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之殇
春节前以出乎我自己意料的速度看完了钱理群20年写成的一本书《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每一部史的对象都是一个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务仅在于生命的复活。”
曹禺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但是很可惜并没有达到他本应达到的高度，他因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被政治运动束缚住了思想。
他的作品一方面在红红火火地上演着，另一方面却被不断地曲解/误解，不断被人为地重新解读、全新演绎。政权的更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官方审美标准不断形式化与公式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排斥慢慢使得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曹禺一点点失去了自信，直至全面、彻底、心甘情愿地否定自己。曹禺为了适应新的接收对象——工农群众的需要而自戕，可悲的是，他并不了解工农群众的真正意愿，只能按照自称是工农群众代言人的理论家对与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对象、动力、前途的分析去修改自己的旧作。曹禺所特有的极其光彩的个性化、形象化的语言消失了，代之以时代的、逻辑的、公式化的语言；他用自己的手，自愿的、不无真诚的，将自己的戏剧生命的创造砍杀了。
五六十年代，曹禺的戏剧表演完全被纳入到时代意识形态体系中，被高度政治化、时事化，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和阶级烙印，原本活生生的具有复杂心理面貌的戏剧人物纷纷被去个性化、去欲望化、英雄/妖魔化、简单化、浅薄化、庸俗化、程式化，至此，曹禺的戏剧已经完全去艺术化，变成了官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宣传工具，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直接助手”，处处显示“善良与阴毒，纯真与丑恶，正直与邪私”的鲜明对照，爱憎分明。
极左思潮是一种对作家外在束缚的紧箍咒，更可怕的是，经过长时间有计划的灌输，极左思潮逐渐内化为曹禺和他同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己的观念，以至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内在要求，不用别人念咒语，自己也会念，成为一种自我限制。这是曹禺心灵史上最可怕的一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最悲凉的一页。曹禺说：“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法西斯思想专制的可怖、可恶与不可宽恕正在于它以似铁的无情力量将人的尊严、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它以宗教般的幻术，把犯罪感渗入到自我意识中，不仅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残杀，而且制造人的精神分裂，让人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审判、自我否定，以至于想曹禺那样否定了自己做人的资格和权力，仿佛自己只配动物般地活着。而这类精神折磨首先施加于曹禺这样最杰出、最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脆弱、最需要小心保护的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摧毁一个民族的精英可以摧毁整个民族的，曹禺的悲剧，正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大不幸。
曹禺从根上就不是鲁迅那样的强者，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天真，以及他的人道主义过分善良，使他不能彻底“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总是不断地沉迷于自造的梦境中；他也缺乏鲁迅那样彻底的自我否定精神，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曹禺是个弱者，又是天才、艺术家——他的悲剧就在这里。
使人成为人
把文学还给文学
让艺术自由呼吸，追求纯粹的美
让“工农群众”甩掉理论家，自己代言自己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每一部史的对象都是一个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务仅在于生命的复活。”
曹禺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但是很可惜并没有达到他本应达到的高度，他因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被政治运动束缚住了思想。
他的作品一方面在红红火火地上演着，另一方面却被不断地曲解/误解，不断被人为地重新解读、全新演绎。政权的更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官方审美标准不断形式化与公式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排斥慢慢使得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曹禺一点点失去了自信，直至全面、彻底、心甘情愿地否定自己。曹禺为了适应新的接收对象——工农群众的需要而自戕，可悲的是，他并不了解工农群众的真正意愿，只能按照自称是工农群众代言人的理论家对与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对象、动力、前途的分析去修改自己的旧作。曹禺所特有的极其光彩的个性化、形象化的语言消失了，代之以时代的、逻辑的、公式化的语言；他用自己的手，自愿的、不无真诚的，将自己的戏剧生命的创造砍杀了。
五六十年代，曹禺的戏剧表演完全被纳入到时代意识形态体系中，被高度政治化、时事化，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和阶级烙印，原本活生生的具有复杂心理面貌的戏剧人物纷纷被去个性化、去欲望化、英雄/妖魔化、简单化、浅薄化、庸俗化、程式化，至此，曹禺的戏剧已经完全去艺术化，变成了官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宣传工具，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直接助手”，处处显示“善良与阴毒，纯真与丑恶，正直与邪私”的鲜明对照，爱憎分明。
极左思潮是一种对作家外在束缚的紧箍咒，更可怕的是，经过长时间有计划的灌输，极左思潮逐渐内化为曹禺和他同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己的观念，以至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内在要求，不用别人念咒语，自己也会念，成为一种自我限制。这是曹禺心灵史上最可怕的一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最悲凉的一页。曹禺说：“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法西斯思想专制的可怖、可恶与不可宽恕正在于它以似铁的无情力量将人的尊严、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它以宗教般的幻术，把犯罪感渗入到自我意识中，不仅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残杀，而且制造人的精神分裂，让人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审判、自我否定，以至于想曹禺那样否定了自己做人的资格和权力，仿佛自己只配动物般地活着。而这类精神折磨首先施加于曹禺这样最杰出、最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脆弱、最需要小心保护的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摧毁一个民族的精英可以摧毁整个民族的，曹禺的悲剧，正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大不幸。
曹禺从根上就不是鲁迅那样的强者，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天真，以及他的人道主义过分善良，使他不能彻底“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总是不断地沉迷于自造的梦境中；他也缺乏鲁迅那样彻底的自我否定精神，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曹禺是个弱者，又是天才、艺术家——他的悲剧就在这里。
使人成为人
把文学还给文学
让艺术自由呼吸，追求纯粹的美
让“工农群众”甩掉理论家，自己代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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