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炼金术士及重建一个上海

李敬泽

　　窗外右下方是外白渡桥，窗子对面是俄罗斯领事馆绿色的圆形屋顶，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惊恐奔散的人群，鲜血，照相机镁光灯闪动，警笛长鸣……

　　这里是浦江饭店，哦不，是礼查饭店，深褐色的柚木护壁和粗大屋梁，拱形窗，这里的房间让人想起森严的城堡，或者，这是轮船的舱室——窗外，轮船正在浑浊的黄浦江上缓缓驶过。

　　小薛和特蕾莎，一前一后走在这幢深奥的大楼的阴暗的走廊里，十九世纪的地板吱吱作响，步步惊心。小薛精巧、瘦削，有时你会觉得他像一只漂亮的动物，机灵、警觉、惹人怜爱又让人不放心，而特蕾莎，那个俄罗斯女人，她高大、丰饶，她有一种沧桑之美、废墟般的美、险峻的美，她在前边走着——

　　他们消失在礼查饭店的外面，外面是1931年的上海，这两个人走进了一本名为《租界》的小说，这是一个万象杂陈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元素是：革命、反革命、暴力、恐怖、恐惧、阴谋、爱情、背叛、权力、信念、谎言、仇恨、同情……还有枪、钱、鲜血、奔涌的体液、颤栗的神经、照相机和摄影机……

　　一切都是如此紧迫、关乎生死，疾风暴雨摧迫着人们。

　　

　　读《租界》，翻到仅仅三四十页，我就知道我看到了什么，那是一部卓越的虚构作品的气息，你看到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世界以不容置疑的气势扑面而来——详尽、浩大、气象万千，乱世中的大城如热带雨林，密集的、腐烂的、生殖与死亡的、华丽妖邪的、幽暗的、壮观的、琐屑的，这大城或许就是1931年的上海，而这1931年的上海属于一个名叫小白的作家，小白从历史档案中、从缜密的实地考察中，以一种考古学家的周详（当然不是挖掘曹操墓的考古学家），和一个诗人的偏僻趣味，全面地重建这座城市。

　　这样一座城市注定与另外的城市形成比较关系：张爱玲的上海、王安忆的上海、中产阶级想象中的上海……

　　小白的上海有一种“魔性”，上帝与撒旦在这座城市博弈。小白为人类活动的巨大规模所激动，他即使不是宏大的，至少也是爱热闹的，他至少是有一种审美上的趣味：把所有的景象放进大些、再大些的“世界戏剧”的舞台；我们知道在这1931年的上海红尘浮世的远处，南京政府正在经历内部分裂的危机，从屠杀中站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志在摧毁这个世界的顽强斗争，日本军人的军刀已经出鞘，在这小说的故事结束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在上海，十九世纪殖民主义冒险家们的后继者在疯狂地囤积地皮，他们坚信他们的经验、逻辑和运气，坚信一个“上海自由市”的出现，那将是一块更大的西方飞地，永久繁荣、遍地黄金。

　　站在文学的立场，小白深刻地理解政治与历史，至少他深知，政治不是人性中的异物，政治就是人性，是人性中最深邃、持久、最具爆发力的成分。小白的1931是政治之年，各种政治的叙事、话语和修辞，相互冲突、混杂，有时是润物无声，有时是明刀明枪地规划和推动着人的生活——直到最隐秘、最私人的经验；小白或许知道，在这个城市持续演进的神话中，一个执著的想象方向就是穿越历史与政治，如同一艘幽灵船，在黑暗的时间之海中负载着某种恒常秩序，从过去驶向现在和未来；而他重新确立起一种想象基准：很抱歉，没有什么不是政治，文学化的政治：在此时、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对他人的回应，都注定是在政治压力下作出的人性反应，都是在寻求和确认敌人与同道；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情感和话语的尽头，就是暴力，是刀子、枪和子弹。

　　所以，小白的上海1931不是让中产阶级感到温暖而浑浊的下午时分，天地不仁，生命因危险的激情而战栗，这部小说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肾上腺素分泌水平。小白知道这个世界是残酷的，在一种淑女世界观里，这种残酷化为了自怜自叹的苍凉手势，而小白并不为此哀叹，他像一个疯狂的摄影师——对，这是这部小说里一个根本意象，这个摄影师在镜头后面，恐惧、狂喜地捕捉着眼前的一切：人的挣扎、世界在倾覆，人的美和不美、生命在污秽中壮丽地展开——这是炼狱般的人间。

　　

　　然后，我们看到了那几个人：小薛、特蕾莎、冷小曼、顾先生……我相信，那是你从未看到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经历和命运的特殊性，而且，相对于中国小说的人性想象域而言，他们具有一种确凿的原创价值。也许冷小曼会让你想起《色，戒》，但相比于简略的王佳芝，冷小曼有更为丰沛的内在性。

　　小白在《租界》中对人性的了解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不是了解，是一种深入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源自于宽阔幽暗的心，这心里，有一个炼金术士的密室。

　　很少看到现在的作家如此耐心大胆地跟踪审查每一个人物，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他身上混杂着小报娱记的八卦趣味，私家侦探玩世不恭的黑暗眼光，心理学家的解释癖，革命家的决断冷静和一个杀手，一个打手的邪僻激情，等等……也就是说，小白理解力和想象力其实是来自于角度的跳跃、重叠、混杂，来自于他对现代都市中纷繁的感知方式与路径精确、广博的掌握。

　　让我再说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作家，他有成竹在胸的目光和角度，他选好了地方，架起摄影机，然后观察、想象和书写。但也可以假设有另一个作家，比如小白，他同时操纵十几台摄影机，小白是一个民工，小白是一个律师，小白是一个明星，小白是一个证券交易员，小白是一个厨子、一个刺青技师……每个小白都有一副独自的内在眼光，都在自身的边界之内包罗万象。正是这种孤独的、隔绝的内在性使得现代都市成了无数微小的孤岛和荒漠，而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而现在，这个小白，他是夜幕下的拾荒者，他灵敏地穿越于孤岛和荒漠之间，最终回到他的密室。

　　——他细致地设定和玩味每个人的独特条件和境遇，但同时，他坚信，在最为具体逼仄的境遇中，人性存在着无穷化合的可能。当然，实际上这几乎是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和小说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根据。但是，很少有中国作家像小白这样真正牢记这一点并为此而着迷，这个炼金术士，他在每一个人物身上试验着各种元素和各种组合，考验人类生活的各种价值，他力图精确，有时是精确到纤毫毕现地展示这种化合过程，它的构成、它的趋向。

　　小白有一种甚至令人羞愤的人性鉴赏家的气质，他的热情几乎无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什么，只是为了证明人是如此神奇，人的身上潜藏着无穷变幻的可能。

　　对人性之丰饶的巨大兴趣使得《租界》获得强劲的戏剧性：悬念迭起，意外频生，紧张、激越，如同复杂地形中的赛车；支持这种速度、支持事物向不可预料的方向不断蔓延的，并非某种给定的、需要人类理智去攫取的东西，你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那不是知识和信息问题，不是叙事技巧问题，而是，你真的不知道人将要怎样，怎样选择和怎样行动。

　　这小说常常让我想起格雷厄姆·格林——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我所喜爱的岛屿》的短文，在文中，我表达了对英国小说传统的倾慕。而小白是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唯一具有英国风范的中国小说家，这倒不是指小白本人精通英文，熟读西典，而是那种广博甚至享乐的经验主义气质，那种阴郁、那种克制的狂暴。正如在格林的小说中一样，人性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偶然的灵机一动和虚妄的深谋远虑的推动下备受考验，在小说中汇集成加速度的洪流——事情没有也不可能如某个人的计划、预想或信念、知识般前进，每个人在事件中倾尽全力，但最终，每个人都发现，这并非他们想要的结果。

　　《租界》由此达到了对一般人类事务、特别是大规模人类事务的洞察，对此，另一个英国人以赛亚·伯林曾经做过精彩的论述，他在谈到自维柯开始的一种宇宙论模式时说道：“这些模式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不仅来自人类有意识的目的或欲望；在适当承认这些有意识目的——无论是属于制度习俗的奠基者、运用者还是参与者——的作用之后，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及群体方面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原因，尤其强调不同的人未经协调的目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连贯的动机、部分地出于他自己与别人都不甚了解的动机或原因，导致事态发展成了可能谁都不想要的样子，然而它却制约着人的生活、性格和行动。”（伯林：《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第3页）

　　

　　小薛最终消失在远处。在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他走出了小说的时间边界——小白认为有必要交代他的下落，他在二战结束后到了法国。为什么小白对他如此关照？当然，他是最关键的人物，就像化学实验中最关键的那滴溶液，当他进入烧瓶的一瞬间，平衡打破，世界沸腾；但这不是原因，原因可能在于，小白甚至在下意识里焦虑于这个人物的内在状态：他在根本上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观念，他在这世上最难安顿、永难安顿。

　　我承认，我渴望细致地分析这个人物，他的身上有奇特的魅力：他是历史、政治和道德除不尽的一个余数，他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本能的肤浅，但恰恰是这种逃脱一切判断的肤浅把他带进了生命的深处，深渊般的深处。

　　2010年的某一天，我站在浦江饭店——礼查饭店的窗前，凌晨，外白渡桥上空无一人，然后，我看见小薛从远处走来，他依然年轻或者老态龙钟，他在桥头停住，似乎在等待什么，许久之后，他抬头，注视这座饭店的某个窗户。他这时在想什么？他在等待什么？他的眼里或许有一丝泪光闪烁：从这里开始，这个浮浪、幸运的人，这个注定无所属的人经历了比他所认识所遭遇的任何人都更为强劲、深邃、幽暗、宽阔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