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又有因欲研究文学，而从事于读经者。其意亦殊可取。盖文学必资言语，而言语今古相承，不知古语，即不知后世言语之根原。故不知最古之书者，于后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经固吾国最古之书也。但文学之为物，不重在死法，而贵能领略其美。文学之美，只可直觉；非但徒讲无益，抑亦无从讲起。今姑定一简明之目，以为初学诵习参考之资。盖凡事熟能生巧，治文学者亦不外此。后世文学，根原皆在古书。同一熟诵，诵后世书，固不如诵古书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学，则数十百篇熟诵之文字，固亦决不能无也。

《诗经》可领略其音节之美……诗之妙处，在能动人情感。而此书距今太远，今人读之，实不能知其意之所在……略事泛览，知其体例；或择所好熟诵之即可。

《书》，书之文学，别为一体。后世作庄严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

《仪礼》、《周礼》，皆记典制之书，不必诵读；但须细看，知其体例。……《礼记》一书，荟萃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而成。……文学亦极茂美。

《易》，此书《卦辞》、《爻辞》，知其体例即可。《象辞》、《文言》、《系辞传》，文学皆极美，可择所好者熟诵之。

《春秋》，《三传》文字，自以《左氏》为最美。其文整齐研练，自成风格，于文学上关系极巨。

《论语》、《孟子》，此两书文极平正，有极简洁处，亦有极反复排奡处。……于文学极有益。凡书之为大多数人所习熟者，其义理，其事实，其文法，其辞句，即不期而为大多数人所沿用。在社会即成为常识。此等书即不佳，亦不可不一读，况其为佳者乎？《论语》、《孟子》，为我国极通行之书，必不可不熟诵也。

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借史事以发挥己意，后人亦时有之。如苏轼以李斯狂悖，归罪荀卿，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岂真好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异论之徒，聊借此以见意也。姚鼐驳之，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意亦犹此。然则《孟子》、《大传》、《史记》之言，当径作经义读，不必信为史事。此所谓各不相干者也。然古代史籍，既已不传，欲知其事，固不得不就百家之说，披沙拣金，除去其主观之成分以求之。此则又所谓互有关系者矣。欲除去主观之成分，固非通知其书之义例不可。此则读书之所以贵方法也。

建国原以为民；欲保国者，有时原不能曲顾人民；然若全忘人民之利益，视若专供国家之用者然，则流连而忘本矣。此则法家之失也。

要不韦之为人，固善恶不相掩，而其书则卓然可传；讥其失而忘其善，已不免一曲之见；因其人而废期书，则更耳食之流矣。

人群浅演之时，宗教哲学，必浑而不分；其后智识日进，哲学乃自宗教中蜕化而来。吾国古代，亦由是也。故古代未分家之哲学，则诸子之学所同本；而未成哲学前之宗教，则又古代不分家之哲学之根源也。必明乎此，然后于诸子之学，能知其源；而后读诸子书，乃有人处。

今人竞言“宇宙观”、“人生观”，其实二者本是一事。何则？我者，宇宙间之一物；以明乎宇宙之真理，然后我之所以自处者，乃皆得其道矣。故古人之所研究，全在哲学家所谓宇宙论上也。

抑宇宙现象，既变动不居，则所谓真理，只有变之一字耳。

大略言之：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

诸家大义，有彼此相同者，亦有相异者。相同者无论矣，即相异者，亦仍相反而相成。宜深思而求其会通；然后读诸子书，可谓能得其要。至于校勘疏解，偶有所得，亦宜随时札记，以备他日之精研。读书尚未终卷，即已下笔千言，低排先儒，创立异说，此乃时人习气，殊背大器晚成之道，深愿学者勿效之也。

要之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抹煞。昔人之弊，在信古过甚，不敢轻疑；今人之弊，则又在一概吐弃，而不求其故。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

平心论之：社会科学之理，古人皆已引其端；其言之或不如后世之详明，而精简则远过之。截长补短，二者适足相偿也。且古代思想，恒为后世学术风俗之原；昧乎其原，则于其流终难深晓。诸子为吾国最古之学；虽其传久晦，而其义则已于无形中蒸为习尚，深人于人人之心。不知此者，其论世事，纵或持之有故，终不免隔河观火之谈。且真理古今不异，苟能融会贯通，心知其意，古书固未必不周今用；正可以今古相证而益明也。

盖人之愚，皆由为物所惑。不为物所惑，而且能用物，则所为皆成矣。

审今可以知古，审古亦可以知后；故为后人所非之事不当作，因知而推之于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