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设论与合法的合法性

         在“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利奥塔这样描述他定义为“后现代者”的研究对象）中，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他说道：“所谓现代科学，仍然与正统的叙事学说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以‘后设论’的方式使之合法化。例如，在叙述者与聆听者之间，一句含有真理要素的话，要通过‘共识原则’才能被接受，必须要在理性心灵之间，尽可能获得一致性认同，这句话方可生效。这种法则，缘于‘启蒙叙事学说’。”这就引发了一 些疑义——“指导控制社会规范的那些典章制度是否真的有效。”可否这样理解，利奥塔指的是这些典章制度在设立之前与设立那一刻，它们并不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在制度成立后后设的。这一点，在利奥塔看来，“我认为，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质疑”。可以说，在后现代语境中，合法的合法性遭到了存疑。
    与利奥塔同声相求的，是阿伦塔，她指出宪法体制奠基性（founding）立法本身的悖谬：“如果宪法体制的权威来自宪法，那么制定宪法的权威来自何处？制宪者如何能具有正当的制宪权？”她认为，从卢梭到西耶斯，都遭遇了类似困境。德里达在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解构性解读中，同样指出，“以人民的名义”作出宣言的“我们”只有在宣言生效后才存在，在这之前，我们“何为”？只有在宣言效力形成的回潮之中，才生成了作为实体的签名者（见《悬而未决的时刻》），这其实也是利奥塔所谓的“后设论”——它对一切认为理所当然的叙事与表述发起了进攻，这种现代性政治典型的“无中生有”的模式，在后现代语境中也成了悬而未决的事件。
     萨伯在《洞穴奇案》中，虚构了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在不同的法官判决中，有法官就认为，四人制定的吃人获救的约法成立，四人无罪。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是谁赋予这种吃人求生的约定以正当性？这位法官无论怎样为吃人者辩解，都会落入荒诞悖谬的圈套。
    回到利奥塔，对于“后设论”的质疑，他认为最终会“遁入语言元素的语用学之中，那里拥有众声喧哗的语言游戏竞赛——如此一来，典章制度就随之消解，变成各种碎片——导致局部决定论的生成。”阿伦特与施密特都解决的不甚圆满的合法性问题，利奥塔的解决之道也许只能算是聊备一格——“靠科技性的运作指标，但这种指标和真理正义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