敢对公共开支进行过分的削减，21世纪爆发的“反恐战争”更是消耗了巨大的财政资源，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无一例外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财政处于破产边缘。
私有化和去管制：私有化浪潮主要出现在英国、北欧、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国有企业曾经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多数。在美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是主流，但是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仍然坚持了“去管制”的政策，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为金融服务业“松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是大卫-哈维的观点）。为了避免1929年经济危机重演，美国对金融业的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分地区经营并严厉防范风险；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混业经营和全国性银行逐渐成为主流，华尔街巨头日益倾向于用自有资本实行大范围的投机活动，直到20多年之后终于酿成了次贷危机。私有化和去管制的支持者成功地说服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即使是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和北欧各国的社会党人，也无法再坚持走国有化和国家高度干预经济的道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投降。
削弱工会：强大的工会势力始终是上层阶级挥之不去的噩梦，20世纪的历史证明，工会不但能够以组织革命的形式夺取政权，还可以在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框架内夺取政权，“左翼”或“中间偏左”政权在1950-1970年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之后，动用了一切力量削弱工会：首先，通过舆论宣传，挑拨中产阶级和工会的关系，营造“好吃懒做、仅仅依靠政府福利过活”的工会成员形象，使工会失去道德制高点；其次，通过铁腕政策，甚至不惜出动军警，镇压工会的罢工等活动；再次，通过消灭某些产业、促进某些产业向外地或海外转移的方式，釜底抽薪地消灭工会势力。例如，撒切尔夫人几乎消灭了英国的煤炭工业，而里根则将一部分美国汽车工业转移到了南部。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政府不但打击劳工阶级，还打击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技术工人），例如里根政府对航运管理组织(PATCO)罢工的镇压。结果，在西方国家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阶级妥协局面，不得不让位于上层阶级的一枝独秀。
全球化：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一般经济学家大多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亚洲四小龙”带来的示范效应和亚非拉人民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等，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了“美帝国主义”在促进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美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金融贷款的方式榨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剩余价值，因为美国控制了国际货币供给和利率，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多以美元计价，这无异于将金融命脉拱手交给美国。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沃克尔紧缩”时期，美元利率飙升，拉美国家纷纷被逼到破产边缘，不得不向美国出让大量资产。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纽约的投资银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向全世界收取“贡金”。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美国自己也在向全球不断借债，21世纪的金融天平逐渐转向了对美国不利的一面。或许正因为“金融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足以维持统治，布什和布莱尔才不得不求助于传统的“军事帝国主义”，用飞机和战舰去谋求帝国利益。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里根、撒切尔和中国领导人的“新自由主义”成功经验，左翼势力的呼声被长期压制，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抗。即使是在克林顿和布莱尔等人执政期间，他们也不敢对“新自由主义”原则做出根本性的修改，所以克林顿政府无法通过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而布莱尔在上台之前就放弃了国有化原则。在上层阶级的力量得到重建之后，由于他们控制了国家机器、政党机器、金融机构和舆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想要在根本上驳倒“新自由主义”就十分困难了。大卫-哈维无奈地指出，虽然全球各地都有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社会不公正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是零散的，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在上层阶级的阴影之下，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反击。
“新自由主义”的功绩：消灭通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自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主要国家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究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益处，产生了哪些优秀成果？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消灭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之外，“新自由主义”几乎一无是处，经常被提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和促进技术进步等，都是虚幻的表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新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的分歧，下面就“新自由主义”的功绩进行一些探讨。
消灭通货膨胀：1970年代是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而且主要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了所谓的“滞胀”，这是违反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以铁腕货币政策消灭了通货膨胀，并且奠定了19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当然，铁腕货币政策是否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联合体的努力，1970年代的滞胀可能会持续多年。1920-1930年代的通货膨胀曾经摧毁了德国经济，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并未引发任何流血冲突，这不能不说是“新自由主义”执政时期的一大功绩。当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认同的。
促进技术进步：19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发源地正是美国。根据亨伍德(Henwood)的统计，1970年代信息技术投资只占全球生产性投资的25%，而到2000年已经上升到45%，这一期间崛起的大部分新兴企业都是信息技术企业。“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财产权、知识产权、企业经营自由权和资本市场的保护，无疑是促进信息技术革命的一大引擎。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产业革命像信息技术革命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扩展到全球各个主要国家，并深入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大卫-哈维就认为“信息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从信息技术中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大企业和上层阶级。某些学者甚至认为，信息技术投资的上升，反衬着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对广大劳工阶级并不是好事。我很难赞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即便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民工，也享受到了一部分信息技术的好处；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革命，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肯定会更加艰难。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说法，认为19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较为缓慢的时期。根据日内瓦的国际劳工总署的统计，1970年代全球真实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1980年代下降到1.4%，1990年代仅为1.1%。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为什么1980-1990年代全球GDP的增速下降了？关键原因是苏联和东欧进入了“转型期”，许多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例如朝鲜）也进入了困难时期。根据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统计，从1973年到2003年，前苏联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约10%，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只上升了约30%；与此同时，西欧12个主要工业国的人均GDP却上升了约70%，美国的人均GDP上升了约80%，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更是上升了约180%！与其说“新自由主义”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了，倒不如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过于困难，宝贵的20年光阴仍然没有换来持续的高速增长。
缩小区域差距：虽然“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是它在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身上。根据麦迪逊的统计，197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约20%，2003年已经上升到约75%；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上升到33%，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30%上升到60%。当然，拉美和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下滑了，可是它们的人均GDP本来就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现在也还在全球平均水平附近。在这三十年中，最大的输家是非洲，其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简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抬头的三十年里，美国与日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西欧的地位稍有下降，中国和印度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联、东欧和拉美的地位有所下滑，而非洲则成为被遗忘的阴影。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使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更加平均，虽然某些国家（例如美国、中国和印度）受益更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差距缩小的基调。
消费文化的兴起：除了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之外，全球大部分地区在过去三十年都经历了“消费化、娱乐化”的趋势，消费手段大大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向消费倾斜。现在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消费方式，大部分是我们的祖辈想象不到的；即便在农村也是如此（例如中国最大的网游消费群体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信息技术创造了更多的消费手段，另一方面则应该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提前消费、透支消费的潮流。消费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当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是次贷危机之类的事件；但是提倡消费、提供消费选择，无疑提高了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质量。对于这一点，新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否认，认为在消费文化中受益最多的还是上层阶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中劳动的人民根本享受不到。在这里我必须反驳：在“新自由主义”上台之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难道就有很多消费和娱乐的选择吗？虽然消费文化的受益分配不均，但是最底层的人民仍然得到了一些好处。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每一个主要成果，几乎都存在严重的争议。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这些成果，但是认为这些成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得富人受益，并且对于环境、健康和人类幸福造成了弊病。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大量搜集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动进行详细的、反复的、中立的统计，得出一些站的住脚的结论，这样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功过。
“新自由主义”的功绩：消灭通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自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主要国家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究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益处，产生了哪些优秀成果？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消灭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之外，“新自由主义”几乎一无是处，经常被提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和促进技术进步等，都是虚幻的表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新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的分歧，下面就“新自由主义”的功绩进行一些探讨。
消灭通货膨胀：1970年代是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而且主要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了所谓的“滞胀”，这是违反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以铁腕货币政策消灭了通货膨胀，并且奠定了19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当然，铁腕货币政策是否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联合体的努力，1970年代的滞胀可能会持续多年。1920-1930年代的通货膨胀曾经摧毁了德国经济，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并未引发任何流血冲突，这不能不说是“新自由主义”执政时期的一大功绩。当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认同的。
促进技术进步：19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发源地正是美国。根据亨伍德(Henwood)的统计，1970年代信息技术投资只占全球生产性投资的25%，而到2000年已经上升到45%，这一期间崛起的大部分新兴企业都是信息技术企业。“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财产权、知识产权、企业经营自由权和资本市场的保护，无疑是促进信息技术革命的一大引擎。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产业革命像信息技术革命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扩展到全球各个主要国家，并深入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大卫-哈维就认为“信息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从信息技术中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大企业和上层阶级。某些学者甚至认为，信息技术投资的上升，反衬着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对广大劳工阶级并不是好事。我很难赞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即便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民工，也享受到了一部分信息技术的好处；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革命，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肯定会更加艰难。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说法，认为19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较为缓慢的时期。根据日内瓦的国际劳工总署的统计，1970年代全球真实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1980年代下降到1.4%，1990年代仅为1.1%。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为什么1980-1990年代全球GDP的增速下降了？关键原因是苏联和东欧进入了“转型期”，许多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例如朝鲜）也进入了困难时期。根据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统计，从1973年到2003年，前苏联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约10%，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只上升了约30%；与此同时，西欧12个主要工业国的人均GDP却上升了约70%，美国的人均GDP上升了约80%，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更是上升了约180%！与其说“新自由主义”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了，倒不如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过于困难，宝贵的20年光阴仍然没有换来持续的高速增长。
缩小区域差距：虽然“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是它在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身上。根据麦迪逊的统计，197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约20%，2003年已经上升到约75%；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上升到33%，亚洲（不含日本）的人均GDP从全球平均水平的30%上升到60%。当然，拉美和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下滑了，可是它们的人均GDP本来就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现在也还在全球平均水平附近。在这三十年中，最大的输家是非洲，其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简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抬头的三十年里，美国与日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西欧的地位稍有下降，中国和印度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联、东欧和拉美的地位有所下滑，而非洲则成为被遗忘的阴影。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使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更加平均，虽然某些国家（例如美国、中国和印度）受益更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差距缩小的基调。
消费文化的兴起：除了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之外，全球大部分地区在过去三十年都经历了“消费化、娱乐化”的趋势，消费手段大大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向消费倾斜。现在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消费方式，大部分是我们的祖辈想象不到的；即便在农村也是如此（例如中国最大的网游消费群体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信息技术创造了更多的消费手段，另一方面则应该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提前消费、透支消费的潮流。消费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当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是次贷危机之类的事件；但是提倡消费、提供消费选择，无疑提高了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质量。对于这一点，新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否认，认为在消费文化中受益最多的还是上层阶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中劳动的人民根本享受不到。在这里我必须反驳：在“新自由主义”上台之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难道就有很多消费和娱乐的选择吗？虽然消费文化的受益分配不均，但是最底层的人民仍然得到了一些好处。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每一个主要成果，几乎都存在严重的争议。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这些成果，但是认为这些成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得富人受益，并且对于环境、健康和人类幸福造成了弊病。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大量搜集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动进行详细的、反复的、中立的统计，得出一些站的住脚的结论，这样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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