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的变奏──《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阅读札记（转）

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　王义兰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他的这部力作。

 

有人说，孔飞力的《叫魂》有影射史学之嫌，暗讽中国之现状；可我从中读到的，却是警世之谕，“叫魂”案触发的民众恐惧，一旦失去操控，就会转变为疯狂和可怕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见证过这种疯狂：

 

15～17世纪，因魔法而疯狂的反“巫术”酷政在欧洲持续三百余年，难以数计的无辜女子被指控为“魔女”、“女巫”而处以焚刑或放入锅中活活煮死。

 

1933年，来自慕尼黑的退伍下士为风雨飘摇中的德国领航，他颠覆世界的疯狂理想不仅颠覆了一个民族，也颠覆了一个时代。

 

1966～1976年，那场几乎将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都烧到了沸点的十年浩劫，以其疯狂的精神暴力摧毁了一代人的信仰。

 

……

 

这一切，与大清帝国1768年的“叫魂”危机有着惊人相似，不同的是，前者泛滥成灾，而“叫魂”危机在泛滥成灾之前，得到了官僚集团的适时掌控。

 

何谓“叫魂”妖术？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事实是指术士剪人辫梢施加法术，以达到伤害他人或获取他人力量的目的。这种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实际损害的“叫魂”术，在1768年引发了一场看似无厘头的大公案，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为我们再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本书共分十章，前八章穿插叙述叫魂案的发展、分析叫魂案的起因，像推理小说一样层层铺开，看得过瘾，但也看得很累。后两章峰回路转，以疏朗的笔调解读了帝制中国的官僚体制并揭示了叫魂案的主题及变奏。

 

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重点叙述叫魂案的开端。1768年是百年康乾盛世的顶峰，就在盛世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从江西小县德清开始，最终发展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皇帝震怒，官员惴惴，百姓惶恐，游僧乞丐纷纷被拷伤杖毙……大清帝国的根基，原来脆弱得经受不起一缕“叫魂”的风。

 

第二章——盛世：分析了1768年前后的社会危机，引用几段文字，或可理解盛世百姓的惶恐心态：“从一个十八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这种情况，跟我们的今天何其相似），“周围种种威胁”包括人口的过度增长、市场力量的冲击、流亡者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等等，这种危机心态导致了“叫魂”案中民众过激乃至于近乎于神经质的心态。

 

第三章——或隐或现的威胁：阐述了叫魂案的相关政治和文化背景：“术士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人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其实无论是术士妖术对君权神授的挑战，还是汉文化对满洲人的溶蚀，在乾隆看来，都是有形无形的威胁——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叫魂”案一经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朝廷上下便欲罢不能。

 

第四章——罪的界定：作者通过对《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史料查证，清朝法令中祭祀、十恶等条目下，都有对“巫师、邪术、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并严格限制妖术的扩展，“仪制”中有一条款“禁止术士居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并从事预卜活动——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以此‘惑众’”。在刑法完备远胜于民法的帝制中国，妖术被列入刑事犯罪的范畴，这似乎为乾隆推动“叫魂”案的纠查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五章——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剖析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魂、魄理念：“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与躯体分离的……魂实际上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窃取”，对魂魄分离的恐惧，在小民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作者着重谈到头发在中国巫术中所起的作用，普通人诅咒与避邪的手段，以及因此引起的官民士绅对奸僧妖道的厌恶和恐惧心理——心理上的极度恐惧，往往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所以，才有那么多无辜的游僧和乞丐被恐惧的民众当作术士妖人而打死。

 

第六章——各省的清剿：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63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弘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作者依据朱批奏折进行推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由于乾隆皇帝亲自干涉，严厉地苛责地方官员，使得对“妖道淫僧”的声讨，形成了“蝴蝶效应”，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国家整个法律机器为之迅速转动起来。

 

第七章——妖党的踪迹：弘历一旦咬定了妖术背后存在政治危险，所谓“叫魂”巫术恐怖案的事态发展，便迅速越过了江南、直鲁地界，延伸到了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各省。“三个月来，军机大臣们作为不屈不挠的弘历的工具，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莫须有的“妖党踪迹”就像隐在云后掩在雾中一样难以捕捉。

 

第八章——终结：当“妖党踪迹”变得难以捉摸的时候，官僚集团开始怀疑妖党是否真实存在，清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的介入，让事情变得明朗而简单起来，慈相寺案件的水落石出，证实了军机大臣们的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的一个幽灵……无论如何，吴石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农夫等人一起被遣回乡里释放。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的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最终官方以一纸不光彩的结束令，默认了造成集体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虚乌有。

 

皇帝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第九章——政治罪与君主官僚制：解读了叫魂案三大参与主体，即皇帝、官僚和普通民众采取不同行动的原因。重点阐释了清朝官僚体制中，君臣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君主通过常规考评制度、私人亲信的秘密奏报、恩典庇护和法律制裁等加强对官僚的控制，而官僚集团则借助信息的截流、转移视线、集团内统一步调、将事件导入到常规化的安全轨道等来进行反控制。“叫魂”案虽然不了了之，但在此案的动员过程中，清朝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作者通过不同阶层对于“叫魂”巫术一致的恐惧，揭示了事件主题：无论是君主、知识阶层，还是平民大众，都害怕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弘历的不安全感，有一半是他臆想出来的阴影──“妖术”威胁大清皇权。另一半则源自内心深处的隐忧：下层草根社会利用迷信反抗专制统治的传统，以及弘历对汉文化既景仰又戒备的心态，强化了弘历的“妖术”幻觉。亦真亦幻的忧惧成为“叫魂”案扩展的主要推动力；

 

普通民众作为十八世纪中期“受困扰社会”的底层，“叫魂”案给了他们畸形的权力，民众通过这种权力诬陷自己的敌人为术士妖党，“叫魂”案在百姓中的畸形扩展，就变得难以阻挡了；

 

官僚阶层也许是其中比较清醒的一个群体，与其说他们害怕未知的力量，不如说他们更害怕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不能期待整个官僚团体为阻挡“叫魂”案的疯狂扩展作什么贡献，但最终还是其中极少的几个高级官吏挺身而出，终止了“叫魂”案，避免了在中国重演欧洲用三百年围剿女巫的悲剧。所以，作者为阻挡了“叫魂”恐慌的大清官僚体制“谨慎地喝彩”。

 

读《叫魂》的时候，时时会停下来思考，将这些思考的片段连缀起来，心里便有了些微的触动：

 

一、细节的历史和艺术的历史

 

《叫魂》通过一个小事件为切入点，铺开自己的分析，用一连串细节的历史事件连缀成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书中所有引人入胜之处莫不是极为琐碎细小的事，即使引文、史实也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娓娓道来，逻辑丝丝入扣，便似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推理故事。难以想象孔飞力教授是如何调度这些卷帙浩繁的资料的，从朱批奏折到宫中上谕、甚至谢恩表、度牒、方志等，都是第一手资料，感觉他像一个高明的织娘，在故纸堆中穿针引线，牵引我们在大清帝国1768年的现场中蝶舞翩跹。这种兼具学术性、故事性与艺术性于一炉的叙史方式，不仅启迪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同样启迪了我们的历史教学，如何让我们的课堂因细节而丰满、因艺术而诱人、因深邃而隽永？《叫魂》的风格对我们不无启发。

 

二、研究范式的触动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瑟罗等经济学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援引大量的海内外汉学研究成果，对“叫魂”案进行纵向与横向研究。在考察专制权力及官僚体系实际运作的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风俗等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则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在当代西方史学领域普遍应用的研究范式，对历史教学也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1．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叫魂》是 “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典范，作为历史教学，是不是也应该调整视角，关注细微的历史，建立真正的“人民史观”？唯其如此，我们的教育对象才能理解历史对于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对于我们的社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2．《叫魂》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多维视角，触动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历史和传达历史信息，引导学生形成综合分析的框架。

 

3．《叫魂》中丰富的研究手段为教学提供了更多可资借鉴的科学方法：整体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过程分析方法等，新课标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就典型地体现了整体研究的思路。

 

三、千古胶着的信息控制与反控制

 

从古代驿路梨花的邮传信息，到现今瞬间万里的数字信息，信息传播速度的递增，似乎推动了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可事实上，从古至今，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叫魂》多处提及信息控制问题：“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严密掌控”，皇帝掌控信息的途径是由常规渠道和机要渠道组成的文案报告制度，机要渠道的朱批奏折是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直接的个人通讯热线。于是，掩盖信息便成为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使得人们甚至包括皇帝都无法通过正常的信息渠道来作出正常的判断，有失水准的判断往往导致有失水准的决策，叫魂案便是一个缺少了信息沟通而大失水准的决策。

 

其实，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君主企图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官僚阶层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阶层通过截流信息来回避君主。在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信息的传递遇到了官僚阶层强有力的阻遏。这种阻遏同样存在于当今社会，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信息过滤机制和人为的信息过滤，依然在重复着信息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即使是网络舆情沸腾，教育部公开征求教改意见，胡锦涛温家宝网上亲民等，是否真的就克服了信息沟通上的障碍呢？公开信息的渠道越多，拦截信息的情况就会越严重。有时候，一叶可以知秋，也可以障目。也许，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公开，和自下而上的信息畅流。

 

四、用什么来阻挡群体意识的疯狂？

 

1.受困扰社会的进攻

 

人口膨胀、资源紧张、看不到前途、制度腐败……1768年的中国，盛世躯壳之下是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这些问题我们并不陌生，因为直到今天，它们都还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国。

 

在这样一个百姓严重缺乏公平和权力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谣言和诬告变得盲目而难以控制。“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接受这一令人难过的事实，需要勇气；而改变这一事实，需要智慧。智慧根源于教育，突然觉得历史教学任重而道远：我们担负着提高中国公民综合素养的责任。

 

2.可怕的群体意识的扭曲

 

 “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我们在长期集权形态下，成了自觉的愚民，愚民的无知在安全和信心严重缺乏的社会，只要碰到一个契机就会沸腾。在群体中，个人往往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而被群体的思想所左右，这样的心境下，谣言便成为一种扭曲了的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不自觉地将畏惧妖术的脆弱愚民卷入其中随之舞动。而普通人一旦得到权力的后续行为，是无法遏制的疯狂，一如欧洲屠杀女巫和中国文革的混乱，牛顿曾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是最可怕的力量，常常忧虑地想：现在的舆论暴力，会不会酿成无法控制的灾难。所以在历史课堂上，经常会环绕一个主题：保持独立思维的品质，养成社会责任意识。

 

3.谁能伫立其间？

 

《叫魂》结尾处，总结了清朝官僚阶层在上层皇帝与底层民众之间所起到的联系与缓冲作用，并对这种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官僚阶层有着并非皇帝臣仆的自信，“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现在，我们还能到哪里寻找到这种自信？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哪些人的血脉中传承？丧失了过去那种精英自信的中国，渐渐开始求助于理性的制度，那么，泊来的理性是否能解除中国社会的种种困扰呢？

 

我依旧只能在课堂上纠结那个主题：无论你要淌过的那条河流是湍急还是平稳，都请保持自己独立的思维品质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