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跟自己较劲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作者:余 斌
海明威与卡夫卡——英雄与反英雄
海明威说,“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谁更像英雄?当然,海明威。
没有比这两位更天差地远的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如同向世界发表宣言,卡夫卡私下里独自沉吟。海明威总是在户外,满世界寻找挑战和刺激,卡夫卡则蜷缩于仿佛不透阳光的室内,孤灯独对。
说海明威居然想到卡夫卡,唯一的理由大概是:当年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邂逅了这两位。是念大二、大三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对西方现代文学如饥似渴、狼吞虎咽的时期。只要有译本,逮着什么读什么。西方古典文学,“文革”前出版过不少,译界此时奋力填补的空白,但至少给我带来更大震撼的,乃是当代作家。“现代”、“当代”界限不明,时间不是唯一,关键是不“古典”,读多了不难以意会之。饕餮之中,不会有多少人心中有一清晰的年表,众多的西方作家在我们的阅读中狂欢,历时性变成共时性。《城堡》、《永别了,武器》中译本皆是上海译文1980年推出,对我而言,两作家差不多等于同年同月生。在此前后,《世界文学》(抑或《外国文艺》?)上读到过《变形记》,《老人与海》则也有了单行本。
所谓“同年同月生”远非事实:卡夫卡生于1883年,卒于1924年;海明威生于1899年,1961年开枪自杀,前者年长了十几岁。然在我朦胧的意识中——就是说,从来未加澄清的“想当然耳”——二人的先后却是颠倒的,我以为卡夫卡是海明威之后的作家。事后追认,我想当时有此模糊判断,大约只是因为,卡夫卡更陌生,海明威,则自我感觉,很能理会得。
仍以后见之明,我可以肯定,海明威之能够被我这样的读者无条件地接受,不像卡夫卡那样带来诸多困扰,写实手法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我在迟疑是否要去掉“主义”二字,因为即使在当时,我也感觉到此英雄非彼英雄,或者说,海明威“英雄”得不那么“主义”。此英雄用海明威批评中的术语,应该叫作“硬汉”,“彼英雄”没那么明确,唯底子仍是我们所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没有英雄的世界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在文学中。偏偏现代西方严肃的文学里不提供英雄,英难已然交给通俗小说去批量化生产了(其时颇受欢迎的阿瑟•黑利,小说里就总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男一号),从卡夫卡到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贝娄(1976)、艾•巴•辛格(1978),都在“反英雄”。
海明威的秘诀——意义悬置
“反英雄”好比当头一棒,让习惯英雄的读者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固然在寻味其中的“深刻”,固然被其清醒震憾,但你不能指望习惯在英雄那里找到认同的人去向《变形记》里最终变了甲虫的格里高里攀亲戚。当然,英雄也有时尚的因素,“高大全”式的英雄已是臭不可闻,甚至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红与黑》)、毕巧林(《当代英雄》)式十九世纪的西方英雄也已渐行渐远,这时候来了海明威,连同他笔下的硬汉。海明威送来了别样的英雄,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英雄总是在与环境的对抗中高大伟岸起来,或是征服环境,或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拼个鱼死网破,决不肯和光同尘,随波逐流。于连要“往上爬”,克利斯朵夫向市侩宣战,冲突在所难免,总归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我不能说海明威的英雄行为当中已然抹去了这层因素,然比较起来,其特征不是与外部环境较劲——他们似乎是在和自己较劲。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到《永别了,武器》,到《丧钟为谁而鸣》,到《老人与海》,或隐或显,都是如此,狩猎、斗牛、捕鱼,外加战争中的冒险,都是在跟自己较劲。而在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中,他的英雄获得了定格。
因为《太阳照常升起》等小说,海明威被视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从根底里说,他当然是。既然是,“时代”在他的小说中自会扮演角色,马克思主义派的批评家不难从他的人物那里找到社会的意义。但是海明威对此显然不在意,他的硬汉也甚少表现出“社会意识”——西方十九世纪小说中英雄在与社会对抗中的投入很难张见,不管外在行为是怎样,裹挟在怎样的时代潮流中,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游离,你可以说,“局外人”的因子,海明威那里也是有的。在《老人与海》里,他干脆将主人公从“社会”放逐,或者说,从“时代”放逐,再怎么从周围人的态度中寻找隐喻,我们也拼凑不出一个“时代”、“社会”,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故事。大海、马林鱼、鲨鱼,差不多就是桑地雅哥面对的全部世界。于是乎“老人与海”似乎可以转换为“人与自然”了。但是与天斗与地斗,《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主人公让我们感到即便在孤岛之上,也有人气的蒸腾,鲁滨逊的意识里充塞着人的背景,海明威的世界却异常的清冷孤峭,没有“人”的存在。所谓“迷惘”是人的附属品,意义缺失,才有迷惘,桑地雅哥远离人群,看上去没半点“迷惘”的影子,那是因为海明威将“意义”这玩意儿彻底地悬置起来。
没错,海明威式英雄的秘诀就是意义的悬置,而后,跟自己较劲。用现今常见的字面,就是“超越自我”,也可以用现今运动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己和自己比”。因此之故,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那些“硬汉”有几分像传媒上常用以励志的体育明星,即使他们不是在公众的舞台上演出。在迷惘中做英雄不易,我甚至有过怀疑,卡夫卡之后还有没有英雄?但海明威证明了,还可以有,虽说是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英雄。“活在当下”应该是他们的口号,或信念。跟自己较劲不是空对空地给自己打气——再用一个大词,“内在超越”总是对象化为“外在超越”,比如说,《老人与海》里桑地雅哥与马林鱼、鲨鱼的搏斗。就像早先小说里的公牛、狮子一样,鱼们与其说是捕猎的对象,不如说是证明主人公勇气的道具。英雄之为英雄,硬汉之为硬汉,当然因为他们身上充溢着勇气,而勇气是对怯懦、恐惧的战而胜之。海明威崇拜司汤达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简洁利落的文风之外,于连们的那股子英雄气肯定对他同样有吸引力——想想看,在是否将手放到德•瑞那夫人膝上的当口,在他犹豫着是否冒险闯入德•木尔小姐闺房之际,于连是怎样激励自己,一次次战胜了自己退缩的念头?不同处在于,于连的“超越自我”目标在出人头地,对桑地雅哥而言,“超越”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就是目的。大马林鱼是否全须全尾地拖回无关紧要,哪怕百孔千疮只剩一副骨架,那骨架也是勇气与意志招展的旗帜。
海明威式英雄——不怀疑,不认输
桑地雅哥对怀疑主义有天生的免疫力,这是因为渔夫身份的设定,更是在给自己励志——海明威若有这方面的嫌疑也早已自己给屏蔽了。海明威为自己驱除怀疑、廓清迷惘的努力是投入一次次的冒险,不管是投军参战,还是斗牛出海。他也让笔下的人物在寻求冒险中获得“升华”。全神贯注、心无旁鹜地投入每一次行动是“硬汉”们的特质,也是某种绝对命令。桑地雅哥与自己的行动直接同一,他观看海面的动静,分析大鱼的反应,采取种种对策,包括自我激励,一切都围绕着他的捕鱼行动,具体,确定,毫不含糊,端的是“我行动故我在”,《老人与海》几乎就是由一连串的动作构成,虽然老渔夫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然用武侠小说中的术语,可称为另一型的“身剑合一”的状态。这状态也就是人们常称道优秀运动员的理想比赛状态:摒除杂念,只想动作要领,眼中唯有当下的目标。不能说桑地雅哥只有外在的行为而无精神活动,海明威虽然惯于放弃或回避意识层面的描写,却也不是一点不给机会,但他决不会让人物陷入无谓的玄想,倘若你看到桑地雅哥在与大鱼搏斗之际出现过片刻的恍惚(“他想,到底是它在拖我回去呢,还是我在拖它回去?”)你千万不要以为人物会进入庄生梦蝶式无益的联想(事实上接下来一句便是“如果我在前面拖它,自然没有问题。或者是它垂头丧气,给装在船上,那也没有问题。可是大鱼和小船并排绑住,一同航行;老人想到,只要它高兴,就让它拖我回去吧”),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决不会让思绪干扰或延宕自己的行动,相反,只会更加意志决定,目标明确。所以桑地雅哥的思绪即或有偶尔的游离(比如想到他支持的棒球队,或是岸上那个似乎是他与人的世界唯一关系的男孩),最终也总是导向自我激励:“‘我对那孩子说过,自己是个精灵’,他说,‘现在正好证明’。以前证明过一千次也不算数。现在他又得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从头做起,而做的时候,他从不想念过去。”这种励志的最强音,当然是那个常被人们当作励志语引用的句子:“人不能认输,人可以毁灭,但不能屈服。”
不认输,不屈服,所以是英雄。“英雄”确乎是海明威的关键词。《老人与海》译林版译者余光中先生的译序起首提及海明威为世人崇拜的原因,恰好说到的也是英雄色彩。余先生且将海明威与拜伦并论,提示二人的相似。在我看来,时代不同,背景有异,他们“英雄”得颇有差别,不过就写作行为对二人的意义而言,却是不无相通。演艺界有本色演员与角色演员之分,作家、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作如是观。拜伦这样的浪漫派诗人固是本色出演,海明威应该往哪里归?当然也应作如是观。就像孙悟空拔毫毛生出无数的化身,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几无例外,万变不离其宗,都可视为他本人在“一气化三清”。《老人与海》也不例外。桑地雅哥是海明威理想化的自我肖像,正像拜伦笔下的“拜伦式英雄”是拜伦的理想化身一样。和拜伦一样,你很难说海明威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塑造出了笔下那些硬汉,还是他在模仿那些人物。在此意义上,《老人与海》可以看作是一次自我暗示,或自我的顾盼。不幸的是,桑地雅哥最后悲壮地拖回了那条体无完肤面目全非的大鱼,海明威的结局则是在写完此书几年后自感江郎才尽,一枪把自己崩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笔仍然够“硬”气,此举究竟当看作“英雄”最后加冕,还是脱冕,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写到此不期然地想到《老人与海》另有一张爱玲的译本——不是因为对译本高下能做何判断,而是想到张对自己的译事有过表白,称翻译对象皆非自主选择,所译爱默生等均不喜,唯独《老人与海》是她自己能有共鸣的。衡以对其他作家的直言不讳,张爱玲似乎甚少“卖什么吆喝什么”的举措,这就更让人不解,因为没有比张爱玲距海明威的英雄气更远的了。而在张的语境中,《老人与海》,还有海明威的自杀,大概只能理解为另一种“苍凉的手势”吧?幸而有人不这么看,否则这书也不会成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了——二十世纪名家作品中,真也找不出多少可充当励志书的。
海明威与卡夫卡——英雄与反英雄
海明威说,“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谁更像英雄?当然,海明威。
没有比这两位更天差地远的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如同向世界发表宣言,卡夫卡私下里独自沉吟。海明威总是在户外,满世界寻找挑战和刺激,卡夫卡则蜷缩于仿佛不透阳光的室内,孤灯独对。
说海明威居然想到卡夫卡,唯一的理由大概是:当年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邂逅了这两位。是念大二、大三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对西方现代文学如饥似渴、狼吞虎咽的时期。只要有译本,逮着什么读什么。西方古典文学,“文革”前出版过不少,译界此时奋力填补的空白,但至少给我带来更大震撼的,乃是当代作家。“现代”、“当代”界限不明,时间不是唯一,关键是不“古典”,读多了不难以意会之。饕餮之中,不会有多少人心中有一清晰的年表,众多的西方作家在我们的阅读中狂欢,历时性变成共时性。《城堡》、《永别了,武器》中译本皆是上海译文1980年推出,对我而言,两作家差不多等于同年同月生。在此前后,《世界文学》(抑或《外国文艺》?)上读到过《变形记》,《老人与海》则也有了单行本。
所谓“同年同月生”远非事实:卡夫卡生于1883年,卒于1924年;海明威生于1899年,1961年开枪自杀,前者年长了十几岁。然在我朦胧的意识中——就是说,从来未加澄清的“想当然耳”——二人的先后却是颠倒的,我以为卡夫卡是海明威之后的作家。事后追认,我想当时有此模糊判断,大约只是因为,卡夫卡更陌生,海明威,则自我感觉,很能理会得。
仍以后见之明,我可以肯定,海明威之能够被我这样的读者无条件地接受,不像卡夫卡那样带来诸多困扰,写实手法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我在迟疑是否要去掉“主义”二字,因为即使在当时,我也感觉到此英雄非彼英雄,或者说,海明威“英雄”得不那么“主义”。此英雄用海明威批评中的术语,应该叫作“硬汉”,“彼英雄”没那么明确,唯底子仍是我们所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没有英雄的世界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在文学中。偏偏现代西方严肃的文学里不提供英雄,英难已然交给通俗小说去批量化生产了(其时颇受欢迎的阿瑟•黑利,小说里就总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男一号),从卡夫卡到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贝娄(1976)、艾•巴•辛格(1978),都在“反英雄”。
海明威的秘诀——意义悬置
“反英雄”好比当头一棒,让习惯英雄的读者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固然在寻味其中的“深刻”,固然被其清醒震憾,但你不能指望习惯在英雄那里找到认同的人去向《变形记》里最终变了甲虫的格里高里攀亲戚。当然,英雄也有时尚的因素,“高大全”式的英雄已是臭不可闻,甚至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红与黑》)、毕巧林(《当代英雄》)式十九世纪的西方英雄也已渐行渐远,这时候来了海明威,连同他笔下的硬汉。海明威送来了别样的英雄,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英雄总是在与环境的对抗中高大伟岸起来,或是征服环境,或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拼个鱼死网破,决不肯和光同尘,随波逐流。于连要“往上爬”,克利斯朵夫向市侩宣战,冲突在所难免,总归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我不能说海明威的英雄行为当中已然抹去了这层因素,然比较起来,其特征不是与外部环境较劲——他们似乎是在和自己较劲。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到《永别了,武器》,到《丧钟为谁而鸣》,到《老人与海》,或隐或显,都是如此,狩猎、斗牛、捕鱼,外加战争中的冒险,都是在跟自己较劲。而在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中,他的英雄获得了定格。
因为《太阳照常升起》等小说,海明威被视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从根底里说,他当然是。既然是,“时代”在他的小说中自会扮演角色,马克思主义派的批评家不难从他的人物那里找到社会的意义。但是海明威对此显然不在意,他的硬汉也甚少表现出“社会意识”——西方十九世纪小说中英雄在与社会对抗中的投入很难张见,不管外在行为是怎样,裹挟在怎样的时代潮流中,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游离,你可以说,“局外人”的因子,海明威那里也是有的。在《老人与海》里,他干脆将主人公从“社会”放逐,或者说,从“时代”放逐,再怎么从周围人的态度中寻找隐喻,我们也拼凑不出一个“时代”、“社会”,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故事。大海、马林鱼、鲨鱼,差不多就是桑地雅哥面对的全部世界。于是乎“老人与海”似乎可以转换为“人与自然”了。但是与天斗与地斗,《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主人公让我们感到即便在孤岛之上,也有人气的蒸腾,鲁滨逊的意识里充塞着人的背景,海明威的世界却异常的清冷孤峭,没有“人”的存在。所谓“迷惘”是人的附属品,意义缺失,才有迷惘,桑地雅哥远离人群,看上去没半点“迷惘”的影子,那是因为海明威将“意义”这玩意儿彻底地悬置起来。
没错,海明威式英雄的秘诀就是意义的悬置,而后,跟自己较劲。用现今常见的字面,就是“超越自我”,也可以用现今运动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己和自己比”。因此之故,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那些“硬汉”有几分像传媒上常用以励志的体育明星,即使他们不是在公众的舞台上演出。在迷惘中做英雄不易,我甚至有过怀疑,卡夫卡之后还有没有英雄?但海明威证明了,还可以有,虽说是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英雄。“活在当下”应该是他们的口号,或信念。跟自己较劲不是空对空地给自己打气——再用一个大词,“内在超越”总是对象化为“外在超越”,比如说,《老人与海》里桑地雅哥与马林鱼、鲨鱼的搏斗。就像早先小说里的公牛、狮子一样,鱼们与其说是捕猎的对象,不如说是证明主人公勇气的道具。英雄之为英雄,硬汉之为硬汉,当然因为他们身上充溢着勇气,而勇气是对怯懦、恐惧的战而胜之。海明威崇拜司汤达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简洁利落的文风之外,于连们的那股子英雄气肯定对他同样有吸引力——想想看,在是否将手放到德•瑞那夫人膝上的当口,在他犹豫着是否冒险闯入德•木尔小姐闺房之际,于连是怎样激励自己,一次次战胜了自己退缩的念头?不同处在于,于连的“超越自我”目标在出人头地,对桑地雅哥而言,“超越”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就是目的。大马林鱼是否全须全尾地拖回无关紧要,哪怕百孔千疮只剩一副骨架,那骨架也是勇气与意志招展的旗帜。
海明威式英雄——不怀疑,不认输
桑地雅哥对怀疑主义有天生的免疫力,这是因为渔夫身份的设定,更是在给自己励志——海明威若有这方面的嫌疑也早已自己给屏蔽了。海明威为自己驱除怀疑、廓清迷惘的努力是投入一次次的冒险,不管是投军参战,还是斗牛出海。他也让笔下的人物在寻求冒险中获得“升华”。全神贯注、心无旁鹜地投入每一次行动是“硬汉”们的特质,也是某种绝对命令。桑地雅哥与自己的行动直接同一,他观看海面的动静,分析大鱼的反应,采取种种对策,包括自我激励,一切都围绕着他的捕鱼行动,具体,确定,毫不含糊,端的是“我行动故我在”,《老人与海》几乎就是由一连串的动作构成,虽然老渔夫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然用武侠小说中的术语,可称为另一型的“身剑合一”的状态。这状态也就是人们常称道优秀运动员的理想比赛状态:摒除杂念,只想动作要领,眼中唯有当下的目标。不能说桑地雅哥只有外在的行为而无精神活动,海明威虽然惯于放弃或回避意识层面的描写,却也不是一点不给机会,但他决不会让人物陷入无谓的玄想,倘若你看到桑地雅哥在与大鱼搏斗之际出现过片刻的恍惚(“他想,到底是它在拖我回去呢,还是我在拖它回去?”)你千万不要以为人物会进入庄生梦蝶式无益的联想(事实上接下来一句便是“如果我在前面拖它,自然没有问题。或者是它垂头丧气,给装在船上,那也没有问题。可是大鱼和小船并排绑住,一同航行;老人想到,只要它高兴,就让它拖我回去吧”),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决不会让思绪干扰或延宕自己的行动,相反,只会更加意志决定,目标明确。所以桑地雅哥的思绪即或有偶尔的游离(比如想到他支持的棒球队,或是岸上那个似乎是他与人的世界唯一关系的男孩),最终也总是导向自我激励:“‘我对那孩子说过,自己是个精灵’,他说,‘现在正好证明’。以前证明过一千次也不算数。现在他又得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从头做起,而做的时候,他从不想念过去。”这种励志的最强音,当然是那个常被人们当作励志语引用的句子:“人不能认输,人可以毁灭,但不能屈服。”
不认输,不屈服,所以是英雄。“英雄”确乎是海明威的关键词。《老人与海》译林版译者余光中先生的译序起首提及海明威为世人崇拜的原因,恰好说到的也是英雄色彩。余先生且将海明威与拜伦并论,提示二人的相似。在我看来,时代不同,背景有异,他们“英雄”得颇有差别,不过就写作行为对二人的意义而言,却是不无相通。演艺界有本色演员与角色演员之分,作家、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作如是观。拜伦这样的浪漫派诗人固是本色出演,海明威应该往哪里归?当然也应作如是观。就像孙悟空拔毫毛生出无数的化身,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几无例外,万变不离其宗,都可视为他本人在“一气化三清”。《老人与海》也不例外。桑地雅哥是海明威理想化的自我肖像,正像拜伦笔下的“拜伦式英雄”是拜伦的理想化身一样。和拜伦一样,你很难说海明威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塑造出了笔下那些硬汉,还是他在模仿那些人物。在此意义上,《老人与海》可以看作是一次自我暗示,或自我的顾盼。不幸的是,桑地雅哥最后悲壮地拖回了那条体无完肤面目全非的大鱼,海明威的结局则是在写完此书几年后自感江郎才尽,一枪把自己崩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笔仍然够“硬”气,此举究竟当看作“英雄”最后加冕,还是脱冕,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写到此不期然地想到《老人与海》另有一张爱玲的译本——不是因为对译本高下能做何判断,而是想到张对自己的译事有过表白,称翻译对象皆非自主选择,所译爱默生等均不喜,唯独《老人与海》是她自己能有共鸣的。衡以对其他作家的直言不讳,张爱玲似乎甚少“卖什么吆喝什么”的举措,这就更让人不解,因为没有比张爱玲距海明威的英雄气更远的了。而在张的语境中,《老人与海》,还有海明威的自杀,大概只能理解为另一种“苍凉的手势”吧?幸而有人不这么看,否则这书也不会成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了——二十世纪名家作品中,真也找不出多少可充当励志书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