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者

“我喜欢捕捉光鲜之下的阴影，肃穆之中的荒谬，可是这类事情做太多，就会变得好像只是在耍弄‘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小聪明，会变得非常幼稚，非常自以为是。我又会高潮从这层里面跳脱出来，否定自己的小聪明。
“但我仍不是光鲜或者肃穆的。”
读到这一段被撞了一下。“没错，我也是这么想。” 我和我周围有着相似经历的同龄人，还没开始相信就先说“不相信”，习惯了在所有场景里捕捉荒谬，感受虚妄；把庄严当成闹剧，把悲剧叫作“杯具”，受不了宏大的场景，甚至无法使用大的词汇。在最脆弱的时候我试着这样想过──所有的虚弱、恐惧、痛苦、不安，越是抵御强烈，越是紧密包裹，不如坦然柔和地承认并接受：它们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总做不好，因为总想要跳开，想要在路上，在云端。就像作者写到的，“我只是孤傲地，用文字筑起高台，一个字一个字往上爬，越爬越高，站在上面，疏离而睥睨，自以为远离俗世层，自以为清高又安全，喃喃诵背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文字积木其实虚妄而摇摇欲坠，如叠叠乐，抽掉一块就粉身碎骨。”
要不是晚上在地铁上看这书坐过了五个站，我还不能肯定这个台湾人写出了我一直想写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我也试过如作者用“好看”又“好笑”的笔调记录至亲的“死掉”，因为我也相信，“悲伤的、失去的、琐碎难耐的，只要把它说得好笑，也许就写得下去”。
本科毕业那个暑假，醉生梦死，看神马都是浮云。回到家的第二天，大清早，爸爸使劲敲门叫醒我：爷爷不在了。奔丧，回老家，路上大吃了一顿肉，因为到了家就要戒荦七天了。一直看到拉起的棚布还在担心着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到了奠堂前，握到爷爷皮包骨头的手臂，心惊，原来人死了真是凉的。看见一滴眼泪滴在他手上。旁边姑婆拉住我说，别让眼泪滴到他，太沉了，他会走不好。接下来几日，巫公、乐队、念经、烧纸钱、长跪、扎花圈、孝子取水、撒豆子，一幕幕像排演，连哭声长短都被安排。我在心里默默记录着，觉得自己是跳脱于这些荒谬之上的，站在云端打量着这场喧闹的悲伤。
落丧回来，离开前一个人到爷爷家，打开冰箱，把手伸到以前爷爷“藏”葡萄干的位置，——为防止我发现后马上吃光，没摸到葡萄。我发现自己哭得像头牛。如果有开悟这回事，那么爷爷的死让我感觉从云端回到地面，不知算不算一种？从那以后我学着用谦卑温和的态度看待周遭，试着重新衡量之前看轻的一些东西。浮云的重量是一滴眼泪落在手臂上。
作者在宝岛“中南部出生长大，到台北读书工作”，跟我这样大陆中西部长大，到上海读书工作的人很像，从出生到高中都生活在举目惟亲的“熟人社会”，高中毕业离开家门，念大学，工作，恋爱，一个人生活在举目无亲的现代都市。二者给予我们不同的安全感，前者是血脉相连朝夕相呴带来的温暖和力量，后者提供了进步便捷的公共设施和舒展私密与独立的个人空间，缺一不可。有人说我们这代人跟亲人的关系冷漠，我不觉得，我们只是疏离，融合，再疏离，再融合，疏离同时融合。
“回家是丢到，回来是捡到”，就是这样啊。只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出行之后外面的世界，并不可以像陈升《一百万》唱的那样：“外头生活若未快活，就要赶紧、赶紧转来咯”。
我之前在一篇文章写过：“我们穿行在两城，像侯鸟追逐适宜的气候，更像信徒寻求内心的节奏。我在这样的摆渡中获得安稳，因我坚信，不论智识，事业还是各种情感，都是处在变量中才能够好地达成，因之更能够被感知。我无法长久待在任何一个城，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在想象中保留一个城，用不绝如缕的想念继续编织空虚双城，并像卡尔维诺那样，把它记住。”刘梓洁说得比我好，她讲故事，还找到了一个藏在我心里的词，“返乡者”。我不敢轻率地把这个词牵来作我们这一代人的标签，但得承认，它抓住了一些东西。
有人问起为什么我留在上海，我的一个回答是，如果不回家，我会觉得他们一起好好地在那里，只要我回去，就会看到。即便我后来回家，没能再见到奶奶，没再见到爷爷，我也一直这么相信。不这样的话，太沉了，我会走不好。我一直想问却没问：有没有人也觉得，最安全的身份，是做一个“返乡者”。看了这本书，不用问了。