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翻译与话语的征服

越来越觉得，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政治无意识”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阴影总是深深渗透在文本与叙述当中，防不胜防。而一个学者的锐利就体现在这样的时刻：将那些难以察觉的政治欲望从文本的深井中打捞出来，这些打捞物宛如危险边缘的警戒牌，阻止着文化上的进一步沉陷，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深层结构得以呈现。

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一书担得起这样的赞誉。此书以主权想象为中心，涉及了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以及视觉文本，这些宏大的方面都被话语政治的精妙分析所统摄，她所着眼的是五百年来兴起的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张的道路上遭遇古老中华帝国的那一刻，两者碰撞所激起的话语景观。尽管历史已经逝去，然而历史深处的涡流依然涌动不止，最初的模式形成了某种今天仍挣脱不了的结构，甚至可以说梦魇，话语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惯性。

“话语”是必须被反复理解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不限于语言的意义，它是人类各种表达形式的一种大结合，是构成知识和产生意义的方式，甚至，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就只是一种“话语关系”。谱系学就是福柯针对话语提出的解剖术，因为话语的实践通常与权力的流动有关，而谱系学就是微观权力的光谱分析。刘禾正是此中高手，她的走笔宛如手术刀的精准。

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自然是在血与火之中实现的，但是它的话语表述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刘禾提醒我们，帝国之间的碰撞，不可轻易混淆为文明的冲突，因为文明的影响是一个温和的文化变迁现象，而“现代性”却体现着一种来自普遍性的权力意志。也就是说，这种普遍性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它到底是由权力支配而形成的？还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不得不伴随着权力乃至暴力的支持呢？这个问题是难以索解的，也是形形色色的殖民话语得以生存的黑暗空间。

书的开篇引用了内布里哈的话：“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这句话意味深长，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的边界设定为人类生活世界的边界，他诗意地写道：“哲学的一整片云，凝结成了语法的一滴雨。”而帝国之间的遭遇，首先便体现在语言的碰撞上面，即翻译。刘禾在另一本著作《跨语际实践》中曾指出，翻译并不是在对等的词语之间进行，而是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出对等关系的喻说。我想，这就像是两个相交的圆，它们之间的对应只是因为它们的交集，而在交集之外还存在着毫不相干的广大空白地带。

此书中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便是对“夷/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的历史化分析。1848年中英签署了《天津条约》，其中的第五十一条明令禁止了称英国人为“夷”，刘禾认为这条禁令将汉字“夷”的所指局限于英文“barbarian（野蛮人）”的含义范畴，而当时的中国官员曾反复申辩“夷”字在中国文化中的中性含义，东方谓之夷，东夷，东方的部族而已，无奈解释权已经坚不可摧地属于英国人了，谁拥有解释权，谁就可以命名与定义他者，从而使他者的臣服内化于话语当中。

争议在于，称英国人为“夷”究竟有没有贬义的色彩？根据语境来判断，我认为很多情况下还是有的。问题的复杂在于满清王朝的身份上面，满清入主中原所取得的合法性，使得“华/夷”之间的转换成为某种文化上的灵活阐释，这种阐释甚至影响到了东亚的格局，就像明朝覆亡后，日本、朝鲜以华自称，而将清朝归为夷类，因此不可否认，“夷”字给满清统治者造成了难以释怀的心理焦虑（参看诸多文字狱案），将英国等外邦称为“夷”在另一方面也确证着自身的合法性，这些都说明了“夷”字是一种话语权力的体现，而《天津条约》的禁令则表明了英帝国对这种话语权力的警觉，以及在征服上的彻底性。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就体现在这样的定义当中，在“夷”字的禁令背后，更是整个东亚华夷体系与秩序的崩溃。但这种话语权力的命名游戏并未终止，籍由进化论产生的“进步/落后”话语至今仍沉淀在人们的思维中，很难说这不是当年“华/夷”体系死去的幽灵。这点，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