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也终须去

在春风文艺版的《英国情人》的“附录三”，虹影答杨少波问时，她自辩说：“很少有人看出，仅从我的作品，难分别出作者的性别。我的女性主体，是隐蔽的。我进行一种超性别写作，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跟男作家抗衡。”
这种辩白的方式，未免虚弱。如果我们对各种文字里似有似无的的情绪识微洞幽一些，就该认同这样的判断：男性作者以女性视角叙事之柔媚与纤弱必甚于女性作者以女性视角之叙事；而女性作者以男性口吻叙事之洞彻与冷峻则必逊于男性作者。即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虹影的写作“隐蔽女性主体”的说法，也不能将之与其自称的“超性别写作”等同起来。“隐蔽女性主体”的写作，只是混淆了性别之分，但并未回避女性作者的价值观，最终还要回归女性立场。只有强调女性作者的身份才有必要在文本的性别混淆上与男性作者抗衡。自称“超性别写作”，更多地是为了避免示人以写作的局限。（参翟永明接受新京报2008年1月份采访时的说法：“女作家都怕谈女性写作的问题，仿佛一谈就被这个标签定义了，也就是说意味着你的写作，是受局限的。”）真正的超性别写作，根本无需涉及（在文本的性别混淆上）与男性或女性作家抗衡。

虹影对自己笔下的男性抱有顽强的恨意。这种恨意可以追溯到其早期小说《康乃馨俱乐部》：一群受过男人上海的女人组成一个团体向男人报复，手段是阉割他们的生殖器（情节大致上可以参考彭浩翔的电影《出埃及记》，我在微博上问彭，拍此电影前是否看过虹影的这篇小说，未得到彭的回应）。在《英国情人》里，裘利安的生殖器一再被提起：1.她震惊得发抖。“简直不像人。”2.她从来没见过男人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不像文明人，而像动物，凶猛的动物。
在本书“附录一”中，陈晓明评价英国文化圈人士裘利安与已婚中国女诗人闵的关系时说：“这两个人的情爱关系可以再度解释为是关于东方阴柔的唯美主义对西方雄奇的唯理主义的征服。……一个柔弱而美丽的东方女子，用她的神秘气质，用她东方房中术降服了一西洋花花公子。”虽然陈晓明也意识到他的评价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想象”，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这种只识皮相不识内里的庸俗化诠释方式。
在为《书城》杂志撰写的专栏里，《小脚与中国男人的“性癖”》一文中，虹影考察中国女性缠脚的历史后，对女性缠脚来源于中国男性人的小脚“性癖好”这一常见说法作了一番祛魅。最后得出结论，女性缠脚来源于女性改变社会地位的努力。姑且不论其论述与判断的合理与否，在此文里，虹影极力想证明，中国男人的性癖与西洋男人的性癖并无不同，最终都聚焦于女性的器官。在虹影眼里的西洋与东方，并无本质上的文化对立，尤其在性别文化领域。生吞活剥如陈晓明一般，将虹影设置的小说套入中西文化对立视角考察，并认为虹影架构了一个传统中国文化降服西洋文化的元叙事，这分明是张冠李戴，是陈晓明的一厢情愿，诠释太过。

虽然我不认同陈晓明所谓文化上的“降服”，但是“降服”这个词用在闵与裘利安的情爱之间却准确无比。闵告诉裘利安，她练习房中术，能自由阻止精子与卵子相遇从而避孕；在裘利安两次早泄之后，闵粗暴地打了他一耳光之后，然后幽幽地念道：“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裘利安离开中国之时，虹影这么写道：她就是不肯仅仅做他的情妇……这是她做人的权利……她不能让他不把她当作平等的人对待。不仅仅是性爱这个动作上的降服，更是心理上的降服。尽管在小说中，裘利安最终利落地离开闵，可这种快刀斩乱麻般的“利落”更大程度上是逃避于自身的被降服——裘利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的高傲被一个弱小女性所降服，他不能承受中国式的“狂热的爱情”。然后，他如同国际共产主义信徒般以我们所未明的理由援战西班牙，并死在西班牙的布鲁奈特。殉道般只求一死，成全了裘利安对闵的最后的情与愧，亦成全了虹影对笔下男性主人公的恨与憎。
 
虹影叙述的裘利安与闵之间的情爱，完全是现代的、女性主义的，甚至可以抽离上世纪初期的背景，或者去掉裘利安的英国人身份。这样的情爱可以发生在此时此地，抑或未来某时某地。在《我和卡夫卡的爱情》这本集子里，虹影不断地强调，她一生所追求的是爱、性爱、情爱。她说她第一爱女人，第二爱男人。她说，她写小说亦是为了追求爱。
如果认同身为阅读者对作者的文字有解释的权利，那么我便有理由将虹影的上述表达重新呈现：她一生所追求的是并不是爱，而是恨；她第一爱的是女人，第二爱的是气质上如男人般的女人或者气质上如女人般的男人。
只有生命里缺失爱的人，才会在自己创造的文字里追求死生爱欲。在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末对虹影的专访里（http://nf.nfdaily.cn/nfrwzk/content/2009-12/22/content_7398857.htm），勾勒了虹影的前半生的与多名男子相处的情痛仇离。1978年，十六岁的虹影为自己的初恋，一个历史老师而流产。在这样光怪的背景铺垫下，虹影丝毫不避忌自己恋父情怀。历史老师想必大她近十岁，赵毅衡又大她十岁，最近的老绅士Adam年纪更大与她。虹影更像是用各段情事来宣示她的恋父。在《奔丧》一文中，虹影述说了生父、继父的死与墓。生父于她有亏欠又有接济，继父于她有匡扶却又无血脉相连。生父无名，继父无根。于是虹影更缺失了正统意义上的父爱。
她一生的情爱都终结在1978年某一天的医院里。自此以后，她的与男子相交，与其说追求的是爱，倒不如说追求的是恨。在《英国情人》里，她是裘利安，她憎恨对方的狂热的爱。在《孔雀的呐喊》里，她是月明，把对柳璀难以言说的情愫，都画在了不为人知的水墨画里，一起沉在175米的三峡水位线下。





为了表明我明白以上皆为我对虹影的误读，我愿意用博尔赫斯评论《不可战胜的人》之时一针见血地概括除威廉福克纳之外的这么一类作家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字：“一般地说，小说家们不介绍现实，只作回忆。他们写真实的或近似真实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已经在他们的记忆中加以复核和重新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