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德黑兰的记忆
1956年，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的出版后记中有些悲观的写到，不应指望一个自由国家的作家会关心美感和肉欲之间的确切界限。在对《洛丽塔》的解读中，他遭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误读，色情可能是贴到这部作品上最耀眼的标签，而类似于“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这样的隐喻式评价更是层出不穷。时隔多年，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洛丽塔》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印象，但那个怪蜀黍和小萝莉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仍然让这部小说蒙上了一种原始的禁忌色彩。
我怀疑正是因为这种禁忌，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才把《洛丽塔》定为私人课堂上讨论的主题。在1995年的德黑兰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有种冒犯的意味，更何况与女性讨论充满淫秽色调的《洛丽塔》。我的疑问正如作者的自我发问，为什么是纳博科夫？为什么是《洛丽塔》？为什么要冒着被告密的危险成立一个女性阅读小组讨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男人处心积虑占有十二岁少女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语境决定了阅读状态，在自由国家阅读是一回事，但是在一个处处充满禁忌，女性上街就有道德警察盯梢的国家中，阅读变成了一种向往自由，渴望飞跃的极致状态。艺术和文学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是奢侈品，更是必需品。纳菲西在谈到纳博科夫的作品时，找到了她生命中清晰的自我认同：“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抱持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和人生。其中透露出，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时，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至于《洛丽塔》，也许纳博科夫也从没想到会有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中如此解读他的作品，我不敢说纳菲西和她的女学生对《洛丽塔》的解读会赢得纳博科夫的欢心，因为他是如此厌恶别人在他的作品中看出那么多的隐喻和象征，让它承载如此沉重的阅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纳博科夫而言，一部虚构作品存在的真正意义，只是因为它能带来一种美学的享受和幸福，而不是因为丑陋的政治和精神分析。但是在纳菲西的解读中，《洛丽塔》的象征意味远远超出了实质意味，它无疑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某种政治禁忌的冒犯。
纳菲西对《洛丽塔》的解读中突出了这种强烈的女性政治意味，从男性视角开始的故事，开始了一个大逆转，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少女走投无路的故事，“这故事最迫切的真相不在十二岁女孩被老色鬼强暴，而在一个人的生命遭另一个人剥夺”，从个体的遭遇上升到整体的观感和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解读，“其实纳博科夫是在报复我们自己的唯我主义：他在这方面报复了霍梅尼……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塑造别人，但纳博科夫投过对亨伯特的描写，揭发了所有侵占他人生命的唯我主义的行径”。我很不喜欢纳菲西这种课堂教师的口气，某种程度上，她在一厢情愿地强迫纳博科夫接受她强制灌输的思想，她也在循循善诱地告诉她在课堂上的学生，这是一种有效的直接的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方式。纳菲西的这本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之所以在西方出版后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正是因为在它已经脱离了伊朗和德黑兰的阅读语境，进入了一个西方式的阅读语境的不在场，这种单一性的政治话阅读往往为人所诟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不可能对这种单一性的阅读方式无动于衷，因为正是在纳菲西的这种解读方式中，我们才能透过文学的缝隙，看到那道被压抑的风景，“在读者心目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唯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在纳菲西的回忆中，通过文学课堂所能看到的不是文学，而是真实而残酷的历史与人生——“生命是凶残不祥的”——是伊朗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被扼杀的生命，被禁锢的快乐，被剥夺的爱情，被强迫的婚姻，被忽略的生存权利。纳菲西谈到这两代人不同的记忆时，有段话让我很是动容：“这些学生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根本迥异于我的世代。我的世代为失落感所苦，为我们遭窃取的过去所形成的生命空缺沉吟，使我们在故国却宛如异客。然而，我们有过去可拿来与现在比较，我们对于被剥夺的事物保有记忆与印象。但我的丫头们却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到的风。这一代没有过去，她们的记忆是由朦胧隐约的欲望构成，被某种她们从未真正拥有的事物所填满，因为这份匮乏，这股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的渴望，使他们的文字呈现出近乎诗的显著特质。”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纳菲西选取了四位不同的作家，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奥斯汀，分别对应伊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记忆。我们甚至从中可以归纳出这不同的时期中的主题，对纳博科夫《洛丽塔》的诠释可以看作文学与女性思考，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文学与道德的审判，对亨利·詹姆斯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文学与战争的反思，对奥斯汀的解读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与政治反省。这种女性作家的经验融入到了对伊朗历史和革命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中，显得颇为独特。
20世纪初，伊朗人的适婚年龄，从原来的九岁变成了十三岁，后来变成了十八岁。纳菲西曾经提到说，在1960年代的时候，她的权利与西方民主国家妇女的权利相差无几。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伊朗革命后，政教统一的权力更加巩固，法律已经退回到更古老的时代。新宪法通过后，第一条被废除的法令便是保障妇女在家庭与职场权益的家庭保护法，女性的适婚年龄又下降到了九岁。女性上街必须黑袍罩身，黑色的面纱，不许化妆和烫发，不许与丈夫以外的男性上街，女性的权利还不到男性的一半。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政教分离制度，宗教和信仰是私人的事件，这些现代最为普通的观念，在伊朗这个奇特国度中并不存在。政教合一是伊朗统治的根基，伊斯兰教是这个国家最有效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个体的自由与公共的权力，私人的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政治对私人生活的蛮横侵入无孔不入。只有了解到这些背景后，我们才能理解纳菲西如此重视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是唯一保留的自由的方式，虚构和想象成为了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唯一可以自由体验的方式。阅读不一定是政治的，但是一定是反抗政治的；阅读是私人的，但绝不仅仅私人的。阅读这种简单的姿态反而成为了一种革命强有力的方式。阅读是一种完全的自由：“所有传世的小说作品，不论其呈现的现实多严酷，皆有一股凭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这份肯定来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故事，掌控小说中的现实，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每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项赞颂，都是对人生的背叛、恐惧与不义的反抗。形式的超卓与优美起而反抗主题的丑陋与猥琐。”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度中，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完全属于自身的自由的方式：阅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写作的自由。
纳菲西的经历让我想起了2009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同为女性作家，有着极为相似的在极权主义的生活的经历，她们的写作除了女性写作的共同性，甚至在一种诗性的语言上有着明显的特征。我惊讶于这种写作的力量，更惊讶于她们残酷的生活经历，流亡于西方之后，仍能保留那份纯真的诗性。她们对过往有着清晰的记忆，但是在她们的写作中，对这种记忆保留着虔诚的真纯，似乎预示着无论走到哪里，身上唯一的行李只有她们对过往历史的记忆，除此之外，她们已经一无所有。
思郁
2011-3-11书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伊朗】阿扎西·纳菲西著，朱孟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我怀疑正是因为这种禁忌，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才把《洛丽塔》定为私人课堂上讨论的主题。在1995年的德黑兰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有种冒犯的意味，更何况与女性讨论充满淫秽色调的《洛丽塔》。我的疑问正如作者的自我发问，为什么是纳博科夫？为什么是《洛丽塔》？为什么要冒着被告密的危险成立一个女性阅读小组讨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男人处心积虑占有十二岁少女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语境决定了阅读状态，在自由国家阅读是一回事，但是在一个处处充满禁忌，女性上街就有道德警察盯梢的国家中，阅读变成了一种向往自由，渴望飞跃的极致状态。艺术和文学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是奢侈品，更是必需品。纳菲西在谈到纳博科夫的作品时，找到了她生命中清晰的自我认同：“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抱持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和人生。其中透露出，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时，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至于《洛丽塔》，也许纳博科夫也从没想到会有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中如此解读他的作品，我不敢说纳菲西和她的女学生对《洛丽塔》的解读会赢得纳博科夫的欢心，因为他是如此厌恶别人在他的作品中看出那么多的隐喻和象征，让它承载如此沉重的阅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纳博科夫而言，一部虚构作品存在的真正意义，只是因为它能带来一种美学的享受和幸福，而不是因为丑陋的政治和精神分析。但是在纳菲西的解读中，《洛丽塔》的象征意味远远超出了实质意味，它无疑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某种政治禁忌的冒犯。
纳菲西对《洛丽塔》的解读中突出了这种强烈的女性政治意味，从男性视角开始的故事，开始了一个大逆转，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少女走投无路的故事，“这故事最迫切的真相不在十二岁女孩被老色鬼强暴，而在一个人的生命遭另一个人剥夺”，从个体的遭遇上升到整体的观感和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解读，“其实纳博科夫是在报复我们自己的唯我主义：他在这方面报复了霍梅尼……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塑造别人，但纳博科夫投过对亨伯特的描写，揭发了所有侵占他人生命的唯我主义的行径”。我很不喜欢纳菲西这种课堂教师的口气，某种程度上，她在一厢情愿地强迫纳博科夫接受她强制灌输的思想，她也在循循善诱地告诉她在课堂上的学生，这是一种有效的直接的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方式。纳菲西的这本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之所以在西方出版后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正是因为在它已经脱离了伊朗和德黑兰的阅读语境，进入了一个西方式的阅读语境的不在场，这种单一性的政治话阅读往往为人所诟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不可能对这种单一性的阅读方式无动于衷，因为正是在纳菲西的这种解读方式中，我们才能透过文学的缝隙，看到那道被压抑的风景，“在读者心目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唯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在纳菲西的回忆中，通过文学课堂所能看到的不是文学，而是真实而残酷的历史与人生——“生命是凶残不祥的”——是伊朗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被扼杀的生命，被禁锢的快乐，被剥夺的爱情，被强迫的婚姻，被忽略的生存权利。纳菲西谈到这两代人不同的记忆时，有段话让我很是动容：“这些学生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根本迥异于我的世代。我的世代为失落感所苦，为我们遭窃取的过去所形成的生命空缺沉吟，使我们在故国却宛如异客。然而，我们有过去可拿来与现在比较，我们对于被剥夺的事物保有记忆与印象。但我的丫头们却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到的风。这一代没有过去，她们的记忆是由朦胧隐约的欲望构成，被某种她们从未真正拥有的事物所填满，因为这份匮乏，这股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的渴望，使他们的文字呈现出近乎诗的显著特质。”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纳菲西选取了四位不同的作家，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奥斯汀，分别对应伊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记忆。我们甚至从中可以归纳出这不同的时期中的主题，对纳博科夫《洛丽塔》的诠释可以看作文学与女性思考，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文学与道德的审判，对亨利·詹姆斯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文学与战争的反思，对奥斯汀的解读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与政治反省。这种女性作家的经验融入到了对伊朗历史和革命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中，显得颇为独特。
20世纪初，伊朗人的适婚年龄，从原来的九岁变成了十三岁，后来变成了十八岁。纳菲西曾经提到说，在1960年代的时候，她的权利与西方民主国家妇女的权利相差无几。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伊朗革命后，政教统一的权力更加巩固，法律已经退回到更古老的时代。新宪法通过后，第一条被废除的法令便是保障妇女在家庭与职场权益的家庭保护法，女性的适婚年龄又下降到了九岁。女性上街必须黑袍罩身，黑色的面纱，不许化妆和烫发，不许与丈夫以外的男性上街，女性的权利还不到男性的一半。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政教分离制度，宗教和信仰是私人的事件，这些现代最为普通的观念，在伊朗这个奇特国度中并不存在。政教合一是伊朗统治的根基，伊斯兰教是这个国家最有效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个体的自由与公共的权力，私人的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政治对私人生活的蛮横侵入无孔不入。只有了解到这些背景后，我们才能理解纳菲西如此重视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是唯一保留的自由的方式，虚构和想象成为了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唯一可以自由体验的方式。阅读不一定是政治的，但是一定是反抗政治的；阅读是私人的，但绝不仅仅私人的。阅读这种简单的姿态反而成为了一种革命强有力的方式。阅读是一种完全的自由：“所有传世的小说作品，不论其呈现的现实多严酷，皆有一股凭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这份肯定来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故事，掌控小说中的现实，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每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项赞颂，都是对人生的背叛、恐惧与不义的反抗。形式的超卓与优美起而反抗主题的丑陋与猥琐。”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度中，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完全属于自身的自由的方式：阅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写作的自由。
纳菲西的经历让我想起了2009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同为女性作家，有着极为相似的在极权主义的生活的经历，她们的写作除了女性写作的共同性，甚至在一种诗性的语言上有着明显的特征。我惊讶于这种写作的力量，更惊讶于她们残酷的生活经历，流亡于西方之后，仍能保留那份纯真的诗性。她们对过往有着清晰的记忆，但是在她们的写作中，对这种记忆保留着虔诚的真纯，似乎预示着无论走到哪里，身上唯一的行李只有她们对过往历史的记忆，除此之外，她们已经一无所有。
思郁
2011-3-11书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伊朗】阿扎西·纳菲西著，朱孟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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