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格林群岛”

一 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格林的小说，就是：间谍，旅行，天主教。 这些主导性的主题在格林小说中获得了一如既往的延续性，几乎所有格林小说都是同类主题的不同变奏，而关乎灵魂去向的宗教问题尤其占据着格林创作的核心位置。 于是《权力与荣耀》无论在题材上还是手法上都成为剖析格林小说一贯模式的最好范本，因为一切重要的格林元素都在这个关于殉道的故事中得到了最浓缩的展现。 二 殉道需要什么条件？是来自外部世俗环境的逼迫，还是内部心灵世界的献身冲动？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种离他们的生活颇为遥远的特殊经验，并且殉道者通常以英雄主义的面目沐浴着圣洁的光辉出现，好像殉道自古以来就只可能发生在历史的圣书上。 当对殉道提出要求的现实环境真的降临在现实世界（故事中的墨西哥），这个为着对上帝的忠贞信仰而自我献身的故事是否会像在历史书上那样地发生？ 对此，格林以讽刺笔法展开了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来作出鲜明的对比：一条是纸上的殉道，一条是脚下的殉道。前者作为殉道的神话，出现在一次家庭阅读中。 一个出生在因宗教迫害运动导致两代间的宗教文化传统断裂背景下的小男孩，当他的母亲出于一种为孩子延续信仰传统的动机为他和两个妹妹朗读一本讲述名叫小胡安的男孩如何以公式化的成长过程完美地完成殉道并最终升华为圣徒的故事时，这个小男孩既因缺乏宗教传统熏陶觉得故事离谱不可信，又因出于他这样的年龄的男孩共有的少年式英雄主义崇拜情结缺少与之对应的膜拜对象而感到心灵上的空虚。 在传说小胡安的殉道之外，格林致力于写出一种真实可感的关于殉道的真相。纸上的殉道者轻而易举地升华了，而现实中行走在殉道之路上的威士忌神父的去向从故事一出场就在读者心里留下重重悬念。 格林将一个逃亡故事的唯一出口在故事一开端就彻底地堵截了，一个小说家的残忍莫过于此。本有一线逃生希望的主人公，因一时的善念错失了最好的一次逃离机会。故事才刚刚开始，读者却听到他说“我赶不上了……这是已经注定的事了。”于是我们隐隐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关于如何逃跑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被抓住的故事。 三 赤烈的气候，白热的尘沙，弥漫着腐烂气息的码头，笼罩在禁令阴影下的即将来临的雨季，这些事物相互作用下合力构成一道沉闷焦灼、惶恐不已的故事氛围。 不时穿行在这其间的兀鹰，作为比主人公还早出场的追捕者之一（它和中尉分别在地上和空中作贯穿全文的追捕，展开两条交叉推动的追捕线路。一条是显性的，一条是隐含的。），预示不祥的信号，仿佛提醒读者悲剧在这里已经开始它的逻辑起点。如果说兀鹰在情节内容上，也隐隐充当能动性角色，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自然背景的重要元素，来烘托并强化“格林风貌”的叙事效果。 在无数的小说家中，有将写景融入故事发展脉络中的，也有像摆道具似的令景物与情节全然脱节的作家（这类作家把风景描写当成一件无焦点的扫描工作，有时也会扫描扫上瘾）。在这两者的区间，格林则以一个个人特色鲜明的特例出现。他将自己的每个故事都放置在不同的国度背景，使小说披上风格强烈的异域色彩，并赋予故事背景与情节几乎同样的重要性：如《问题的核心》的塞拉利昂，《文静的美国人》的越南，《哈瓦那特派员》的古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的非洲等等，当然也包括这部《权力与荣耀》的墨西哥。 通过对欧洲以外的异域大陆进行精确的刻画，在纸上重绘文学地图，格林自创一套谱系，开辟出一片专属于他的典型的格林王国，刺激着读者怀着更多的兴趣深入格林之笔造访的黑暗大陆去探索。这也被评论家形象地称之为“GREENELAND”，我更愿意称它们为“格林群岛”。 这种不知更多是出于纯粹个人旅行爱好在创作中的自然延伸，还是得自一种有计划实施的独特创作理念的布景手法，在文学史上史无前例。对此，也有人对这种在20世纪已经过时的精心建构规模宏大的故事模式的苦心提出是否有必要的质疑。 把作为欧洲人的主人公频频插入欧洲以外的蛮荒地带和恶劣的文化处境，是否就适应了故事最合理的发展需求？如果把这些国度全部置换成一个基本地点（如格林的家乡英国），难道这些故事得以成立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吗？难道人性不是在每个地方都相通吗？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似乎刻意忽视了一个已成既定事实的现象，那就是这套属于格林专利的背景刻画手法的确有助于格林的风格更好地形成和确立，深刻地捕捉到各个国家的政治气候，经济乱象，地理环境，社会情绪，文化性格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并将之搭成逼真的文学剧场的外景，使之与故事情节有机融合。 在格林之前，兴许有人零星地尝试了，但没有人如格林这般地成功和自成系统。 四 尽管这一创作手法为格林招致种种非议，他的另一叙事手法却备受称道，即他在小说故事讲述中对电影技巧的炉火纯青的挪用。 格林善于用富含距离感的语言收放自如地调节他的叙事焦距，由表现远景效果的背景氛围（有时主角出场时几乎要被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所吞没），拉至中景人物间压抑的交流，再转入近景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点到即止（但有意回避过多的特写式心理描写）， 正如格林所指出，他有着一副移动的摄影机式的眼光，而非凝固的照相机式的目光（意识流？）。 在《权力与荣耀》第一章，不同的人物场景像进行精心的电影剪辑似的相互切换：从“想给自己弄一罐乙醚，走到了炎炎的赤日和白热的尘沙中”的坦奇医生，到“正走回自己的驻地”的警察小分队，再从“一位妇女在给她的孩子朗读一本书（讲述小胡安殉道）”的商业学院后楼的一间屋子里，切换至“坐在地面干燥的一个小院中一只包装箱上”的老人（何塞神父），及至“在小木般船头独自引吭高歌”的费娄斯上尉和他那位勇敢窝藏国家公敌的女儿小珊瑚。这些原本互不相干的人物场景却因背后那条威士忌神父的逃亡线路被有序串联起来。同时也有如电影般的，从不同人物的立场、角度展开故事与这些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关系。 五 格林是一位身处故事没落时代却决不放弃故事性的小说家。 他的小说是以行为展开的小说。行为必须依靠合理的动机去推动，而合理的动机则完全依赖于对逻辑的严密组织。相比之下，对话和心理并不那么需要建立明确的逻辑链条。个人认为，如心理活动运作的神秘性为对自己要求不高的作家在描写的任意性上提供了糟糕的便利，于是在编故事能力薄弱的作家那里，往往充斥着无边无际的对话和独白。在以灵魂挣扎为写作题材的小说里，却极力避开了大写特写心理活动的诱惑，这表现出格林在叙事原则上的定力，也是功力所在。 在同类小说中（我就不举例了），经常可以看到作家以心灵为描写阵地，在内心世界开展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斗争史，继而在读者的意识中顺理成章地将主题引渡至救赎。尽管相信此类题材的主人公在心灵上比行动上受到更大的形而上考验，但这并不能成为使小说变成记录心理活动流水帐的正当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稍加延伸，我们会很自然看到作家在雕刻笔下人物的思想性上走得太远的现象，此类作家很喜欢通过给自己主人公灌入大量意识形态思想，用同小说形式相抵牾的方法插入一连串密集冗长的思辨过程，以图构筑主人公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通过这种“捷径”强行直奔终极主题；而不是谦卑地以纯正的小说手法，由故事情节本身的有机运作自然向前推动，一步一步生发出与之对应的问题。 这种把笔下人物分配成一个个兜售个人观点的派发员（更有甚者，还把对人物的分析露骨地嵌入人物塑造过程中，他把属于批评家的工作也抢先做掉了，不知他是对批评家的理解力不抱希望，还是对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不自信）做法，毫无顾忌地侵犯了小说的本体地位。我们听着那些被创造的人物不是以故事中人物特有的口吻，而是个个以思想家的口气侃侃而论，滔滔不绝，既高深又雄辩，仿佛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一个故事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学术会议上。 作为小说而没有向读者提供比赤裸裸的思辨更多的属于小说的东西——在格林面前不乏这样的文学前辈，但这不至于将格林也一并裹入到如此失控的潮流中去。他有意识地避免自己也成为这样一个小说中的意识形态传播者，与此相应的是，格林不作道德的煽情，不对苦难作夸大处理，也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对抒情的节制，对诗意的约束，这些小说家该有的自律和素养在格林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他把自己的立足点限制在小说家允许的范围内，从不拙劣地暴露同情的冲动，不让小说家与道德家之间的界限模糊。 格林同自己的幽默和怜悯均保持着同等的距离（小说家与他的小说之间的距离理应要大于诗人与他的诗歌的距离），无论在悲剧或喜剧情节面前，都表现出出奇的冷静，仿佛在英国绅士与小说家的双重标准衡量下，哪怕过于直接地表露一丝情绪都会显得失态。 一切的情感和思考一旦汇聚到格林的笔端即呈现为故事，在情感的多发地带从不借机爆发，在思考的关键领域也不作忘乎所以的拖沓赘述。在精巧的布局之余同时展现节奏上的利落，格林是那个从容不迫的格林，既不为小说的运转手动加速，也不沦为被故事赶超的无力操控者。坚定地把完成一个小说家的任务作为第一原则，没有让他肩负的小说家使命跨出疆界越升越大直至失去控制。 不让非小说因素凌驾于小说之上，可以从格林对故事的负责态度上看出。鉴于自身的侦探情结，格林在小说情节的编织上处处施展他娴熟的“推理脚手架”并不奇怪。他尤其善于让故事在焦虑难安的紧张气氛中前进，并在不起眼的细节位置埋伏随时准备像鱼泡一样一瞬间崩破的隐秘机关。这些地雷式机关在格林赋予的惊险感中一再触动情节朝着难以预料的危机方向急转直下。尽管格林对大部分主人公给以了死亡的归宿，却不是将之作为万能的情节药方来服用（像有些黔驴技穷的小说家随意地对普通问题作极端处理）。他不只写死，更尽其所能写出了从生到死的逻辑过渡。 六 在《权力与荣耀》，格林不例外地为我们展示了由生步入死的内在必然性。 颠沛流离的威士忌神父的殉道之途同时面临着外部阻力和自身障碍。他是背负着双重身份的殉道者：在上帝面前，他是神父；在世俗世界里，他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并且，后一重身份是建立在违背前者律法的基础上的。 两种身份相互抵触，他无论选择哪种行为方式，都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与身份相符。 神父作为天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却在现实处境中难以揣度上帝的旨意。他时刻期盼来自上帝的信号，渴望听见上帝的声音，然而上帝在他的呼唤中一再缺席，他在自己的一厢情愿中屡次以为抓住了上帝的微小启示，却未曾在以后的事件发展中被证明是否有效（这恐怕是有信仰者遇到的普遍困境）。 一条以上帝为终点的旅途，却失却上帝的指引，难道是由于神父的堕落之举给自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人格上的污点，因而失去上帝的眷顾？忏悔和背叛反复交织，他不愿放弃闪烁不定的希望，也无力抵挡朦胧的犯戒诱惑。 从被迫害的一开始，他之所以坚持要走上逃亡之路，就并非出于如圣徒书上所写的那般高尚的动机，而是出于难以启齿的受难者所怀有的虚荣——“我一直为我自己骄傲，不是因为对主的爱心……我就是总认为别人都走了，我留下来就非常了不起……”这种虚荣包含着这样一个等式：受难者＝道德高贵者。坚持到最后的受难者，必将需要承受最大的苦难，就无疑将荣获最大的荣耀。 只是内心深处对道德膨胀的虚荣令他困于处境的两难：他既无法像安于默默无闻的何塞神父那样顺从法令丢弃信仰以求自保，也不具备小胡安那样彻底奔赴信仰抵达升华境界的英雄主义的勇气。何况，他至死都不能放弃对自己犯下的罪恶果实（私生女）的真挚的爱——只要他存在一天，他就不能停止这份爱。上帝也纠正不了这种以实体为对象的凡俗之爱，即令他竭力欲将自己的情感从属于信仰而非肉身。 想必，格林是想在此传达出宗教教义与人类情感的冲突，它们奉行着各自的法则，在本质上不相容。一方面，人天生具有情感欲求；另一方面，宇宙天生有道德力量（有时是宗教力量）。来自血液深处的情感对他提出向左的要求，而来自宗教的信念和责任感又对他规定了向右的指令。这种内心的冲突时刻折磨着他的灵魂。信仰需要呼唤一种自我鞭策的力量，而天然的情感似乎轻易地在毒害他本就脆弱的意志。 宗教将人类的情感划分道德等级，而神父作为肉身上的凡人至死忍受不可上帝对他心中无道德合法性的天伦之爱的否定。这是人性力量与神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应该把这条殉道之路的不通归咎于人类自身的情感弱点，还是宗教理想的非人性化特点上？宗教是否具有对情感的解释权和处决权？既然人的这项弱点也是人的基本属性，天堂是否真的对每个向往它的人敞开怀抱——除了将宗教条文置于情感需求之上？是否有一种更高的力量来引导神父做出决定性的选择？很遗憾，这种力量并没在小说中出现。 七 没有迹象表明格林是殉道主义的坚信者，即使他在威士忌神父身上倾注了极大程度的道德关注。 故事的结局并未给我们带来想象中的道德安慰，神父放弃边境（这也是条生死之间的疆界）外安逸的前景，面对费尽心机千里迢迢像个幽魂一样追踪他到边境来的混血儿，和对他的灵魂来说未必直达精神解脱的救人陷阱，他欣然听从了为自己赎罪的道德诱惑，决定动身跋山涉水去听一个谋杀犯的也许并不那么必要的临终告解。 这不是出卖者混血儿的圈套，这更像是上帝为他设置的救赎圈套。实则这趟归途并不能把他领向彻底的救赎（他是否已深知这一点？），他那双困顿的承载着象征意义的脚从始至终套着无形的索链，这索链是他身体上不能戒除的威士忌酒瘾，是他天性中劣根的膨胀和虚荣，也是他血液中无法弃绝的不光彩的父爱。 天堂与地狱在他的逃亡过程中彼此对垒，地狱的砝码总是因他的犯罪行为在相应地增加。在明知被出卖的前提下跟随混血儿回到逃亡的起点，这是灵魂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只是在救赎的假象中为了减轻罪恶感而对上帝进行的最后的贿赂？或者是逃亡与追捕的反复已经使得神父向浮现在心底的宿命预感缴械投降？至少，无论他是否回头，无论他选择哪一条路，宗教的审判都在路的尽头等着他。 小胡安“把双臂举过头顶，对着士兵同一排对着他的枪口英勇地高喊：‘主耶稣万岁！’”，并成功地在身后留下了鲜血被无数感动者用手帕争相收藏的传说。而威士忌神父呢，他到最后也没能获得一次正式告解忏悔的机会。在他死前，离他最近的依然是威士忌而不是上帝。他临死之前为自己排演的告解仪式因他对“罪恶果实”情不自禁溢出的柔情而终告失败： （……他放下酒，开始低声作一般的告解。他说：“我犯过通奸罪。”……他又重新开始：“我和一个女人睡过觉。”这时他想象中的另外一个神父问他：“多少次？”“那个女人结了婚没有？”“没有。”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又喝起白兰地酒来。 酒刚一沾舌头，他陡然又想起自己的那个孩子。她从耀眼的光亮中走进来，郁郁寡欢地仰着一张懂事的、愁苦的脸。神父说：“啊，主啊，帮帮她吧。把我罚进地狱去，我罪有应得，但是叫那个孩子永远活下去吧。”这本是他应该对世界上每个人怀有的爱，但他所有的忧惧和关怀却不公正地全部集中到那一个孩子身上……于是他转而去想那个混血儿，去想中尉，甚至一个他只在那个屋里坐了几分钟的牙科医生，他还想到香蕉种植庄园的那个小女孩……这些人不也都是在危险中吗？他开始祈祷说：“救救他们吧，主啊！”就在他这样祷告着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又回到站在垃圾堆旁边的那个孩子身上。他知道自己仍然是在为她一个人祈祷……） 神父还是未能在死前完成彻底的救赎，就被执行了枪决。我们无法从已有的信息中获晓他最后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 八 格林想写一个救赎的故事吗？何以他在临近小说尾声还在主人公之死上抹上讽刺的一笔，任由一个被扭曲成英雄的误会当成希望的种子播撒在那个听母亲阅读的小男孩心中。 可以说，无论是对主人公或他的敌对者——无论对正面精神还是负面价值，格林似乎都有意让自己保留了嘲解的权利。这种隐而不露的讽刺色彩始终渗透在格林这副摄影机眼光深处，并且这样的目光并非单单指向自身以外的世界（在《一支出卖的枪》中，他也曾写过一个对之作了插曲式调侃的不足道的小龙套，那个小龙套有趣地自称为“格林”。最精彩的讽刺功力，则当属《永久占有》那个可怕的短篇）。 他同自己的讽刺目光严格地保持着审慎而不失敏锐洞察力的绅士距离，内敛到不露痕迹，这与他的朋友伊夫林·沃（同样是“作为天主教徒”——让我很遗憾地觉得并没有在生前完全发展出他的天赋——的作家）那种天才式的尖刻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读者，对小说以外现实中的格林宗教观难以揣摩，即便在小说中，他也并没有先天地站在宗教一边，为殉道在文学中提供一个升华的戏剧化平台，也没有全然为无神论提供文学支持。在他的小说中，他始终秉持着公正，在人物中展开充满张力的宗教与无神论的相互对话（神父与中尉之间，另在《恋情的终结》《布莱顿棒糖》等小说亦如此）。 我们有理由推测，在格林的左脑中装着对天主教的辩护，右脑又饱含对无神论的共鸣，无论哪一方观点，都无法直接解读成格林的隐蔽自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格林对笔下主人公提出的问题视为他对自己的提出的问题。他的答案会是什么？对此，他似乎有意保持绅士般的缄默，一度申明自己并非人们所指的天主教教作家，似乎是在提请我们注意：天主教徒＋作家并不直接等于天主教作家。他只在小说中为我们充分展现他理解的宗教的辩证，而他自己则有权躲在小说背后保护他个人的微妙态度。既然在创作中，他没有为他的小说设定一个通往唯一结论的结局；在现实中，他也不会给出一种他自己的专断答案。 九 格林笔下的人物大部分都是身心有缺陷的人（从身体部位的残缺内化成性格上的某种致命缺陷），这种缺陷反应在行为上就变成孤注一掷的悲剧（不过格林好像并不迷恋于为悲剧涂上末世论基调）。 当这些人物与他们的现实处境构成一种紧张关系时，他们那防御型的性格却甚至不能为自己在死亡已逐渐逼近的个人命运面前保留挣扎的能力。贫弱与罪恶作为孪生现象出现在一片令人颤栗不安的道德区域，一系列的道德受困者名单，经格林有意的“恶性塑造”，接连走向上帝为他们准备好的失败。尽管这些人物生活轨道各异，在灵魂上却殊途同归。读者总是可以从他们的底层身份特征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相似性辨认出格林之笔的印记。格林无一例外地将灵魂上的宗教考验或肉体上的被追捕威胁（在威士忌神父身上，两种经验合二为一）摆在他的主人公面前，让他们作出各自的必然反应，以此使我们悟解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必须直面这样的生死困惑。 用格林自己的话来形容，他试图并相信自己一直都在专注于写的，是“事物的危险边缘”。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政治、经济、间谍、谋杀、宗教、麻风病这些外部处境的危险边缘，也可以解读为个人灵魂的危险边缘。 十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主题如此形而上的作家采取的叙事途径却又如此现实主义。我过去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就是——按照世界表面的现象来观察并得出停留在事物表面层次的结论。格林一举扫除了我对现实主义存有的偏狭定见，他让我看清：浪漫主义为我们把世界变得看似更好；而现实主义却为我们指出，这个世界因何不能变得更好。 格林抱有的小说理念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合拍，这种令他陷入风格上的孤立处境的坚守，伴随着他在整个20世纪大势所趋的现代主义大潮中走出一条脚印鲜明的逆向创作之路。现代主义的鼓吹者们企图剥夺故事在小说中的生存地位，而格林用实际方式保卫了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正确性。 他为我们示范了小说所能达到的各项艺术上的均衡：这些平衡是情节与人物间的平衡，幽默与悲悯的平衡，阅读趣味性与创作严肃性的平衡，也是现实主义的笔法与形而上主题间的平衡。 作为19世纪传统小说的嫡派传人，他继承了在20世纪已趋向没落的叙事传统，并以他非凡的技艺为恢复故事的名誉而贡献才华。格林不合时宜的存在，让我忍不住怀疑现代主义为小说所指明的方向是否真的正确？ 格林未能以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获得认可，却以他独有的宗教力度和道德深度说出灵魂反刍者的敬畏和困惑。他给我们带来的，远非一个“天主教作家”的标签所能涵盖。他用小说表明他的故事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也许比我们所看到的还要接近，而当我们进入对格林所引发的宗教问题——它们随时可以转变成普遍的信仰问题——的苦苦思索时，我们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世界最危险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