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至冰点以下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云也退
辛亥革命百年，又想起了鲁迅的小说。华老栓、祥林嫂们的形象鲜活不减当年。革命之前如何，革命之后依然如何，牺牲者的血成了愚民嘴里的药材，教科书上说这是“不彻底性”所致，那么“彻底的”革命又给祖国带来了怎样的一派新面貌呢？
与中国同步，那边墨西哥人也迎来了自己的革命百年。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墨西哥民族主义也是借191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上位的，也同样通过大众动员、突发事件、血与铁，而不是借助某个系统的思想体系，找到了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依据。开头照例让人振奋：自由派领袖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的起义终结了波菲里奥•迪亚斯漫长的独裁统治，然而没有三年的工夫，马德罗就被军队政变推翻，惨死狱中。革命从一开始就跌破了底线，自此开始，旷日持久的流血事件频频发生，这个民族不堪回首却又不得不回首的大动乱岁月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
1910年的时候，墨西哥文艺界如同同期的欧洲一样刮起了青春风暴：三大画家迭戈•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盖罗斯同时登场，“天鹅诗人”贡萨雷斯•马丁内斯发出终结现代主义的呐喊，名作家巴斯孔塞洛斯和古斯曼领导的“青年协会”号召掀起一场文化革命。此时的“墨西哥主义”既是民族-政治的现实，也是冲决一切网罗的文化现实，但是，与鲁迅相仿，这种先进的文化同样立足于对民族恶劣一面的识别与抨击之上，核心一点就是革命造成的道德的败坏，性情的野蛮。继马德罗之死，1920年卡兰萨总统遇刺，1928年奥夫雷贡总统遇刺，恐怖主义弥散在墨西哥的政治空气里。到三十年代，“孤独派”诗人凄凄惶惶地反思起了大革命，“革命小说”也随之出现：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古斯曼的《鹰与蛇》，一直到五十年代，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出现，从农村与城市两个角度检讨了大革命的遗产。
毫无疑问，“革命的果实”被银行家和工厂主篡取了，而充当主力军的农民不仅被军阀所利用，扮演炮灰的角色，而且他们自身的活动也构成了典型的暴力景观。这在鲁尔福心里没有留下半点美好的记忆。他的家乡圣加夫别尔，一个17世纪就已经十分繁荣的镇子，正是在革命之后变得萧条破败起来，后来，他的父亲又死于奥夫雷贡时期的“基督派战争”。暴力、凶残、仇杀、火并、伪善的乱伦关系、阴险的地方邪教，陆续进入《燃烧的原野》之中，他笔下的墨西哥农村虽然不明显地隐喻人类处境，却足以呈现其对这段反复动乱的历史的深深怨恨——这种消极的感情过于浓烈，鲁尔福成名后无心接受纷至沓来的礼遇，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书名看似雄浑，实际上《燃烧的原野》是冷森森的。水灾冲走了家里的牛，赤贫让小女儿很可能沦为妓女；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农民，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块不毛之地；一对同伴偷渡去美国，路上一人被击毙，另一人回家后发现妻子与他人私奔，房子也被拍卖；一名杀人越货的劫匪受了重伤，他的老父亲背着他远道求医；暴动的农民同政府军展开以血还血的搏斗……以阿苏埃拉为代表的上一代小说家作品中多少还保留着对革命的同情，还受到马德罗式洒血先驱的激励，但是，农民之子鲁尔福把这些完全否定了，他甚至无心去探讨被暴力现实映衬得黯然失色的救世理想。
墨西哥的穷苦人似乎是毫无出路的，当仅有的财富被狡诈的资本家窃取后，他们仍在以邻为壑，彼此设防，争取踩着别人的肩膀谋生。然而吊诡的是，这群白丁里似乎不乏讲述故事、描写场景、制造气氛的好手。在《科马德雷斯坡》一篇中，乡民忍受不了村霸托里柯兄弟的淫威，纷纷出走异地，村子渐渐败落，主人公是常年为两兄弟服务的一名老汉，他在一个明亮的月夜坐在自家门口缝布袋，看到雷米希奥•托里柯正在走来：
“他准是一路醉醺醺地走来的。他一下子晃到我的跟前，左右摇摆着，时而遮住我需要的月光，时而又把月光还给我。”
雷米希奥是来索命的，他认为自己的兄弟死于“我”之手，然后小说达到了高潮：“我”拔出针来处死了敌人，但是我们不觉得此事如何快意，因为，杀死恶棍的“我”本人也是恶棍。“我”还刻意扮出一副一望便知虚伪的恻隐模样，使用最简单的语言，仿佛不忍描述场面似的：“他只是哼哼了几下，就像一只被剁了头的小鸡，然后他就不出声了。”
鲁尔福一手创造了这种吊诡。那些不开化的人物说着带有农村特色的譬喻，但保持一种锋利的零度语调；他在死者的惨状和致其死命的凶手的眼神之间制造了一种不协调，那些粗鲁无知的凶手，对面前的景象有着惊人细腻的洞察和精确的描述，他们叙事中残忍的诗意打乱了人对善恶概念的认知，他们的主观状况动摇了读者对罪恶的衡量。这种表达方式后来被大加效仿，余华等人都从他那里学了这一手。
这时候的鲁尔福还不是后来写出《佩德罗•巴拉莫》的那个鲁尔福，在后一个故事的发生地科马拉，那里的居民直接与鬼魂共处了，而《燃烧的原野》中描写的高原小村卢维纳至少还没有闹鬼，只是贫瘠阴森，仿佛遭到了诅咒。它“是个非常忧伤的地方……人们不晓得欢笑，好像所有人的脸上都盖着一面板子”，那里“白天和黑夜一样寒冷”，啤酒的味道像驴尿一样，残破的空荡荡的教堂只有几个女的在祈求上帝保佑。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留给卢维纳的是“老头老太和那些还没生出来的……还有那些体弱无力，瘦得都没发育完全的女人。在那里出生的孩子全都走了”。远走高飞的男人们偶尔回来一下，为的是“给老人留下装着食粮的口袋，在他们女人的肚里种下又一个小孩儿”。
正常的农村生态被革命和战争摧毁了，卢维纳成了一个“空巢”。《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的故事里埋藏了一个招摇撞骗的地方“圣徒”；《塔尔葩》里的弟弟和嫂子带着病危的哥哥远道去拜谒“圣母”，祈求神灵救命……波澜壮阔的革命把这些恶心的宗教完全保留了下来，却没能为农民修上一条像样的公路，让他们节约途中的时间。鲁尔福描写的是一个“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出行基本靠走”的蛮荒世界，只出现过一列火车，还被叛乱分子给搞脱轨了。前一分钟车上的士兵还在唱歌，后一分钟车厢就七零八落躺在了谷底，仍然是那种残忍的诗意在叙说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所有人，连我们在内都死掉了。”它标示着仇恨在这块土地上的莫名与无解。
革命把所有穷苦的人都耍了，鲁迅反复暗示这一点，鲁尔福也是一样。原野在燃烧，但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被冷却、固定在所有叙事的核心的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它是统治着被诅咒之地的唯一神祇。1953年，正是墨西哥人重审大革命的时候，《燃烧的原野》的问世给民族的价值作了一个完全消极的估定，也把此后的探索都变成了废墟之上的跋涉。
辛亥革命百年，又想起了鲁迅的小说。华老栓、祥林嫂们的形象鲜活不减当年。革命之前如何，革命之后依然如何，牺牲者的血成了愚民嘴里的药材，教科书上说这是“不彻底性”所致，那么“彻底的”革命又给祖国带来了怎样的一派新面貌呢？
与中国同步，那边墨西哥人也迎来了自己的革命百年。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墨西哥民族主义也是借191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上位的，也同样通过大众动员、突发事件、血与铁，而不是借助某个系统的思想体系，找到了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依据。开头照例让人振奋：自由派领袖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的起义终结了波菲里奥•迪亚斯漫长的独裁统治，然而没有三年的工夫，马德罗就被军队政变推翻，惨死狱中。革命从一开始就跌破了底线，自此开始，旷日持久的流血事件频频发生，这个民族不堪回首却又不得不回首的大动乱岁月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
1910年的时候，墨西哥文艺界如同同期的欧洲一样刮起了青春风暴：三大画家迭戈•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盖罗斯同时登场，“天鹅诗人”贡萨雷斯•马丁内斯发出终结现代主义的呐喊，名作家巴斯孔塞洛斯和古斯曼领导的“青年协会”号召掀起一场文化革命。此时的“墨西哥主义”既是民族-政治的现实，也是冲决一切网罗的文化现实，但是，与鲁迅相仿，这种先进的文化同样立足于对民族恶劣一面的识别与抨击之上，核心一点就是革命造成的道德的败坏，性情的野蛮。继马德罗之死，1920年卡兰萨总统遇刺，1928年奥夫雷贡总统遇刺，恐怖主义弥散在墨西哥的政治空气里。到三十年代，“孤独派”诗人凄凄惶惶地反思起了大革命，“革命小说”也随之出现：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古斯曼的《鹰与蛇》，一直到五十年代，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出现，从农村与城市两个角度检讨了大革命的遗产。
毫无疑问，“革命的果实”被银行家和工厂主篡取了，而充当主力军的农民不仅被军阀所利用，扮演炮灰的角色，而且他们自身的活动也构成了典型的暴力景观。这在鲁尔福心里没有留下半点美好的记忆。他的家乡圣加夫别尔，一个17世纪就已经十分繁荣的镇子，正是在革命之后变得萧条破败起来，后来，他的父亲又死于奥夫雷贡时期的“基督派战争”。暴力、凶残、仇杀、火并、伪善的乱伦关系、阴险的地方邪教，陆续进入《燃烧的原野》之中，他笔下的墨西哥农村虽然不明显地隐喻人类处境，却足以呈现其对这段反复动乱的历史的深深怨恨——这种消极的感情过于浓烈，鲁尔福成名后无心接受纷至沓来的礼遇，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书名看似雄浑，实际上《燃烧的原野》是冷森森的。水灾冲走了家里的牛，赤贫让小女儿很可能沦为妓女；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农民，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块不毛之地；一对同伴偷渡去美国，路上一人被击毙，另一人回家后发现妻子与他人私奔，房子也被拍卖；一名杀人越货的劫匪受了重伤，他的老父亲背着他远道求医；暴动的农民同政府军展开以血还血的搏斗……以阿苏埃拉为代表的上一代小说家作品中多少还保留着对革命的同情，还受到马德罗式洒血先驱的激励，但是，农民之子鲁尔福把这些完全否定了，他甚至无心去探讨被暴力现实映衬得黯然失色的救世理想。
墨西哥的穷苦人似乎是毫无出路的，当仅有的财富被狡诈的资本家窃取后，他们仍在以邻为壑，彼此设防，争取踩着别人的肩膀谋生。然而吊诡的是，这群白丁里似乎不乏讲述故事、描写场景、制造气氛的好手。在《科马德雷斯坡》一篇中，乡民忍受不了村霸托里柯兄弟的淫威，纷纷出走异地，村子渐渐败落，主人公是常年为两兄弟服务的一名老汉，他在一个明亮的月夜坐在自家门口缝布袋，看到雷米希奥•托里柯正在走来：
“他准是一路醉醺醺地走来的。他一下子晃到我的跟前，左右摇摆着，时而遮住我需要的月光，时而又把月光还给我。”
雷米希奥是来索命的，他认为自己的兄弟死于“我”之手，然后小说达到了高潮：“我”拔出针来处死了敌人，但是我们不觉得此事如何快意，因为，杀死恶棍的“我”本人也是恶棍。“我”还刻意扮出一副一望便知虚伪的恻隐模样，使用最简单的语言，仿佛不忍描述场面似的：“他只是哼哼了几下，就像一只被剁了头的小鸡，然后他就不出声了。”
鲁尔福一手创造了这种吊诡。那些不开化的人物说着带有农村特色的譬喻，但保持一种锋利的零度语调；他在死者的惨状和致其死命的凶手的眼神之间制造了一种不协调，那些粗鲁无知的凶手，对面前的景象有着惊人细腻的洞察和精确的描述，他们叙事中残忍的诗意打乱了人对善恶概念的认知，他们的主观状况动摇了读者对罪恶的衡量。这种表达方式后来被大加效仿，余华等人都从他那里学了这一手。
这时候的鲁尔福还不是后来写出《佩德罗•巴拉莫》的那个鲁尔福，在后一个故事的发生地科马拉，那里的居民直接与鬼魂共处了，而《燃烧的原野》中描写的高原小村卢维纳至少还没有闹鬼，只是贫瘠阴森，仿佛遭到了诅咒。它“是个非常忧伤的地方……人们不晓得欢笑，好像所有人的脸上都盖着一面板子”，那里“白天和黑夜一样寒冷”，啤酒的味道像驴尿一样，残破的空荡荡的教堂只有几个女的在祈求上帝保佑。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留给卢维纳的是“老头老太和那些还没生出来的……还有那些体弱无力，瘦得都没发育完全的女人。在那里出生的孩子全都走了”。远走高飞的男人们偶尔回来一下，为的是“给老人留下装着食粮的口袋，在他们女人的肚里种下又一个小孩儿”。
正常的农村生态被革命和战争摧毁了，卢维纳成了一个“空巢”。《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的故事里埋藏了一个招摇撞骗的地方“圣徒”；《塔尔葩》里的弟弟和嫂子带着病危的哥哥远道去拜谒“圣母”，祈求神灵救命……波澜壮阔的革命把这些恶心的宗教完全保留了下来，却没能为农民修上一条像样的公路，让他们节约途中的时间。鲁尔福描写的是一个“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出行基本靠走”的蛮荒世界，只出现过一列火车，还被叛乱分子给搞脱轨了。前一分钟车上的士兵还在唱歌，后一分钟车厢就七零八落躺在了谷底，仍然是那种残忍的诗意在叙说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所有人，连我们在内都死掉了。”它标示着仇恨在这块土地上的莫名与无解。
革命把所有穷苦的人都耍了，鲁迅反复暗示这一点，鲁尔福也是一样。原野在燃烧，但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被冷却、固定在所有叙事的核心的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它是统治着被诅咒之地的唯一神祇。1953年，正是墨西哥人重审大革命的时候，《燃烧的原野》的问世给民族的价值作了一个完全消极的估定，也把此后的探索都变成了废墟之上的跋涉。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