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鲁迅

素描鲁迅
顾文豪
刊于2011年3月23日《时代报》

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日夜躺着，无力读书写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写了篇《死》。到底是鲁迅，即便医生宣告了他的“就要灭亡”，这篇关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写得气势不凡，置诸现代文学议论死亡的文字中，仍是头一名。不过，这篇名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动人，也许恰恰是它吊诡地议论了生——鲁迅比谁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灭亡，却启动了他声名的另一种新生。
就此，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沦落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词汇。正如余华所言，鲁迅的命运即是从一个作家变为一个词汇，再从一个词汇变为一个作家。而鲁迅命运的转变，同时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剧情变化。鲁迅，就像是中国最准确的政情“温度计”，忽高忽低的体温，其实无关鲁迅，反倒鲜明见出整个社会的体温，是正常、感冒、还是发烧。比起这种“鲜明”，鲁迅本身反倒变得晦暗不明，他一生努力打破“铁屋子”，而自己却被各种力量美化、丑化、夸张乃至唾骂，最终铸就成一个不许碰一根指头的“铁屋子”。

此外，鲁迅又不时成为当代文化论战的试验场。逝世70余年，身后是非不止，争论不歇，即便再度谈论诸如鲁迅的文学创作、道德人格、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等等的老命题，也仍会生发出新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之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道统”，背后含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象征资本。不论左右中外，但凡论述中国，都想在鲁迅那里讨一点说法，占一点便宜——他是最管用的“红宝书”。
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却越来越不满惯常的那个“鲁迅”——教科书里的鲁迅。他们要的是一个亲切有味的鲁迅。尤其近年，鲁迅被一再要求“还原”、“唤回”、“平视”，可以说，鲁迅的被接受史始终摆荡在神化与反神化的两极，一边将其捧为旗手抵御当下的俗乱道荒，一边将其归位常人，力求撕去鲁迅身上的各种封条。就在双方不停争夺鲁迅的过程中鲁迅的面目反倒更清晰了些。

画家陈丹青自三年前“笑谈大先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就了七篇谈鲁迅的文字，好比是给此前教科书糟蹋得灰头土脸的鲁迅画了七张简净风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鲁迅并非一个词汇、概念或是什么说法，就是一个呆在上海，抽烟，爱看电影，爱买书的作家。他喜欢的鲁迅，是“好看”的人，“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温情、体贴，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赞叹“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于是鲁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鲁迅；而鲁迅与胡适日后在此地彼地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为圣人，忽而作恶魔，反致“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从此我们“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而《狂人日记》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在提醒我们文学或可为历史的寓言与预言。
陈丹青自认只是鲁迅的读者，多年嗜读鲁迅，对鲁迅的著作和生平事迹颇为熟稔。加之多年的江湖阅历和画家的纤敏直觉，他的鲁迅素描也就溢出了鲁迅常谈的边际和拘囿。值得一提的是，他谈鲁迅，不是戏说，戏说鲁迅、漫画鲁迅不是还原鲁迅，有时只是另一种方式的扭曲鲁迅。亦非故作惊人语，只是别出心裁，出以一己与鲁迅的多年神交的深交，径直说出自己的鲁迅印象。因为怀抱敬意，所以谈得恭谨；因为爱重鲁迅，所以谈得审慎；因为蔽障重重，所以知道对鲁迅恭敬并非是尊敬鲁迅最好的方式——绕开鲁迅，或者说，绕过那个符号的鲁迅才能更靠近原本的鲁迅。

陈丹青的鲁迅是写意的鲁迅，寥寥几笔，风致顿出，不似教科书上的鲁迅，皮毛骨骼，无一不合，却神气索然；同时，陈丹青又是在写鲁迅的“意”，以其独到的悟性体验，写出湮没不彰的鲁迅真意与本意；进而他还借鲁迅写写自己的意，从鲁迅的脸看见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遭到的屈辱，从鲁迅和死亡的暧昧话题延展至意识形态对个人的狎弄与形塑，从“鲁迅是谁”究问言论空间的珍罕难得。
鲁迅早已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话语平台之一。陈丹青的鲁迅杂谈是他的鲁迅印象录，历史已然流逝，我们无力还原历史，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依凭零碎的印象来想象历史，解读历史，最终把握部分真实的历史与部分历史的真实；也是他的读鲁报告，一份长达30年的读书心得，聪明体贴而富新意，同时他有意撇弃掀开遮盖其上的意识形态封条，益显直捷准确而有力；更是他在这话语平台上对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一次精彩分析，试图勾连鲁迅的周围人事和究问成就今日鲁迅面目的深在原因，从不满足于就鲁谈鲁，反倒成就了鲁迅话题的新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